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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才友:浙江国民党基层党务发展之考察(1927—1931)

更新时间:2020-04-13 17:11:13
作者: 王才友  
《浙江党务》第102期,第79—84页。

   从当时全国水平来看,浙江国民党无论从党员人数还是党员占人口比都落后于两湖与两广地区,只位于全国中上水平。24但就内部比较而言,金衢严处台温的党员人数略高于杭嘉湖宁绍地区,再结合人口比例考量,金衢严处台温的党员平均占比为6.4‱,高于杭嘉湖宁绍的4.9‱(见表3)。虽然万分比之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就省内区域比较而言,应该还是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表3 1930年9月杭嘉湖宁绍与金衢严处台温国民党党员对比表

  

   资料来源:《本省人口及党员数量分县比较表》(1930年9月),《浙江党务》第102期,第79—84页。

   一般来说,县党部或直属县区党部设于县治中心(即县城),区党部、区分部以及直属区分部并非集中分布于市镇,尤以区分部更为显著。以区党部而言,有75%的区党部设在市镇,但也有25%的区党部设于乡村;就区分部和直属区分部来说,二者设在市镇和村庄的比例基本持平。区分部设在市镇和农村的比例分别为52.3%和47.7%。但是,考虑到当时中国城乡版图90%的面积和人口是农村,也就是说,90%的农村只有25%的区党部和47.7%的区分部,而10%的市镇却有75%的区党部和52.3%的区分部,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如浙江这样的国民党核心统治区域,其党务发展在城乡分布上还是极不均衡的。若将县以上的大城市算进去,城乡差距显然会更大。

   但是,如果从地区差异上看,各府属党部设置地的城乡分布差别同样明显。其中严州、温州和处州设在村庄中的区分部数量明显多于市镇,严州设在村庄的区分部是市镇的3.1倍;此外,设在村庄的直属区分部数量则明显多于市镇(见表4)。

   表4 1930年10月浙江省国民党各级党部城乡分布统计表 

  

   资料来源:国民党浙江省执委秘书处编:《浙江省各县党区图》(1930年10月),浙江省平阳县档案馆藏,8/3/82。

   如果再落实到杭嘉湖宁绍和金衢严处台温的地区差异上,城乡差别更为分明。前者区党部设在市镇的比例(86.9%)高于后者(65.4%),反之设在农村的区党部比例前者(13.1%)低于后者(34.6%);区分部和直属区分部层面,杭嘉湖宁绍依然是市镇党部多于农村党部,但金衢严处台温设在农村的党部就要多于市镇(见表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党务发展迟缓的绍兴和宁波没有一个区党部设在农村,而衢州和处州没有一个直属区分部设在市镇(见表4)。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农村无党”的全国印象进行修正,尤其在相对落后边缘的金衢严处台温等地农村,其国民党党务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1930年代浙江中共革命和地方政治的走向。

   表5 1930年10月杭嘉湖宁绍和金衢严处台温国民党党部城乡分布一览表 导出到EXCEL

  

   资料来源:国民党浙江省执委秘书处编:《浙江省各县党区图》(1930年10月),浙江省平阳县档案馆藏,8/3/82。

   总的来说,通过对浙江党务的考察不难发现,传统印象中强势国民党核心统治区域之杭嘉湖宁绍地区的党务发展明显式微,相反,不受重视的金衢严处台温等的国民党却得以迅速发展,其原因何在?浙江各地尤其是相对落后的金衢严处台温地区党部作为一个新兴事物是如何“嵌入”到基层社会中去呢?

  

   三、 新青年与旧网络:国民党在浙江基层社会的嵌入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在民族主义和激进革命思潮的影响下,政党孕育而生。随着世界范围内思想左倾,马克思主义成为更先进的思潮,它与民主科学的结合造就了中共及其革命运动。但就基层社会而言,国共两党都经历了组织“嵌入”地方和逐渐为地方所“接受”的过程。近年来,许多学者研究新式学堂在中共地方革命中扮演的“根源性”角色,这些研究成果大多表明,中共组织的最早胚胎溯源于各省立师范和省立中学之中。25事实上,在这一点上,国民党与中共可谓同根同源。

   晚清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江浙地区普遍推行兴办教育政策,这一举措给许多中下层士绅参与地方事务提供了机会,同时,兴办教育也稳固了他们在地方社会的名望和地位。中下层乡绅所兴办的学校也成为各级学校如省立中学或师范的前身,为20世纪初政党兴起提供了思想传播的场所。一般而言,地区发展程度是与社会流动速度成正比的,地区原有发展水平越高,社会流动速度也越快。研究显示,浙江在1880年后出生的青年学生离乡后更关注家乡建设,清末发达地区在外求学的青年学生要高于落后边缘地区,但辛亥革命至1920年代发达地区学生和官员重返地方的人员少于落后地区。26实际上,1920年代浙江各地国民党的组党者也大多在各旧府属省立师范或中学毕业后返乡,尤其在金衢严处台温体现得尤为明显。

   嘉属海盐县党部周仰松从浙江省立第二中学毕业以后回到海盐办学,后任欤城小学校长,1926年北伐军过境时,周仰松即联合兴武小学的顾佑民等组建了海盐县党部,并借势经商,“搞蚕茧卖买起家,成为政客兼资本家”。1928年6月,周仰松又受省党部指派,任桐乡县党务指导委员,后在1929年2月至1931年1月连任桐乡县第一届、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成为CC系浙西派重要代表人物。27

