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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春季学期读康德

更新时间:2020-04-13 21:38:49
作者: 刘小枫 (进入专栏)  
“在自己周围传播一种理性地尊重每个人的独特价值和自己的思维”的精神,并把传播这种精神视为自己的“天职”。这里出现的“天职”一词非常耀眼,因为它让人想起清教徒精神(或狄森特精神)。事实上,“挣脱受监护状态”与“不从国教”在含义上没有实质性差别。

   但我们更值得注意到,康德随后还说,这种人(“公众”)甚至可能是“那些被指定的监护人”——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教授、牧师和医生。这一提示让我们恍然大悟:康德的这篇文章是为“星期三学会”成员而写的,意在劝导他们成为“公众”。因为,他们虽然个个有“理智”,而且已经敢于秘密结社“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智”,但他们毕竟还是教授、牧师和医生。

   由此看来,我们在前面的理解没有错。康德让我们看到,他在这里进一步解释了谁是自由的“少数人”——他们是“公众”。公众不是“大众”,毋宁说,他们是“少众”,因为只有他们能自己“给自己启蒙”,然后将“实现思维方式的真正改革”视为自己的“天职”(《卷八》,页41)。

   我们现在可以理解,康德写这篇文章的首要意图是告诉“星期三学会”的成员:虽然你们现在仍然是国家的“监护人”(教授、牧师和医生),但你们已经在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智和良心,再往前迈进一步,你们就会成为“公众”。

   何谓“让公众自由”

   [5]接下来的第5自然段很长,足足两页,是全文中最长的自然段。它恰好位于全文中间,也许仅仅是偶然。在这里康德进一步解释什么叫“让公众自由”。既然只要让“监护人”自由,他们就会成为“公众”,从而就能让“大多数人”自由,那么,“让公众自由”等于让“监护人”自由。问题在于,何谓或者如何让“监护人”自由。因此,康德在这里首先进一步定义了“启蒙”:“这种启蒙所需要的无非是自由。”

   什么样的“自由”?“在所有事情上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全集》卷八,页41)。“公开地”与“秘密地”相对,但我怀疑这里的“公开地”应该译作“公共地”,因为随后有“私下地”。

   随后康德开始举例:军官、税务官、牧师都禁止“理性思考”,唯有一位君王(世界上唯一的一位君王)鼓励理性思考,但这位君王同时又要求服从。康德指的是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他是哲学爱好者、学者、作家,但同时又是国王,因此也要求服从。

   康德由此推论,只要国王允许甚至命令教授、牧师、医生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性,“启蒙”这事儿就成了。但是,康德同时承认,国王的统治仍然得服从。因此,他说,“可以严格限制对理性的私下运用”,这不会妨碍“启蒙的进步”。

  

   这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理性的“私人运用”指教授、牧师、医生在体制内位置上的运用:在课堂上、在布道坛上、在医院里,都得按国家的要求讲话。一旦他们离开课堂、布道坛、医院,来到比如说报纸、月刊或今天的微信圈,他们就可以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于是我们读到(页41倒数3行):

  

   我把对其理性的公开运用理解为某人作为学者在读者世界的全体公众面前所作的运用。至于他在某个委托给他的公民岗位或者职位上对其理性可以做出的那种运用,我称之为私人运用。(《全集》卷八,页41-42)

  

   比方说,康德作为大学教授,他在课堂上就不能说政府或教会的坏话,但在传媒上就可以。康德后来出版了《理性限度内的宗教》,弗里德里希二世已经过世,他儿子威廉二世继位后压制启蒙分子,康德受到警告。康德凭靠这个理由为自己辩护:他在大学讲堂里绝不传授有违国家宗教的言论,但在公共出版物中则有这样的自由。④

   可以看到,康德的“公众自由”指的是如今的所谓“公共空间”,它由出版物尤其传媒构成。这是一个超越国家的领域,在这里每个人都有运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

   两种“公民”概念

   必须注意,康德在这里承认,公民(臣民)对国家(政府)有服从的义务:“在这里,当然不能允许理性思考,而是必须服从”(页42,行5)。但康德紧接着就提出了另一个“公民”概念:一个人在做国家“公民”的同时,他也有权利做一个“世界公民社会的成员”,从而“具有一个通过著作来面向真正意义上的公众的学者的身份,那么,他当然能够理性思考”。

   这个自然段很长,不外乎要说明的就是这番道理。他举的例子中最为精彩的是牧师的例子:作为拿国家工资并为国家服务的神职人员,他“有责任按照他所服务的教会的信条对其教义问答课程的学生和教区信众宣讲”。

   但是,他作为学者有充分的自由甚至天职,把他经过谨慎检验的、善意的关于那种信条中有错之处的所有想法,以及关于更好地安排宗教事务和教会事务的建议告诉民众。在此,这也不是什么能够归咎于他的良知的事情。(《全集》卷八,页42)

  

   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证,康德这篇文章的言说对象是“星期三学会”的成员。康德告诉他们:你们在体制内当然不应该自由运用理智,但一旦作为“学者”就必须自由运用理智。这里的所谓“学者”并非真的指受过学术训练或做学问的人,而是指把“摆脱受监护状态”视为自己的“天职”的人。因此,“每个人都是一位业余的学者”,在康德时代成了一个“激进的标准口号”。⑤用今天熟悉的语词来说,康德这里所用的“学者”一词,等于我们所说的“公知”。

   显然,康德在这里颠倒了“公共”与“私下”的含义:按我们的理解——按传统的理解也如此,“公共”指政治,“私下”指非政治。康德为什么要反过来用?不难设想,弗里德里希二世看到这样的说法,不会找康德的麻烦。

