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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新:国际关系理论家的预测为什么失败?——兼论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差异与互补

更新时间:2020-04-13 20:58:10
作者: 王立新  
现实的复杂性与社会科学理论的简约性无疑是矛盾的,当国际关系学家把复杂的国际关系简单化的时候,其预测出现偏差也就难免了。

   华尔兹和米尔斯海默对冷战后形势的预测都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华尔兹之所以会做出北约解体的预测是因为他把国际体系的特性(两极体系)视为决定北约命运的唯一原因,认为大西洋共同体各国的国内制度和共同的认同并不重要,相信在单极体系下北约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而没有看到北约的建立和维护并非仅仅由于安全的原因,还有维护大西洋文明、促进欧洲各国安全合作以及应对跨国威胁等诸多考虑,而后者正是北约在苏联解体后仍然长期存在的主要理由。米尔斯海默也坚信国际体系的结构决定着国际形势的演变,而国际体系的结构是由军事力量的性质和分布决定的;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两极体系比多极体系更稳定。他据此认为,1945年以来欧洲没有爆发战争是三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欧洲大陆的军事力量呈两极状态分布;构成两极的两个国家——苏联和美国的军事实力大体相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拥有庞大的核武库。而超级大国从欧洲撤离将使欧洲从两极体系转化为多极体系,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将获得大国地位,苏联(俄国)不再是超级大国但仍然是欧洲大国,这将导致五强体系的出现,这一体系将受到所有多极体系都会面临的问题的困扰,因此更可能陷入不稳定。而且超级大国的撤离会使目前在中欧的庞大核武库不复存在,核武器曾经发挥的稳定欧洲政治的作用也随之丧失。而德国为了避免被英法俄等核大国所讹诈,将会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正是在这一非常简单化的推理基础上,米尔斯海默错误地预测:“如果冷战真的离我们远去,过去45年(欧洲)的稳定在未来数十年将不大可能重现。”

   国际关系理论家并非对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毫无认识,但是为了便于分析,他们坚信对理论的构建并不建立在让理论贴近现实的基础上,相反是建立在远离现实的基础上。华尔兹强调说:

   理论尽管与需要加以解释的世界密切相连,但却独立于真实的世界。……(理论的)解释力是通过“远离现实”而非贴近现实而获得的。(对现实的)描述越完整,解释力就越小,而一个简洁精致的理论最富解释力。后者就像物理学一样极端远离现实的世界。远离现实并不意味着必然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更巧妙地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只能描述,而不能解释。

   鉴于有学者批评现实主义理论忽视了国家政策和行为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沃尔兹辩解说:的确,在结构理论中国家被省略了。毕竟这是关于国际政治的理论,而非外交政策的理论。如果有谁能够建构一个同时包容国际和国家两个层次的理论,我们都将为之感到欢欣鼓舞。但是迄今为止没有谁知道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除非有人实现了这一点,否则我们只能接受一个国际政治理论无法构建一个同时包容国际和国家两个层次的理论不等于必须忽视国家层次的因素。无论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体系结构如何影响国家行为的理论模型多么清晰和透彻(这一点无疑是新现实主义的杰出贡献),都不能仅仅根据结构这一单一的因素来对国家行为和国际政治进行预测,这是不言而喻的。

   现实主义预测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从单一因素出发,仅仅根据国际结构的特性来对国际关系的未来发展进行预测,忽视了国家行为对国际结构的塑造、国家特性和领导人个性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以及国家间相互依赖加深和世界一体化进程对国家行为的制约。华尔兹之所以错误地认为两极结构和冷战会长期持续下去是因为他忽视了苏联内部的变化,即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对苏联对外行为的影响以及这一行为对整个国际体系的影响;认为北约在冷战后会很快解体是因为仅仅把北约当作地缘政治组织,忽视了北约成员国共同价值观的作用。米尔斯海默对冷战后欧洲形势的预测也是单纯依赖体系的因素,重视军事力量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欧洲各国国内政权的民主性质、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对欧洲大国关系的塑造。

