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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海燕:作为“转轮王”和“文殊菩萨”的清帝

——兼论乾隆帝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更新时间:2020-04-15 17:13:18
作者: 安海燕  
有关清朝帝王最早被视为“转轮王”的情形,美国清史学者柯娇燕说:“在蒙古—满洲体系中,清朝第一个皇帝皇太极,从唐太宗李世民、成吉思汗和忽必烈(也代表着菩萨)那里继承了‘转轮圣王’的合法地位。”28这一表述实不准确。首先,根据甘德星的考证,就目前所见史料,并无皇太极被称为“转轮王”的文献佐证。29其次,就“转轮王”称号而言,并不存在合法性继承关系。柯娇燕没有注意到的是,在同一时期的不同政治集团中,可以有多个转轮王。除了上文提及的蒙古部落首领以及同时期的明朝帝王,清初与达赖喇嘛联合统治西藏的和硕特汗王顾实汗也被五世达赖喇嘛称为转轮王。30对于皇太极没有取得“转轮王”称号的原因,甘德星指出,满洲征服漠南蒙古和朝鲜以后,皇太极声威日盛,其势力已不在当年获赠“转轮王”称号的俺答汗、林丹汗之下;满洲亦已与藏传佛教建立了联系。因此,皇太极已经具备转轮王的条件。但皇太极此时并不汲汲于转轮王之名,可见此封号于政治上无甚效用。31此说不无道理。

   事实上,目前所见清帝最早拥有“转轮王”身份的是顺治帝。在皇太极征服漠南蒙古,建立大清国后,西藏僧俗统治者看到了东方世界的这一巨变,决定派遣使团至盛京,以图日后的发展。于是,崇德四年(1639)年底至五年初,西藏方面派遣以五世达赖喇嘛手下的高僧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率领使团前往满洲。使团来到盛京后,受到皇太极的隆重礼遇。满洲此时亦寄希望能通过藏传佛教争取全蒙古。崇德七年,皇太极派使者携带致西藏政教各派领袖的书信回访西藏。西藏方面于顺治元年(1644)年和二年分别向清朝致书回信,但此时皇太极殡天,他们致书的对象已经是顺治帝了。32在西藏上层写给顺治帝的书信中,有一封顺治二年五世达赖喇嘛写给顺治帝的信函。该信题头称顺治帝为“女真博克多皇帝”,正文是繁复华丽的佛教赞美之辞。在赞辞中,达赖喇嘛称顺治帝为“乱世的伟大的以力转轮者”(rtsod ldan gyi dus kyi stobs kyi ’khor los sgyur ba chen po)。33“以力转轮者”是藏文中对“转轮王”的常见表达。可见,五世达赖喇嘛是将“转轮王”看做对顺治帝的修饰语的。此外,顾实汗也称顺治帝为“转轮王”。顾实汗在顺治三年致顺治帝的书信中说:“如今久闻以亿万福德吉祥所创造具有宝身尊胜无畏,登上汉人皇帝宝座,皈依并尊崇佛法之宝,以慈悲为怀,安抚所有黎民百姓,剿灭邪恶异己,称为转轮王皇位吉祥成就盛名者。”34这里指出了顺治帝入主中原和尊崇佛法两个成为转轮王的要素,此语境下的“转轮王”已经与“文殊菩萨化身”无异了。35在此需要重申的是,在顺治帝被称为转轮王的同时,顾实汗也被五世达赖喇嘛称为“转金轮王”。36

   顺治元年清军入关,清朝正式取代明朝成为中原的统治者。顺治帝顺理成章地成了第一位拥有“文殊菩萨化身”称号的清朝皇帝。37顺治三年三月,五世达赖喇嘛复遣使请安并呈进礼物致书顺治帝。这封书信其实是一篇与礼物一同呈上的具有佛教色彩的赞辞(《清实录》称作“丹书克”),其中称顺治帝为“真命天子曼殊师利之化身”。38达赖喇嘛将顺治帝称为文殊菩萨化身,体现出他对顺治帝作为中原统治者身份的确认。顺治帝获得“文殊菩萨化身”称号,意味着他同时是转轮王。因此,在此后西藏地方与清廷的往来文书中,称清帝为文殊菩萨的化身几乎成为定例,兼称清帝为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的情况也不少,而单称转轮王的例子并不多。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清帝之拥有文殊菩萨化身称号是基于其中原统治者的身份,与边疆地区纳入清朝管辖的过程无必然联系。早在喀尔喀蒙古归附清朝以及西藏、回部被置于清朝的直接统治之前,蒙藏上层已频频称清帝为文殊菩萨化身了。此前有学者以为顺治帝被称为“文殊菩萨化身”是在顺治九年达赖喇嘛与顺治帝会面之后,其实不然。39在内秘书院档案中保存的多件顺治初年西藏方面致顺治帝的书信中,皆称顺治帝为文殊菩萨化身。除了前文所及外,兹不妨再举数例说明之。顺治四年,来自西藏顾实汗方面的墨尔根济农上书顺治帝奏请圣安并献礼物,他在信中说:“最胜曼殊师利之大化身,夺取大明政权,皇帝您占领南家思国(nanggiyas, 汉地)。而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化身察克拉瓦尔第(Cakravartin,转轮王)诺门汗之政教土伯特国,则由我们可汗占领。”40这里明确指出,顺治帝夺取大明政权,作为文殊菩萨化身统治中原汉地,而顾实汗以观世音菩萨化身转轮王统治西藏。这反映的正是统治西藏的和硕特汗廷与清朝双方承认彼此政权的睦邻关系。此外,从顺治六年二月至九年十一月,达赖喇嘛多次致书顺治帝,内容包括请安和商议朝觐的时间、地点等事宜。这些信中无一例外地将顺治帝称为文殊菩萨化身,诸如“圆满威德尊胜一切世间至尊至上曼殊师利皇帝”“君临天下至圣曼殊师利皇帝”“圆满吉祥天下之主,至高无上曼殊师利大皇帝”等等。41

