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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新:国际关系理论家的预测为什么失败?——兼论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差异与互补

更新时间:2020-04-13 20:58:10
作者: 王立新  
在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和大陈岛以及中国政府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后,艾森豪威尔政府误以为中国正在策划进攻金门并最终攻占台湾,决定以武力保卫台湾,并于1955年3月制定了一个秘密计划,其内容是台湾军队撤出金门和马祖、美国对中国东南沿海进行封锁以及在台湾部署核武器以阻止大陆的进攻,必要时可以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艾森豪威尔派遣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ArthurRedford)和助理国务卿沃尔特·饶伯森(WalterRobertson)赴台说服蒋介石接受该计划,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可以想象,如果蒋介石选择接受该计划,中美之间很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战争甚至核战争。在两位作者看来,是偶然性因素和好运气而不是双方成功的战略和政策避免了中美大战的爆发。

   加迪斯批评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家在内的社会科学家对现实的理解是典型的“化约主义”(reductionism,一译“还原主义”)。化约主义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加以理解,主张用最少的变量解释最多的事物,并致力于通过发现长期趋势和建立模型来对未来进行预测。化约主义思维方式创造了与历史学截然不同的 “标准社会科学模式”,即“把人类行为归结为一两个基本的‘原因’,而没有认识到人的行动经常出于多种复杂原因的一整套解释”。这种解释倾向于把事物视为“静止的”,“忽视了人的行为,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行为,都可能随着时间变化发生变化”;同时,这种解释“未能意识到,面对相似的形势,不同的文化——更不用说不同的个人——反应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因此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经济学和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现代化理论以及弗洛伊德心理学就是这样的理论。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也有类似的批评。他认为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常规社会科学学科都“以自然科学为模型”,以探求普遍规律、追求普遍性知识为宗旨,但是,“无论怎样真诚地追求普遍性,迄今为止,在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于普遍性的期待从来没有真正地实现过……有些更为极端的批评者甚至提出,普遍性乃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建立在这种普遍性基础上的“对于预见性的期待”自然也是无法实现的。

   而这种标准或常规的社会科学学科之所以采取化约主义的方法,强调理论的简约、稳定和普遍适用性,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未来进行预测。如果在其理论中添加多重变量,承认不同变量之间的复杂互动,考虑时光流逝可能带来的变化以及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并兼顾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领导人的不同个性,那么预测就会变得相当困难,甚至不可能。但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和国际关系是异常复杂的,不同文化和不同个人面对挑战时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国际局势的演进和重大事态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结果,过去曾经出现的某些模式不一定必然会延续到未来,因此单凭简约的理论是无法进准确预测的。同时,必须认识到国际关系学不是所谓的硬科学,也不应该成为硬科学,而是有着很强的人文特性。国际关系研究应该从人文学中获取滋养,以弥补学科自身的缺陷。

  

   在各种人文学中,关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学科无疑是历史学,特别是历史学分支中的外交(国际关系)史。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理论)无疑有很大区别,这些区别反映了作为一种人文学的历史学和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学之间的学科差异。

   第一,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都研究国际关系史,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目的是再现和解释过去,并从历史中汲取教益,再现和解释过去本身就是历史学的目标。这一目标也决定了历史学家重建过去的主要方式是叙事,通过叙事对过去进行描述和解释。而国际关系理论家研究历史则是为了寻找证据以构建和提出理论或修正既有理论,而非为过去提供更好的解释。也正因为如此,国际关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对理论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在国际关系理论家看来,理论本身就是目的,历史事实的选取和历史过程的描述是为论证理论服务的;而在历史学家眼中,理论本身并不是目的,理论只是帮助其解释历史,特别是因果关系的工具,从属于历史解释,是为历史叙事服务的。用杰克·列维(Jack S.Levy)的话说,“两个学科之间的差异不在于一个学科是理论性的,另一个学科不是理论性的,而在于它们以不同的方式使用理论。政治学家构建和检验理论,而历史学家使用理论或一系列理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组织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解释”。好的历史解释需要理论的深化,而好的理论需要历史经验事实的证明。从叙述方法上,历史学将理论嵌于叙事之中,并不把描述和解释截然分开,通常是先提出问题,然后运用史实和理论工具对该问题进行解释;而国际关系学将叙事嵌于理论之中,通常是先提出理论,然后通过史实描述来证明该理论。

   第二,历史学家致力于关注和解释历史上发生的具体事件,研究目标是描述、解释和理解单个事件,尽管也会进行比较并承认不同事件之间会有相似性,但不认为存在完全相同的事件。而国际关系理论家对解释单个具体事件缺乏兴趣,热衷于解释一类事件,把单个事件作为某类事件中的个例来加以研究,从中寻找导致此类事件发生的共同因素,其研究目的不是为单个事件的发生提供深入和全面解释,而是寻找适用于一类事件的普遍模式。如果说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是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政治学家感兴趣的则是普遍的革命的影响;历史学家研究一战的根源,政治学家关注的则是战争的普遍根源;历史学家探究罗马帝国兴衰的原因,政治学家则探究帝国兴衰的普遍规律。国际关系理论家对事件的研究往往脱离语境,把历史事件视为独立的、普遍现象中的个案加以研究,并对普遍现象发生的原因进行概括、归纳、抽象和理论化(generalization)。而历史学家反对把历史事件剥离出其得以发生的历史语境孤立地加以研究,也反对将历史事件作为验证某一理论的个案加以对待。历史学家虽然也进行概括和归纳的工作,但会认识到所做的归纳有时空限度,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无法保证就某个历史时期进行的归纳在其他时期还会有效。用科林伍德的话说,历史学家所做的归纳“只不过是以一般的方式描述它在其中得以被创立的那个历史时代所具有的某些特征而已”,历史学家认识到任何历史事实“都服从着或快或慢的不可避免的变化”,因此并不试图“发现永恒不变的人性规律”,不会“把某一特定时代的暂时状况误认为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状况”。质言之,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具体、个别和特殊的现象,其任务是进行个体的描述(idiographic approach);而国际关系学研究的是一般现象和普遍的通则,其目标是寻找规律(nomotheticapproach)。