   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在预测方面的失败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即从该理论擅长解释的单一视角和单一因素进行预测,而忽视了国际政治的复杂性。自由主义者在预测中国未来走向方面的失败即源于过于重视经济发展对政治可能带来的影响,仅从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会约束和塑造主权国家行为体这一单一视角来预测中国的对外行为,而忽视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中国的自主性,特别是中国对国际规范和国际体系的塑造能力。

   怀特海曾说:“科学的目的在于寻找对最复杂事实的最简单的解释。我们很容易错误地认为既然简单性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那么事实也是简单的。指导每一位自然哲学家的座右铭应该是寻找简单性,但别相信它。”各种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性就在于把理论的简单性当成了现实的简单性,过于执着于自己构建的理论,仅仅从自己的理论出发进行预测,忽视了理解国际关系的其他维度。

   二是过于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没有看到国际政治的人文特性,忽视了人,特别是决策者个人的自主性和巨大作用。由修昔底德开启,经过马基雅维利、卡尔和摩根索等人发展的经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重视人性的因素以及从历史中吸取教益。卡尔本人是历史学家,汉斯·摩根索曾任芝加哥大学现代史教授。他们对人性有着深刻的洞察,对因果关系的思考也更加广泛,并不自诩为社会科学家,也不追求科学化和理论化,不把揭示国际政治规律作为其研究的目标。而二战后的国际关系研究具有明显的理论化和非历史、甚至反历史的倾向,强调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甚至将其等同于自然科学那样的“硬科学”,拒绝从人类历史经验中寻求证据和启示。肯尼斯·沃尔兹明确称自己的现实主义思想是国际政治理论,甚至是唯一的国际政治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也主要从体系层次来分析国际关系,而忽视国家内部变化和领导人的不同选择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各种国际关系理论主要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而不是从历史学中汲取灵感和资源。其结果就是忽视了决策过程中人的因素。用亚当·罗伯茨的话说,“他们将重点放在国家和国际体系,贬低决策过程中人的维度。他们更重视抽象的推理和硬事实而不是理解外国语言和文化。他们轻易地忽视了具体独特的个人、情势和时机(所起的作用)”。

   英国杰出历史哲学家科林伍德在20世纪中期曾这样批评那些重视所谓普遍规律、忽视人的作用的历史学家:他们把历史过程的单一的实在分裂成两个分离的东西,一个决定者和一个被决定者、抽象的规律和单纯的事实、普遍的东西和特殊的东西。他们把普遍当作一种虚假的特殊,它被假设为由于其自己而存在并且为了其自己而存在;然而在那种孤立状态中,他们却仍然设想它在决定着特殊事件的进程。普遍这样被从时间的过程中孤立出来之后便不在那个过程中起作用了,而只是对那个进程在起作用。时间过程是一种消极的东西,是被一种无时间的、对它在起作用的外来力量所塑造的。因为这种力量在一切时间里都精确地是以同样的方式在起作用,所以有关它现在如何起作用的知识,也就是有关它未来如何起作用的知识;而且如果我们了解它在任何一个时间是如何决定事件流程的,我们也就从而了解它在任何其他时间是如何决定它的,因此之故我们便能够预告未来。

   其结果就是导致一种观念,认为人的目的对历史进程是不起作用的,决定历史进程的是神性或规律。科林伍德这段话虽然批评的是中世纪的神学历史观,但对号称以追求普遍性和客观规律为目标的社会科学也同样适用。

   实际上,不同文化下的个人对相同或相似的国际环境会做出不同的反应,甚至同一文化背景下不同的决策者对相似的国际环境也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俾斯麦和威廉二世面对相同国际环境做出的截然不同的抉择深刻影响了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局势。归根结底,国际关系的重大决定由人做出并由人来实施,会受到人的情感、偏好、成见、眼光和抱负的影响。也就是说,决策者的个性会塑造国家的政策并因此塑造国际政治,领导人的勇气、决心、信仰、想象力实际上非常重要,甚至可能超越国际结构的制约。而“当不同的个人发挥最大作用的时候,预测往往也是最困难的”。