   温属泰顺的青年学生求学多赴永嘉,如高宗龙于省立第十师范毕业后回到泰顺,先后担任中小学教员和小学校长,1926年组建泰顺县临时县党部,担任执委兼商人部长,并担任第二届泰顺独立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1930年高任泰顺县教育局局长。28严属遂安县的临时县党部也是由省立第五师范毕业生王复植等人策划和组建。王复植于1926年毕业后,任教于遂安兴文小学,是年12月,他以兴文小学为基础,成立临时县党部,内有6个区党部,19个区分部,王复植任执行委员。1927年2月,正式成立县党部,继续担任委员。在此后改组中,王先后担任直属遂安区党部和遂安县党部常务委员、书记长等职,长期把持遂安县党部。29

   金属武义县党部则是蒋卓南和何如圭从省立第七师范毕业回乡后建立起来的。他们分别利用其校长和讲习所所长的身份组建和扩大党部力量。蒋、何二人先后受聘为壶山小学任教员,1919—1925年先后任武义县立师范讲习所所长,蒋卓南还于1922—1927年担任武义毓秀女校校长,由于他们的教育贡献,何还曾于1925年受到省教育厅嘉奖。301927年,蒋卓南参与组建国民党县党部,并任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部长,师范讲习所由此成为国民党在当地发展组织的重要平台。1928年起,蒋、何还历任国民党武义县党员登记处干事、直属武义区党部执委兼组织部长、县佃业仲裁委员会常委、教育科长和武义银行行长等,二人直至1947年皆被认为是武义“恶势力的代表人物”。31

   金属义乌县党部与鲍济严有重要关系。鲍先后求学于省立第七中学和浙江法政专门学校,1925年鲍济严参与组建国民党,响应北伐。1927年学成回义乌兴办教育,培植人才,并任义乌县警察局长。1928年进义乌中学任教地理,旋奉省派任义乌县党部指导委员及常委。鲍济严后曾一度调职任永嘉县警察局长,因乡绅一再敦请,重回故乡,建立稠西小学。32

   类似例子还有很多,兹不一一列举,这足以证明在外求学的知识青年在国民党嵌入地方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据1929年1月浙江省党部对36县市5443名党员的职业统计显示,其中教职员共1833人,占党员总比之33.7%。33以上为全省数据,具体到某些县份比例可能更高,如温属平阳县1930年2月的党员人数共计162人,其中教职员则有85人,占总比之51.8%(见表6),而这些教职员即大多数为求学返乡的知识分子。当然,商人党员和农人党员在地方党部的嵌入过程也作用明显。在1929年1月,商界党员共计953人,占浙省党员总数的17.5%;农人党员共983人,占比18%。34

   表6 1930年2月国民党平阳县党部职业分布表

  

   资料来源:《中国国民党平阳县和1930年2月永嘉县党员统计表》(1930年),浙江省平阳县档案馆藏,8/3/54/1—6。

   然而,新式知识分子将“党”这一新鲜事物带回地方,但要想将党部“嵌入”地方社会,绝非易事。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不能忽略对地方社会“旧”势力的考察。实际上,在北伐军逐渐逼近各县之时,此前党部一直处于半秘密半公开状态。但北伐军入境给了党部强势夺权的条件。一般来说,临时党部最初意在取代县议会的地方议事权,故都先强占县议会作为办公地址。为此有些旧乡绅倍感世风日下,感叹“县议会从此消失,其会场为党部机关矣”。35

   表面上看,新青年们似乎断绝了旧乡绅参与新政权建设的大门,但实际上国民党在制度设计上又为他们参与“党治”打开了一扇窗。因为在蒋介石和胡汉民看来,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体制只能存于中央层面,故而更希望党在地方扮演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更“有似传统士绅在皇权政治下的角色”,充当民初议会的功能,既通官民之邮,又不让其直接干预政治。虽然这一观点地方党部的组党者未必认同,但相关研究显示,当时国民党内元老吴稚晖、陈立夫和自由知识分子胡适等人都高度认同,他们认为,党部乃系暂行议会职权,在中央党部类似国民大会,在地方则类似地方议会。一般的老百姓则认为,“党部就是以前的衙门,党员就是官”。36

   也正因为这一制度设计,党部经费最早也是在旧县议会和参议会两会的临时费和选举费项下拨付。民初县议会的经费一般来自地方公款公产,其控制权掌握在各县议会和参事会的乡绅之手。各县党部取代县议会后,浙江省政府会同省党部曾通令,“各县经费由原有县参两会经费拨充”,“按月核发,不得短少”。37“清党”后,省政府和省党部进一步明确县党部经费来源,要求各县成立公款公产委员会(简称“款产会”),隶属县政府,负责接管旧县参两会经费以及各种地方公款,并负责给党部拨发经费。同时,县党部还对地方款产的支配和使用负有监督职权。38《管理县公款公产委员会章程》规定,县款产会设委员5—7人,由县长遴选诚实公正、具有财产上之信用者担任,并设党部监察员两席,区款产会设监察员一席,参与公款公产的管理。实际上,很多县党部委员身兼款产会委员,甚至常委。39如此,党部对地方款产尤其是旧县参两会经费有了监督、使用乃至支配之权40,新旧两派势力便有了一定的合作基础,旧乡绅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党部的筹建和运作中去。应该说,款产会仅仅是新旧两代之间进行代际合作一种渠道而已,还可以看到许多县教育会、建设委员会和佃业局的委员也身兼党部执委甚至常委之职。

因此,“新”与“旧”在政治鼎革之际的区隔也许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旧派”人士在应对政治变局中所表现出来的“趋新”和复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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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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