   康熙帝即位,蒙藏高层延续了“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的称谓,这两个称呼频繁出现于蒙藏高僧给康熙帝的奏文中。例如,康熙二年(1662)四月,西藏上层之达赖、班禅、第巴等同时向康熙帝上请安折。达赖喇嘛奏折之抬头称康熙帝为“征服一切至上皇帝”,在正文的赞辞中称其为“信仰之曼殊师利”;第巴代替和硕特汗王达延汗向康熙帝上请安折,称康熙帝为“至上文殊皇帝”;班禅喇嘛亦称之为“至上曼殊师利”。42康熙十四年,五世达赖喇嘛奏康熙帝,陈述他答复吴三桂使臣不支持叛乱一事。在这道奏折中,五世达赖喇嘛称康熙帝为“以长寿天保佑之力转轮者天地之主宰曼殊师利上皇帝”。43又如,康熙十八年,喀尔喀部贵族额尔德尼济农在给康熙帝的奏文中亦称之为“曼殊师利皇帝”。44康熙年间,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致书康熙帝时亦称其为“以天赋之力转轮者掌权曼殊师利皇帝”。45这些都是喀尔喀蒙古和西藏正式归附清朝以及准噶尔问题解决之前的相关例子。46

   继康熙帝之后,雍正帝亦被称为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雍正十年(1732),七世达赖喇嘛以土尔扈特部阿玉齐汗之子策凌敦多卜向达赖喇嘛请封汗号一事上奏雍正帝,奏折抬头即称雍正帝为“承天奉运,在瞻卜州广大地域转动力轮之曼殊室利大皇帝”。47经过顺、康、雍三朝的经营,至乾隆时,蒙古、西藏、回部悉皆纳入清朝版图。蒙藏地区与清朝的往来更加频繁,清帝被蒙藏上层称为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也更加普遍。六世班禅在热河与乾隆帝首次会面时即称后者为“文殊大皇帝”。在六世班禅为乾隆帝所献祈愿辞中更多次将乾隆帝比作文殊菩萨和转轮王。48顺康雍三帝对于藏传佛教赋予的转轮王和文殊菩萨称号是以被动接受为主,乾隆帝则表现出对“转轮王”尤其是“文殊菩萨化身”称号的主动接纳。49对此,学界关注较多的是目前存世的多幅乾隆帝御容佛像唐卡。在这些画像中,乾隆帝结跏趺坐于莲花宝座之上,头戴黄色僧帽,身披袈裟,右手施说法印,左手施禅定印,托法轮,左肩托般若佛经,右肩托智慧剑。其手持的“法轮”是转轮王身份的象征,而般若佛经和智慧剑是文殊菩萨的标志。50这些御容佛像唐卡的绘制都经过乾隆帝本人的授意和安排,显然,乾隆帝主动悦纳了藏传佛教赋予的“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称号。

  

   三、乾隆帝对“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称号的接纳

  

