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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少来 张君: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40年

更新时间:2020-04-09 14:57:27
作者: 周少来   张君  
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坚持和尊重党员主体地位。2004年《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对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等各项权利进行了规范,对党员权利的保障措施也作了进一步完善。二是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适当扩大差额推荐和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三是探索试行党代表任期制和提案制。继党的十七大提出实行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后,2008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发布,2009年《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立各级党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制度。四是强化党内监督力度。《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等党内法规的出台,为加大党内监督提供了制度保障。(16)应该说,扩大党内民主的这些进展,对于带动人民民主发展意义重大。

   (四)逐步成熟期:从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端至今,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人民民主的真谛是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着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伟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此进入新时代,其重要标志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显著变化,不仅意味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意味着改革的复杂性、敏感性、艰巨性更加突出,这就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指出,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这两句话组成的整体,“前一句规定了根本方向,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后一句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指向。”(17)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各项能力,推动国家的有效治理。

   我国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其实质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进一步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18)习近平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19)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再次强调“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所以说,实行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其实质就是要求我们在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时,在人民内部各方面进行广泛深入的商量和协商。

   从历史上看,世界上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就中国来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包括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以及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两种重要形式,二者之间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关系。其中,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它深嵌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全过程和各环节。习近平强调,协商民主“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20)。这样就必须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着力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尤其是要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在基层群众中深入开展协商。从党的十八大首次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写入党的代表大会文件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及党的十九大都对推进协商民主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集中体现在协商主体更加广泛、协商渠道更加多样、协商层次更加明晰、协商制度更趋完善等方面。(21)仅从制度建设来看,2015年我国就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民主协商的规范性文件,比如《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等,极大地推动了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二、改革开放40年中国民主发展的根本逻辑

  

   (一)民主发展的背景:伴随现代化进程而展开,始终服务于现代化目标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追求中国的现代化、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是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的历史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探索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现代化道路变得愈发迫切,聚焦发展的现代化建设具备了压倒一切的紧迫性和优先性。改革开放40年时间里,现代化建设始终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其内涵也得到了不断的拓展和充实。从最初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到党的十二大报告在沿用“四个现代化”的同时提出了“高度文明、高度民主”;从党的十三大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到党的十七大拓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再到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我国现代化建设早已不再局限于器物层面和物质追求,而是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衔接,涵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多个领域。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22)。中国的民主发展深深植根于近代以来中国对现代化的持续追求,改革开放40年来一路伴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而逐步展开。正是在现代化主题的不断引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步步扎实发展并逐步成熟起来。

   (二)民主发展的功能:以民主发展推动现代化进程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呈现出鲜明的发展导向,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尤其是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中国领导集体执政兴国的普遍共识,经济建设作为重中之重的地位更加稳固。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党的领导层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认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于继续前进。因此,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的,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23)这种政治体制改革,显然是针对发展导向的适应性改革,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而发生的制度变迁。

   民主发展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在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民主发展的最主要功能,就是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经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权力下放,通过下放权力,给人民群众和基层单位更多的自主权,以此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邓小平反复强调,“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内容”,“要使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利,特别是要给基层、企业、乡村中的农民和其他居民以更多的自主权”。他认为农村改革的经验是给了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因此,强调把权力下放的经验应用到各行各业,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24)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了多元化利益主体和多样化利益诉求的出现,民主发展面临着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的新要求。因此,民主政治呈现出更多的法律化、制度化特征,更加重视以法律形式和制度体系保障人们的各种权利和利益,以此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

   实际上,民主发展之于现代化进程不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民主在现代化进程中也逐渐被明确为一项重要的目标和任务。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高度民主就已经被列为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之一。20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谈到“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25)。之后,民主发展的目标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江泽民在2002年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当然,民主发展虽然兼具工具性价值和目标价值,但在强调发展导向的现代化进程中,民主发展显然属于适应性改革的内容,表现出更多的从属性,始终以推动现代化进程为依归。

   (三)民主发展的特点:在逐步展开的现代化进程中扩展和深化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现代化建设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民主政治的发展也是如此。这一发展过程,首先体现在采取各种措施发扬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一方面是恢复党内民主生活,进一步发扬党内优良传统和民主作风;另一方面是恢复和巩固原有的民主政治制度,通过把权力下放给广大人民和基层单位,推动基层民主建设步伐。其次,伴随着人民群众参与现代化建设积极性的高涨,民主发展的法律化、制度化的需求愈发强烈。于是,民主发展主要体现为依法治国,保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最后,随着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诉求多样化的出现,民主发展需要解决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丰富民主形式、健全民主制度变得迫切起来。在党内民主扩大的示范带动下,各地民主实践逐渐丰富起来,人民群众有更多的参与渠道发表意见建议,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各种矛盾纠纷由此大为减少。进入新时代后,面对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推进民主发展必须进一步扩大公众参与、推进多元化协同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协商民主由此步入快车道。

   从空间维度看,民主发展往往呈现出竞相创新的局面,各地结合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情况,确定民主制度的具体落实形式。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民主自治组织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广西多个地方的村民自发建立了自治组织,以此解决农村基层组织的涣散问题。比如,宜山县三岔公社合寨大队的果作生产队村民投票选举产生了村民委员会,同属河池地区的罗城县也建立了类似的农民自我管理组织,名称为村治安领导小组或者是村管会。(26)进入本世纪后,基层政府层面也出现了民主制度竞相创新的生动局面。以参与式预算为例,全国已经有十多个省份进行了探索实践,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浙江温岭市民主恳谈基础上的参与式预算改革,江苏无锡市在乡镇、街道层面单笔固定金额的预算改革试验,云南盐津县的群众参与预算改革等。(27)即便是在同一地方,下属各乡镇之间也是分头创新、互学互鉴,形成了类似锦标赛式的制度创新态势,比如温岭市不仅有新河模式、泽国模式,还有多层次多样化的预算恳谈实践,涵盖了片区恳谈、代表联络站恳谈、行业恳谈、性别恳谈、预算收入恳谈等。

   (四)民主发展的方式:有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在政治参与方面的意识和诉求随之高涨,公民政治参与实践一直处于有序扩大、渐进发展之中。这种民主发展的方式集中体现在公民权利的扩充和公民权力的强化两种路径上。

笼统来说,公民权利可以划分为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三大类。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公民权利的扩充呈现出民事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依次递进的总体态势,并且各类权利呈现出不均衡发展的格局。其中,民事权利发展得最早也最为全面,自20世纪80年代初获得优先发展后,国家对人身自由、财产权等民事权利的保护更为全面。政治权利在发展顺序上紧随其后,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推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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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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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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