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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昌贵 廉超:简帛数术的发现与研究:1949-2019

更新时间:2020-04-07 20:58:52
作者: 晏昌贵   廉超  

   内容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简帛数术发现与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头30年为第一阶段,几座主要墓葬出土的简帛数术资料如马王堆汉墓帛书、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都发现于这一阶段,可称之为简帛数术大发现的时代;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第二阶段,几种主要数术著作的出版奠定了简帛数术研究的基本框架,是简帛数术研究的繁盛期;新世纪以来的20年为第三阶段,非科学发掘的简牍数量大增,简帛数术文献的再整理以及研究的细化是本阶段的特征。通过对简帛数术的研究,可以大致复原《汉书·艺文志》“数术略”的基本面貌,在文本整理、科学史、社会生活史、民间信仰与早期道教、数术史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展望未来,简帛数术研究一是要加强分工协作和国际合作,二是直探本源,重构早期数术的新体系。

   关 键 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 简帛 数术 战国秦汉 《汉书·艺文志》

   作者简介:晏昌贵、廉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周代汉淮地区列国青铜器和历史地理综合整理与研究”(15ZDB032)

  

   “数术”又称“术数”,传世文献中出现的“数术”一词似以《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为最早,其书云“太史令尹咸校数术”,颜师古注:“占卜之书。”①《汉志》分天下书为六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其中“数术”又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小类,共收书190家,2528卷,《汉志》收书596家,13269卷,以家计,数术占总数的32%,以卷计,占19%,所占比例已然不低,可见数术一类的书籍和知识曾在战国秦汉时期广为流行。但《汉志》所收诸书,除“形法”类的《山海经》外,竟无一流传下来。

   幸运的是地不爱宝,大量战国秦汉简牍帛书不断被发现,数术连同方技逐渐成为大有可为的专门学问,至今蔚为大观。

   早在西晋武帝咸宁五年(279),汲郡人不准盗掘魏王墓冢所出竹书中即包括了若干数术书②。20世纪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Aurel Stein)曾先后四次进入中亚考察,在我国***尼雅、楼兰、敦煌等汉代烽燧遗址掘得大批汉文及粟特文、佉卢文、婆罗迷文文书,并委托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整理。当时流亡在日本的罗振玉、王国维得知此事后,即在沙畹整理文本的基础上重做释文和考释,于1914年在日本京都出版了《流沙坠简》一书,该书按简牍内容和性质进行分类,其中第一大类即为由罗振玉撰写的“小学术数方技书”,涉及《历谱》《算术》《阴阳》《占术》《相马经》《兽医方》等多种数术文献③。这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研究出土简牍以及出土数术文献,由于罗、王学植深厚,甫一出手,即代表了学界的最高水平,对后来的简帛数术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1942年,长沙子弹库帛书出土,这是第一次发现比较完整的帛书。此件文物后辗转流入美国,现藏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The Arthur M.Sackler Gallery)。帛书写绘在一幅47×38.7厘米的方形丝织物上,整个幅面由三部分内容组成,中间是两段书写方向互倒的文字,一段十三行,一段八行,主要讲创世神话、人神关系、自然灾异;四周写绘十二月神像及历忌,四角绘有青、赤、白、黑四木,类似《月令》。该件帛书出土虽早,但真正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并延绵至今④。

   实际上,很多简帛数术文献都有着类似的经历:从出土收藏到研究往往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过程。本文第一部分将按时间线索,分阶段描述简帛数术的发现和研究(重在文本整理),第二部分大致按《汉志》“数术略”,分类概述重要的研究成果,最后是简单的总结和对未来的展望。

  

   一、简帛数术发现与研究的阶段性特征

  

   根据简帛数术发现和研究的历时性特征,兼顾1949年以来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我们把简帛数术的发现与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即从1949年至1979年的前30年为第一阶段,21世纪以来为第三阶段,介于两者之间的为第二阶段。以下分述之。

   (一)第一阶段(1949-1979),简帛数术的考古大发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五六十年代有些零星的考古发现。1957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苏省高邮县邵家沟发掘一处东汉晚期遗址,其中一块书有符、咒的木片,约有40字,是研究古代数术和早期道教的重要资料。1959年,甘肃武威磨咀子6号墓出土竹木简600余枚,其中短木简11枚,是记述宜忌之类的数术简,内容多为日书。1965-1966年,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楚卜筮祭祷简册,这是卜筮祭祷简的首次发现。但真正的考古大发现,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⑤。

   1972年,山东省博物馆和临沂文物组在临沂银雀山发掘了1号汉墓,出土竹简共约7500余号,内容包括《孙子兵法》等先秦兵书,《晏子春秋》等儒家典籍,唐勒、宋玉论驭赋(疑为宋玉赋佚篇)和有关阴阳、时令、占候之书、相狗书等,后者即属数术类文献。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汉墓发掘大批竹简,内容包括《论语》等儒家文献、《六韬》《文子》《日书》、占卜残简等⑥。

   1973年年底至1974年初,湖南省博物馆发掘了马王堆3号墓,出土木简600多枚和极其珍贵的帛书,墓葬下葬的年代为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年)。由于该墓属王侯级大墓,出土文物极为丰富,简帛的内容包括《周易》《老子》《战国纵横家书》《春秋事语》、古医书、天文星占书、阴阳五行、刑德、地图等,几乎涵盖了《汉志》的所有方面,一时震惊了中外学术界⑦。70年代与数术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天文星象方面。从后续研究看,马王堆帛书一直是简帛数术研究的重镇之一。