   如前所述,清朝入主中原后,清帝被藏传佛教赋予了“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称号。清帝对这两个称号的接纳体现出由被动到主动的变化,这与帝王个人对藏传佛教的亲近程度有关。51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来看待乾隆帝对“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这两种身份的主动接纳呢?美国新清史学者藉此认为乾隆帝意欲以藏传佛教的思想和宗教形象统治蒙藏地区。钟焓对此持反对意见,他认为清帝对于相关名号有着“自称”与“他称”之别,“清朝君主在藏传佛教信徒面前依然是以皇帝的身份自居,而‘文殊菩萨化身’等他称类型的名号实际上是作为皇帝的修辞语而使用。那种认为清帝是以一种与皇帝不同的文殊化身之类的教主形象呈现在蒙藏群体面前的观点可谓失于片面”。对于乾隆帝御容佛像唐卡,钟焓认为“应视为反映皇帝个人宗教观念的产物。也就是说,此类画中将乾隆帝描绘成文殊菩萨,并不属于皇帝想要在公开的国家政治生活领域中着力向外界尤其是其统治下的多数臣民展示的形象”。52笔者倾向于赞同钟焓的观点,在此就作为乾隆帝之修辞语的“转轮王”“文殊菩萨化身”称号做进一步的考查。

   其实,只要我们认清乾隆帝运用“文殊菩萨化身”称号的实质,大可不必讳言乾隆帝在公开政治场域中以此形象呈现的事实。从目前所存七幅乾隆帝御容佛像的来源看,它们曾分别悬挂于北京的雍和宫、承德的普乐寺、普宁寺、普陀宗乘之庙,以及拉萨的布达拉宫等处。这些地方并非皇帝的私人场所,除了寺院僧人,往来其间的主要是皇家成员和少数蒙藏上层人物。这些按照藏传佛教唐卡构图来呈现的画像的确体现出清帝向有限范围内蒙藏人士传达其作为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的意图。但是,如果据此认为乾隆帝以藏传佛教的这两种身份统治蒙藏族群,则有过度阐释之嫌。乾隆帝制作的这些画像只是一种在有限范围内的装饰品。如果说这种融入了乾隆帝个人对藏传佛教偏好的皇帝形象有什么更多的含义,那也不外乎是增加他对蒙藏高层的亲和力和他身为清帝的神圣性。53以下对乾隆帝接纳“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称号的原因稍作分析。

   如前所述,元明两代的帝王已被藏传佛教称为文殊菩萨化身,到了清代,中原汉地的统治者是“文殊菩萨化身”这一观念已深入蒙藏知识界。蒙藏方面不仅将当时的清朝皇帝称为文殊菩萨化身,在回顾历史时,也将元明的皇帝称为文殊菩萨化身。例如,五世达赖喇嘛称元世祖忽必烈为“受天承命的曼殊室利皇帝”,蒙古高僧阿旺·绛央尼玛(Byin pa Ngag dbang ’jam dbyang nyi ma)称明太祖为“文殊菩萨装扮成人间帝王的大明洪武皇帝”。54乾隆帝崇信藏传佛教,与此前诸帝相比,他对藏传佛教更加熟悉,加之有章嘉国师作为其顾问,这使得乾隆帝非常了解“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在藏传佛教传统中的意蕴。因此,在一些非正式的语境中,他常以“文殊菩萨化身”(亦是“转轮王”)的形象自比。这无疑能增强受藏传佛教浸润的蒙族族群的接受度。

   至于以“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神化满洲,神化清帝,更不必待言。正如沈卫荣所说,这两个称号“无疑可以在作为世俗君王的乾隆皇帝身上添加上富有魅力的宗教神性,标明他是一位超越了世俗万有,具有统御十方、救度众生之智慧、方便和愿力的非凡的政治领袖。”55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清帝是文殊菩萨化身的说法来自藏传佛教,但文殊菩萨信仰在汉传佛教中也非常流行,于是,借着藏传佛教赋予的这种神性,乾隆帝将清帝是“文殊菩萨化身”这一命题扩大到了他的汉地观众面前。在乾隆帝授意文臣撰写的《满洲源流考》中,清帝作为“文殊菩萨化身”的历史被回溯至清朝“光启东土”之时,并称“满洲”之名来源于文殊,其曰:

   满洲本部族名……建号满洲,是为国家开基之始。以国书考之,满洲本作满珠,二字皆平读。我朝光启东土,每岁西藏献丹书,皆称曼珠师利大皇帝。翻译名义日曼珠,华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室利大教王。经云释迦牟尼师昆卢遮那如来,而大圣曼殊室利为昆卢遮那本师,殊珠音同,室师一音也。当时鸿号肇称,实本诸此。今汉字作满洲,盖因洲字义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实则部族,而非地名,固章章可考也。56

按:“曼珠师利”是“文殊室利”的异译,即文殊菩萨。“丹书”又称“丹书克”,即西藏遣使向明清帝王贡献方物时一并进呈的表文。57“满洲”作为部落名在努尔哈赤的时代就已经存在,58“满洲”之名何时产生,有何含义,中外学界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并不始于西藏献丹书。59可以说,乾隆帝将西藏献丹书与满洲源于“文殊”相联系,无非意在强化满洲和清帝的神圣性。乾隆帝运用文殊菩萨化身形象神化清帝和满洲的做法并不能作为清朝统治之非汉族性的证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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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史研究 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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