   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这一重大国际事态离开个人的作用是无法解释的,它主要并非国际结构和国家力量的产物,而是与历史人物的抉择有关。冷战结束过程中,正是包括戈尔巴乔夫、里根、撒切尔夫人、教皇保罗二世等一代领导者塑造了事态。“这是这样的一个时代:领导人通过他们对事物存在方式的挑战、凭借激发观众追随他们的能力——通过在冷战剧场的成功——对抗、抵消并战胜了长期以来使冷战持久延续的力量。”这些力量包括被认为会长期稳定存在的两极格局和被物质性力量所固化的现状,以及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对峙。在这一过程中,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作用最大。苏联的实力仍很强大,国际政治的两极结构仍然存在,但冷战并没有持续下去,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和他那一代苏联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在联大发表讲话,强调人类共同价值而非本国的意识形态必须被置于决定性的优先地位。1989年12月3日,戈尔巴乔夫与老布什在马耳他峰会上宣布结束冷战。此时苏联的军事力量并没有受到损害,苏联还没有解体,两极格局仍然存在,欧洲均势也没有受到根本破坏,但戈尔巴乔夫已经决定要超越两极格局对苏联行动的制约,结束冷战。在后来东欧国家纷纷脱离苏联控制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没有选择使用武力镇压,认为武力不应该被用来阻挠一个民族的自由选择。当苏联濒于解体的时候,他也没有选择使用庞大的军事力量保卫苏联体制。而戈尔巴乔夫等人之所以这样选择,则源于西方文化的长期影响和戈尔巴乔夫个人的世界观及其对苏联体制的认识。不理解戈尔巴乔夫的个性,就无法理解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终结。

   显然,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的进程与新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存在尖锐的冲突,这一进程体现的不是国际关系结构的作用,而是决策者个人的力量。

   第三是过于强调国际关系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忽视了偶然性(contingency)的作用,没有看到国际政治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积累和连续的过程,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在一个前后相继的时间过程中多种因素在具体情境下同时出现、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即“合力”的结果。也就是说,历史事件并非事先注定或不可避免的,而是多种因素汇聚在一起带来的结果,离开任何一个因素,事件都可能不会发生。真实发生的历史也并非像后来人所叙述的故事情节那样是极有条理地展开的,实际上,历史过程是杂乱无章的,历史人物所面对的情势是混沌不清的,其做出的选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是唯一的选择,如果历史人物做出不同的选择,结果可能会大不一样。这意味着个人的活动会影响和改变历史进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疑有很大的必然性,德国力量崛起引发的英德之间的地缘政治争夺、战前形成的两大同盟体系、欧洲各国内部的民族主义高涨以及德国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决定了欧洲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极高。但根据约瑟夫·奈的分析,如果没有萨拉热窝暗杀这一偶然事件,一战很可能不会发生。萨拉热窝事件后德国支持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的前提是相信一旦爆发战争,德国不会陷入两线作战,因为在1914年俄国至少需要用近20天时间才能把军队运送到德国东线,而20天的时间足以让德国在西线击败法国。可是如果持续到1916年还没有发生类似萨拉热窝事件的那种触发大战的危机,那么一战很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因为到1916年俄国很可能利用法国的资金已经完成东部铁路的建设,可以迅速运送军队到东线,德国发现自己没有时间实施先西线后东线作战后,会非常谨慎和克制,不会像1914年那样给奥匈帝国开空头支票。不仅如此,到1916年英国的国内政治也会发生变化,难以做出对德宣战的决策。因此,一战的爆发与萨拉热窝暗杀这一偶然事件有很大关系,没有这一事件,可能就没有一战。

而1954年的台海危机没有升级到中美两国之间的战争也有偶然因素的作用。根据张少书和何迪的研究,由于当时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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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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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集刊》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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