   但我们值得对比苏格拉底:与康德相反,苏格拉底“私下运用”理智时是自由运用,“公共运用”理智时是服从国家。如此差异意味着什么呢?无论意味着什么,康德与苏格拉底截然相反。

   公共空间

   如果理性的自由运用意味着自由地想、说、质疑,没有任何权威的约束,那么,私下运用理性也就把所有这一切都限制在有限的空间。反之,自由地想、说、质疑,没有任何权威的约束风气,就会在“公共空间”到处蔓延。

   倘若如此,问题就来了:康德何以可能让人既[私下]服从国家又[公开]不服从国家?既然“公共地”运用理性等于可以在传媒上自由言说,那么,他所说的“私下”(亦即在体制内)服从国家还有什么意义呢?用今天的话说,康德岂不是在教唆“双面人”?有人在单位上“左”得不行,下班后上微博就“右”得出奇,难道是康德教出来的?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逻辑矛盾:要么康德的脑筋有问题,要么,他刻意这样说,以便教唆“思维方式的真正改革”。这里的“改革”与“宗教改革”是一个词,还出现了“良知”的概念。康德未必真的信基督教,但他的思想的确带有清教气息或狄森特习气。

   由此来看,他接下来说的话实在令人费解:

  

   一位被聘用的教师在自己的教区信众面前运用自己的理性,纯然是一种私人运用,因为这些信众即便人数众多,也始终只不过是一种内部的聚会;而且就此而言,他作为教士并不是自由的,也不可以是自由的,因为他是在履行一项外来的委托。与此相反,作为通过著作对真正的公众亦即世界说话的学者,神职人员在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时享有一种不受限制的自由,去使用他自己的理性,并且以他自己的人格说话。因为人民(在宗教事务中)的监护者自己又应当是受监护的,这是一件荒唐的事情,其结果是使种种荒唐的事情永恒化。(《全集》卷八,页43)

  

   可见,康德自己挑明了他所说的“公开”和“私下”运用自己的理性的内在矛盾。

   康德的启蒙激清

   接下来的第6自然段让我们解开了所有困惑。这个自然段的长度仅次于上一段,足有一页半。我们看到,用今天的话说,这段言辞充满革命的激情。可以说,这一自然段是康德的“启蒙”观的真正展现。

   [6]康德接续谈启蒙与宗教的关系,这与默森在“星期三学会”的第一次聚会上提出的问题一致。他刚刚才说,神职人员有义务监护国民,亦即让人民臣服国家,但现在他却说,这种监护不可能或者不应该“永恒化”:

  

   这样一个为永远阻止人类的一切进一步的启蒙而缔结的契约绝对无效,即便它由最高的权力、由帝国议会和最隆重的和约来批准。一个时代不能联合起来,共谋将下一个时代置于一种状态,使其必然不可能扩展自己的知识(尤其是十分迫切需要的知识),涤除错误,并且一般来说在启蒙上继续进步。(《全集》卷八,页43)

  

   康德以一个更高的原则否定了现世中的政治权威:首先否定的是“最高的权力”即国王的权力,然后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议会的权力,最后是“最隆重的和约”(君主国之间订立的和约,当时君主国之间战争不断)。这个更高原则就是人类“在启蒙上继续进步”,它超越所有具体的政治单位。与前面对“启蒙”的界定(即“理智的自由运用”)联系起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康德把实现所有人能“自由运用理智”视为最高的现实原则。

   在这一原则面前,上一自然段谈论的“公开”和“私下”运用理智的区分完全消失。换言之,这种区分仅仅在当前有效(由此引出第7自然段的说法),若从未来着眼则无效。

   不仅如此,我们看到,所有人能“自由运用理智”的启蒙原则还成了宗教性的神圣原则,因为,违背这一原则就是“犯罪”,这里的“犯罪”是犯宗教罪:

  

   这会是一种违背人的本性的犯罪,人的本性的原始规定恰恰在于这种进步;因此,后代完全有权把那些决议当做以未经授权的和犯罪的方式作出的,而抵制它们。(《全集》卷八,页43-44)

  

   这里出现的“抵制”一词值得充分注意:首先,它与清教精神若合符契。第二,它是今天已然“全球化”的“公民不服从”风气的理论根源:一个国家的公民有权凭靠“自由运用理智”的原则抵制国家的法律。由于“自由运用理智”的原则是“人的本性的原始规定”,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一原则就是一项“人权”诉求。

   新教精神即便反罗马教会制度,也要求信徒遵守自己所属教会的制度管制。康德的“抵制”针对新教,等于“抵制”所有制度。从这一意义上讲,康德的启蒙哲学比清教精神更为激进。

   “世界公民”概念的激进性质

   康德接下来就说到“一国人民”。现在我们应该意识到康德在一开始用到的“人”(或“人类”)这个概念在文章中的演变轨迹:首先是多数人–少数人的区分,然后是具体职业人(神职人员、国家公务员),然后是公民–世界公民的区分。现在他说,“一国人民”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公民,而应该同时是世界公民。

   我们来看康德如何论证这一点,他首先说:

  

   关于一国人民,能够通过决议产生出来作为法律的一切,其试金石在于如下问题:一国人民是否能够让自己承担这样一种法律呢?现在,仿佛是在期待一种更好的法律,这在一段确定的短时间内的可能的目的是引进某种秩序。(《全集》卷八,页44)

  

康德把自己摆在了立法者的位置:他要用“一种更好的法律”秩序来取代现有的法律秩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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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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