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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丹:倾心“融合”还是漠然“旁观”?——沈从文川南土改行的思想史与文学史意义

更新时间:2020-04-16 16:22:00
作者: 姚丹  
“正蕴藏历史上所没有的人事的变动”。这个变动是赤裸而剧烈的财物易主以及人事关系变动:“土地还家,土地回到农人手中”,他预判这“一系列变动过程”,“将影响到地面上每一个人,以及每一个人和其他另一个人的关系”[28]。然而他却不无遗憾地感慨“一群活在这么一个历史画中的人”,自身“竟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历史性的变动如何伟大稀有”,而多少有点麻木——“凡事如平常”,这令沈从文“感到一种奇异”[29]。这“奇异”于他激动地面对“如画山水”而发现普通农人的茫然无觉时也感受过:“四川人活在画图里,可是却不知用文字来表现,正如本地画家一样,都不善于从自然学习。”[30]

   我们有必要为被他诟病的川南人对“美景”与历史变动的双重“无动于衷”略做辩护。百姓对周边山水的“无知无觉”,主要由于他们将山水土地作为生产劳动、实践活动的空间,而不是审美再现的空间。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风景”时,就精到地分析过《诗经》中“自然”在上古人眼里所具有的实用性质:“森林或是狩猎的场所,或是取薪的地方;河川不是被视作逾越的障碍物,就是其水量的情况被首先关注;提到山,常常不是因为采集蕨菜,就是为了其他产物。”他指出“在《诗经》的世界里,自然只是被人们站在实用的角度、从它与人类的利害关系方面去看待的”[31]。这种对待“自然”的实用主义态度在某一历史时段于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外来者眼里的美丽风景,于农人只是耕作劳动的对象。在恶劣自然条件下劳作的农人,甚至没有“人”的形态:“人们可以看到一些野兽,雄的和雌的,黑色的,浅灰色的,给太阳晒得焦黑的,散步在田野里,匍匐在土地上,以百折不回的毅力在那里翻掘;他们发出清晰可闻的声音,当他们站立起来时,方才露出一张人脸……他们夜晚栖身在兽穴里,以黑面包、水和树根糊口。”[32]这是法国文学家和思想家让·德·拉布吕耶尔在1688年对于这群“人们在乡间所能看到的野兽”的描绘,“是后人在表达对衣不蔽体的贫苦农民的同情时,征引最多的段落”[33]。沈从文所见川南农人的生存较之17世纪法国乡村当然已改善许多,但也仍然挣扎在饥饿的边缘。沈从文一再感慨,这“锦绣山河”的 “土地如此肥沃,人民如此贫困” [34];虽然人民勤劳——“这里土地几乎无处不可以生产,也无处不为人使用到”——“可是一般生活实在穷困得很”,甚至即便作为蔗糖产地,“生产者孩子想吃一点糖也不可能” [35];一般农民“ 长年生产尚难图一饱”,“既无从得糖吃,也不会有钱剩”[36]。由于生存的压力,农民根本无暇顾及土地山川的“非生存资料性质”。如果风景是“被盲目与奴役遮蔽的美与自由”的“瞬间显露”[37],那么由于贫困而无法发现“美与自由”,正是川南人民的日常状态。

   然而,恰恰是川南人民面对“如画山水”“历史巨变”的审美感、历史感上的“双重无知”,为沈从文这样的外来者提供了进行审美描绘和历史分析的机会。在沈从文看来,山顶踽踽独行默默观看的自己,并不是别人所认为的 “对事不关心不热心的”漠然“旁观者”,而是“十分关心”且“异常倾心”于一切“发展和动变”[38],生命融合到“现实万千种历史悲欢里”,通过综合取舍最终“孕育和酝酿”新的认知、情感和表达的在地观察体验者。他可以替代性地理解、想象、融合并表达当地人民由悲惨而幸福的“翻身感”,达到“过去、当前与未来之间的贯通” [39]。这是他作为作家的自我意识和责任感,也是他自认为与其他外来工作者不同的参与历史的方式。