   1975年12月,湖北省博物馆等单位发掘了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竹简共计1155枚,简文内容包括:《编年记》(后改称《叶书》)《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问答》《封珍式》《为吏之道》《日书》甲种和乙种,除《日书》和《编年记》外,多为秦代法律文献⑧。这是“日书”书题的首次发现,此后考古发现的类似简帛材料多达30余种,日书研究遂成为简帛数术研究最发达、成果最丰硕的一个分支。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大批竹简,内容包括《诗经》《周易》《仓颉篇》《年表》《大事记》《万物》《作务员程》《行气》《相狗经》《刑德》《日书》等。根据出土器物及铭文材料,可以确认墓主为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卒于文帝十五年(前165年)。阜阳汉简大多破碎,影响了竹简的整理和研究⑨。

   此外,20世纪70年代在西北地区汉代屯戍遗址居延甲渠候官、甲渠塞第四燧、肩水金关、敦煌马圈湾等地出土简牍中亦不乏数术资料。这些简牍数术资料是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遗留物,是现实生活中利用数术知识的实物证据,弥足珍贵。

   (二)第二阶段(1980-1999),简帛数术研究的勃兴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简帛数术的整理与研究进入快车道,出现一个繁荣兴盛的局面,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简帛数术资料整理出版的速度加快。上述第一阶段考古发现的简帛资料多未能及时整理出版,比如银雀山汉简,当时曾计划编成《银雀山汉墓竹简》一书,分三辑出版,第一辑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晏子》以及《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第二辑为《佚书丛残》,第三辑包括全部散碎竹简、篇题木牍及《元光元年历谱》。但除第一辑已于1985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外,有关数术的简牍仅见于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一书,既无图版,亦缺编次,仅有的释文散见于全书各处。全部数术简要等到2010年才公布面世。长沙马王堆数术资料的全部发表,亦晚至2014年。至于八角廊汉简和阜阳双古堆汉简数术书,到目前为止,也只有简要介绍,未见全部图版照片和释文⑩。

   出土简帛的整理涉及繁杂的物理条件和技术难题,从出土到整理出版有一定的周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相较于其他简帛材料,简帛数术的整理出版尤为滞后,这除了由于前期相关研究不足,认识不清,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之外,还与当时的思想认识有关。比如云梦睡虎地秦简,1975年12月发掘,1976年开始陆续在《文物》杂志上发表相关释文,197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睡虎地秦墓整理小组编写的《睡虎地秦墓竹简》8开线装大字本,1978年又由该社出版平装32开小字本,但所有杂志释文和这两个本子都没有收入属于数术类的《日书》甲、乙种。直到198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云梦睡虎地秦墓》发掘报告,才收录包括《日书》在内的全部竹简照片和释文,有关《日书》的竹简未经系统整理、编联和分类,整理者加按语云:

   《日书》甲种和乙种的主要内容都是选日吉凶,是唯心主义的天命论的产物。但应当指出简文把“臣妾马牛”、“臣妾马”、“马牛臣妾”相提并论,说明当时“臣妾”被视同马牛一样,反映了奴隶在当时社会里仍然只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而已。(11)

   不难看出此前有关简帛数术出版迟滞之因由了。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不仅整理出版了此前阶段考古发掘的简帛数术资料,此时期出土的简牍数术资料也明显加快了整理出版的速度,比如1981年发现的江陵九店56号楚墓,1995年科学出版社出版《江陵九店东周墓》即收录了包括日书在内的全部简牍的照片和释文,2000年又由中华书局出版《九店楚简》一书,除公布照片和释文外,还吸取相关研究成果,做详细注释,带有很强的研究性质。再比如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发掘,1985年1月在《文物》杂志做简要介绍,200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一书,进度不可谓不快。而更加快速的是包山楚简,1987年发掘,1988年报道,1991年即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包山楚简》,包括卜筮祭祷简在内的所有简牍照片、释文和考释。考古田野发掘——发表简报——出版整理报告,已成为简帛数术文献整理的标准程式。

   其次,出现一批标志性成果,奠定了简帛数术研究的基本框架。1993年,李零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中国方术考》(12),该书分上篇“数术考”和下篇“方技考”,上篇立足于《汉志》“数术略”的分类,举述相关考古材料,并根据考古材料的丰盈程度,重点研究了“式与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楚帛书与日书”和“早期卜筮的新发现”。李零的研究是一种思想文化史的视角。立足于《汉志》的分类但又不局限于《汉志》,他对数术的整体把握为简帛数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他在书中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说法,“择日和历忌是从式法派生的,都属于古代的‘日者’之说”,强调“式”在战国秦汉时期数术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子弹库楚帛书属于广义的“日书”,这些都与通行的说法有别。

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日书几乎涵盖了简帛数术所有的重要方面,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日书在简帛数术中的重要地位,日书成为简帛数术的代名词。1982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饶宗颐、曾宪通合著的《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首度从数术史的角度研究秦简日书。1994年,刘乐贤出版博士学位论文《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完成于1992年),有感于此前日书研究中存在的“粗疏”之失,刘氏提出:“本书准备在对《日书》进行全面训释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与数术有关的资料揭示出《日书》的数术内涵,试图由此复原战国秦汉时代择日术的原貌。并以此为据,对《日书》所反映的楚、秦社会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论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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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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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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