   第三,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因果关系时更青睐简约性而不是复杂性,重视解释的精确严密(rigor)而不是丰富复杂(richness),喜欢归纳出具有最大解释力的原因,提出单一因果解释。比如关于冷战,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把美苏对抗主要归结为国际结构的因素,即两极体系,认为这一解释最简明、最精确。相反,历史学家反对把历史事件的发生归结为某一单个因素,认为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多重的,需要列举多重原因,进行清单式的解释。知名的国际关系史家保罗·施罗德指出,历史学家对“原因”的理解比社会科学家更加丰富,凡是能够推动和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都可以纳入到原因之列,在种类上几乎难以计数,在影响和后果上不可预测,包括直觉、学识、社会化过程、习俗、习惯、理性信念、非理性的信仰、情感、冲动、榜样、需求、劝导以及他人的影响等。在思考和解释冷战起源时会关注美苏之间的地缘政治对抗、国家利益冲突、意识形态差异、国内政治影响以及领导人个性等多重因素。历史学家还发现,在探究因果关系时区分自变量和因变量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因果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不同变量之间常常是互动的;事件的发生源于各种因素临时交汇,在某时刻同时出现并相互影响,是机缘和偶然性的结果。如果说国际关系学家的思维方式是化约主义的,历史学的思维方式则是整体主义的(holistic)。

   第四,历史学将历史变迁视为人类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的结果而非人类之外因素造成的。历史学家虽然也承认人类的生活受到外部的、非人类因素的制约、限制、塑造和驱动(特别是环境史的研究更是强调物质性环境的巨大作用),但是绝大多数历史学家还是从人类行为的角度来认识和解释历史,认为历史是追求着自己目标的人活动的结果。因此,历史学家重视人的行动,特别是决策者和领导人在其权力范围内做出的决定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例如,国际关系史家在解释二战起源时重视的是希特勒本人的个性和抱负,而不是国际体系等环境因素的作用。而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自由制度主义都强调国际政治环境而不是领导人的目标对国家行为的塑造。特别是新现实主义强调个人行为之外的结构性因素的作用,贬低决策者个人的作用,认为国际关系的演进并不以决策者个人的动机、目标和愿望为转移,甚至经常产生与领导人愿望相反的意想不到的结果:即使所有国家都渴望和平,但战争也会到来;即使所有国家都追求扩张性的目标,但是国际结构的制约和均势的逻辑也会使战争得以避免。国际关系学家常举的例子是一战:没有大国想要战争,但战争还是到来了,发挥作用的不是欧洲诸国领导人的愿望而是战前形成的国际体系和环境。

   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有如此显著的不同,那么,历史学家(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家)对未来的预测是否更准确一些呢?

   如前文所述,历史学不认为存在超越时空界限的普遍规律,强调历史事件的独特性和偶然性、因果关系的多重性和复杂性以及历史人物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这决定了历史思维( historical thinking)与预测是相矛盾的,历史学本质上是无法成为预测的科学的,因为预测通常必须以承认存在普遍的规律为前提,并以某一理论为基础,否则就成了猜想。实际上,大多数历史学家也确实不把预测未来作为其工作,认为史学的功能是鉴古知今,即通过理解过去来理解现在,而不是预测未来。美国历史学家彼得·诺维克称,“历史学家从不宣称具有预测未来的能力”。研究美国革命史的大家戈登·伍德也认为,“不像试图培养管理未来的信心的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历史学通常教给我们的是对我们有目的地操纵和控制自己命运的能力保持怀疑”。科林伍德更是明言:“历史学家的本职是要知道过去,而不是知道未来;而且只要历史学家声称能够预先确定未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可以肯定地知道他们的基本历史概念出了某些毛病。”

   当然,历史学可以通过理解过去为认识现实和展望未来提供启示,正如马克·吐温的那句名言所言:历史虽然不会重复自己,但却有韵律。著名外交史家韩德和史蒂夫·莱文也曾言:“现在不是过去的简单复制,但是历史类比可以提供理解和应对当前挑战的崭新途径。”因此不断有历史学家禁不住探究未来的诱惑,进行大胆的预测。

受美苏缓和,特别是两国首脑达成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协议的影响,冷战史家约翰·加迪斯于1987年11月在《大西洋月刊》刊文,对美苏关系和冷战的前景进行了展望。他就冷战是否会结束以及结束的方式提出三项预测:一是虽然冷战已经持续了40年,以至于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但美苏首脑雷克雅未克会晤表明,“冷战本身在某一天会结束,我们中的一些人会活着看到一个新的国际体系的出现”。他甚至大胆地预言,冷战可能很快结束,就像北极地区光线经常欺骗人们的眼睛那样,表面看起来很遥远的目标在很多情况就近在咫尺。第二,当冷战真的结束的时候,不会是一方的彻底胜利而另一方的无条件投降,也就是说不会是二战的重演。其原因在于美苏都有核武器,这使一方不可能将自己的意志绝对强加给另一方;而且,像19世纪那样一个帝国控制广袤领土的时代也过去了,美国和苏联完全控制其邻国都遭遇了困难,更不用说控制对方。第三,冷战的终结不会导致所有国际对抗的终结,也不会导致现存于美苏之间的所有对抗的终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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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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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集刊》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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