   其中他体验最为深刻的,是年轻农干、青年教员身上表现出来的令他感奋的热情、朝气和献身精神:“这些年青教员,有的还不过十几岁,都一腔热忱的,忍苦耐劳地在教书,一面学习一面克服困难地教下去,大都充满学习勇气和热心,却在物质条件不顺利环境中支持。”[40]那些“日日同在一起的本地土改村中干部,在本质上,心情状态上、言语派头上,工作方式上”,都给他留下“极深而好印象”[41]。他赞美他们:“都是中国真正的基本……这才真正是新中国的人民!”[42]沈从文一定在这些“真正”“新中国的人民”身上看到了他早年十分挚爱的年青军官的身影,他们的热忱、无私的生动朝气,与他当年所不断呼唤的“划龙船精神”,是如此地相似,正是这些“在地”的年青人在沈从文的“心”中打开了对接“过去”与“现在”的一道至关重要的门。于此,他接纳并体认到“新中国的人民”已经悄然发生的重大精神变革。

   沈从文对农民精神上的这种变化的观察和体认有着深刻的思想史意义,这些意义他没有做过多的理论阐释,而他的朋友贺麟,同样是在“参加”土改之后,认识到了在唯物主义的框架里,重视农民精神变化的现实意义。在新社会,对农民情感变化的重视,才是对他们作为“人”的尊严的重视。他指出,“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对被剥削者,轻视践踏,冷酷无情。他们不愿也不许被压迫者表示喜怒,流露真情。他们对被压迫者的真心话,情感的呼声,不闻不问”[43],而“为工农大众服务的辩证唯物论必然要注重被压迫的阶级所共有共鸣的热情和阶级的友爱与仇恨。而且感情属于感性阶段,亦可提高为理性,如正义感”[44]。

  

   三 写作的探索与挫折

  

   假如沈从文的在地观察体验所累积起来的心理经验和事实经验能顺利转化成他写作的心理能量和素材,那么六万八万字的小说的确是可期的。可是,他只留下了这13万字的书信,和“未完成”的小说《中队部》。《中队部》既没有使用“封建剥削”的理论框架来作“意在笔先”之“意”,而且小说也不是故事性的。这篇不到五千字的小说,写得相对“简陋”,终篇多是快节奏的“交代”,夹杂显得突兀的“工作进展报告”;全篇模拟“对话”,而且是单向的“由低向高”——“中队部”向“领导”的汇报性对话。小说叙述多,而描写和褒贬都较少,可说是一种比较拘谨的“现实主义”。沈从文严格再现他所身处的土改情境:首先是人与人之间那种不言自明的“等级”,其次,是“中队部”所处理的土改中“家事债务生产情况”的那种“单调”“平淡”。“单调”“平淡”既是土改实情,也与沈从文对川南人的观察了解有关。在沈从文眼里,川南人和他所熟知的楚地人民之间有着个性和才具上的令人遗憾的区别。楚人多少都具有着“抒情”的性格特点,与现实的柴米油盐工商政军有着明显的距离,发达的是他们多幻想的脑子和把热情付诸行动的身子;而川南人民却实在得多,生活里“缺少一种抒情气氛”,“这里没有歌”,反而培育了“过分发达”的“语言的能力”,即“词辩能力”。沈从文似乎对这种语言能力并无好感,他认为川人“虽会说话却不会说趣话”,四川袍哥“吃茶摆龙门阵,也少架空处,必然和家事债务生产情况有关连”,“才生动熟习”。少幻想,是此地乡村文化成熟(“务实”)之处。作为喜爱“务虚”的小说家,沈从文在川南就曾灰心地断言,如实描绘川人写出的作品“想见出点奇光异彩,怕就比较难”,“极少见博大些东西,或新鲜些东西”[45]。这或许才是沈从文写作“失败”的更为内在的“文学性”原因。就是说,作为富于浪漫色彩的异乡人,要融入川南这样“务实”的精神系统中是“困难得多,而且缺少共通性”。

   作为“土改书写”初步尝试的《中队部》失败了。但小说的副标题是“川南土改杂记之一”,我们可以期待他会继续写出“之二”或“之三”来“讲故事”,描写他最为关心的青年农干、教员的风采,向《李家庄的变迁》看齐,或者说与赵树理较劲角力,写出“叙事朴质,写事好,写人也好”的作品[46]。甚至于期待他兑现“忠忠实实来叙述封建土地制度下的多数和少数人事变迁及斗争发展”,“将现代史一部分重现到文字中”[47]的诺言。这都是有可能的。因此我更倾向于认为,沈从文写作热情被最终遏制,主要不是因为《中队部》的写作状况,而是由于小说《老同志》的退稿。

   在土改行之前,沈从文已开始短篇小说《老同志》的创作,在川南改到第七稿,这篇小说从题材上说与土改无关,可是从“如游离却融洽”的“倾心融入”角度而言,却是沈从文的一次重要努力。较之《中队部》,《老同志》用力较多的是人物刻画。这篇小说与沈从文其时的精神状态是比较接近的,他在四川普通农民特别是青年农干身上所看到的那种富于“主动精神”的主人翁意识,在“老同志”身上体现得也很明显。主人公“老同志”既没有多少文化,也不善于言谈,“手足贴近土地辛苦勤劳五十年,性情成了定型,沉沉默默,只做事,少说话”。“沉沉默默,只做事,少说话”是沈从文最为赞赏的人格类型[48],他赞美老同志“生命的火和大炉灶中的高热炉火,俨然融合而为一,永远在为一个人类崇高理想而燃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小说甚至写道,老同志、另一个劳模、高尔基和鲁迅这四个人的画像与马恩列斯四大领袖画像并列,“当作人民功臣”挂在饭厅两边墙上。在这个评价体系里,“老同志”是可以和“领袖”人物平起平坐的。然而《老同志》却没有发表的机会,甚至他直接寄给丁玲,也没有得到推荐[49]。《老同志》投稿的失败打击了沈从文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美学”,那种“沉默而工作”的美学。他意识到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这样“平凡”的人是不会被接纳为“英雄”的。因此,他只能到其他领域为他最尊崇的“沉默而工作”的劳动人民写心。

  

   四 “劳动”与“历史”

   《老同志》结尾处的一段话,集中表达了沈从文对于“劳动”这一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认识:

   马克思列宁一生关心注意的,讴歌赞美的,对之抱着深刻信任和希望的,特别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认识得极深刻,理解得极透彻,而在一个崭新的光荣伟大时代中,为了完成中国历史任务,要求于万万人民对于劳动热情的新道德品质,老同志所保有的,恰是一个全份。这种优秀的伟大的劳动道德品质,在阶级社会里,历来都被统治阶级所忽视轻视,由压迫剥削转成为奴隶屈辱和永久苦难。虽创造了历史文化,可从不曾在历史文化中得到应有位置。现在觉醒了,明白的意识到自己作了主人,而且和万万人民来共同创造一个崭新的既属于民族也属于世界的文化。老同志虽不识字,可完全明白这个道理,深信这个道理。因此话虽说得极少,事情总做得极多……中国能够站起来……就是因为在任何地方,在一切平凡单调艰难烦琐工作中……都有和老同志一样的劳动人民,在无私无我的为建设国家而努力。[50]

   由此大致可以看出,沈从文对中国革命意义上的“劳动”观念理解的重点,一是“劳动”的尊严政治的含义,二是平凡劳动者乃历史的创造者。

从尊严和道德的意义上为“劳动”赋予意义,这一思路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五四,很可能是蔡元培的劳工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他。蔡元培对“劳工”的定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框架中考察“无产阶级”的劳动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还是有区别的。1918年蔡元培在演讲中高度肯定劳工,其“劳工”概念是宽泛的:“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51]沈从文基本上承接的是蔡元培这种宽泛的劳工概念,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算在内。所以在1950年他会把“工农兵”和“科学家”视作同样的“虔敬和热忱”“无私而忘我”的“万千沉默无言的工作者”,他们都从事着“沉闷单调辛苦困难”[52]的劳作。如此抬高“劳工”的价值,其实蕴涵着一定的矛盾。劳动,从古至今无分中外,常被视为低贱的。中国古代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说法;而在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中,劳动也始终是处于被蔑视的位置。亚理斯多德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政治的动物”,这意味着人的本质是追求自由,而参与公共事务又是追求自由的重要表现。正如阿伦特所言,希腊城邦时代“对劳动的蔑视”,“最初源于摆脱生存必须性而追求自由的强烈渴望”[53]。从政治参与度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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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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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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