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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山民:马克思本体论的实践转向、维度与旨归

更新时间:2020-04-07 20:48:17
作者: 董山民  
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8)在费尔巴哈那里,对象、现实和感性、主体是完全无关的;相应地,主体也是透明的、与任何此前的客体内容无关的主体,即古德曼笔下的“童真眼光”。(19)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的“主体”是没有历史内容的“主体”;其“客体”也是完全陌生的、异在的“客体”。马克思之所以说,唯心主义把能动的方面发展了,那是因为康德那样的思想家设想了“先天综合判断”。根据康德的认知图式,时间和空间和十二范畴构成认知主体的先天条件,而感性杂多需要与先天的认知形式发生统合才让知识成为可能。在康德那里,主体显然不是没有内容的,但是,康德没有说清楚先天认知图式。这种先验分析遭到了经验派和历史主义的批评。实用主义批判康德剥离了概念的经验内容,构造了戴维森批判的“内容-形式二元论”。由于康德没有把人类的实践活动,特别是人类的生产活动纳入进来,因而无法认识到先天形式具有历史的现实内容。按照杜威的观点,康德的先验哲学预设了带有认知形式的主体,但却赋予了认知形式神秘的外观。其根本原因在于康德忽视了认知形式的经验前提。经验即文化,杜威试图以文化填充康德的认知形式。黑格尔的“概念的辩证法”试图说明形式中的内容,给出的办法却是神秘的“辩证逻辑”,也就是马克思批评的概念演化。马克思主张,“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由此也就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20)康德的直观形式、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如果作为解释“意义”的基础,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它们恰恰是被解释项,而解释它们的东西,在马克思看来,只能是实践。

  

   二、马克思的本体论

  

   在很多学者看来,“实践”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处于本体地位。俞吾金从马克思本体论学说演化的角度对马克思的本体论做了结构化的处理。(21)徐长福则转换了视角,从价值本位的角度深入确定了马克思本体论学说的指向。与之不同的是,美国学者古尔德认为马克思提出了“社会本体论”。(22)国内还有学者提出了其他观点,比如,丁立群认为,“这样的实践本体论才真正超越了一切传统的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这场革命的意义就在于它克服了旧的哲学流派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片面性,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综合”。(23)俞吾金指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的生产劳动本体论乃是其实践本体论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因为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马克思作为革命者所强调的改造现存世界的实践乃是最重要的实践形式之一。然而,这种实践形式并不是任意的,随时都可以发动起来的,它的成熟与否取决于一种最基本的实践形式,即生产劳动”。(24)联系到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马克思在一般生产劳动本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存在本体论。这种本体论强调人在结成社会关系的事实中从事生产劳动,而社会关系成为另一“社会的存在”,与“自然的存在”一起构成了人类意义世界得以产生的本体。生产劳动本体论在马克思那里还是抽象的本体论,因为它没有把处于某种社会关系中的人考虑进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兴起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自由劳动者作为自然个体已经消解在雇佣关系中,正是这种雇佣关系变成了社会生产方式的主导力量,这种主导力量使得社会存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终导致人类意义世界发生了剧烈变动。

   因此,我们发现马克思续接了肇始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区别于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传统。后者包括笛卡儿幽灵般的“心灵”、斯宾诺莎的“实体”等。它们与人面对的实际问题没有关系,马克思需要改造这样的世界本体。从西方实践哲学史来看,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哲学位置尊贵,被当作第一哲学,创制被贬斥。近代以来,培根初步确立了“事功和实验”的地位,(25)他说:“我的程序和方法,我业经屡次明白宣示亦愿再来宣示一次,却是这样的:我不是要从事功中引出事功,或从实验中引出实验(像一个经验家),而是要从事功和实验中引出原因和原理,然后再从那些原因和原理中引出新的事功和实验,像一个合格的自然解释者。”(26)培根要做“自然的解释者”,强调通过事功和实验切入。事功和实验成为培根获取知识和力量的起点,可以说,培根抬高了“创制”在人类所有活动中的地位——动作和技艺、事功和实验,成为人类生存论意义上的逻辑前件。

   与笛卡儿把“知识论”确立为哲学思考的核心不同,也与培根把“创制”发展为技术本体相异,康德对知识做出限制,承接亚里士多德对伦理实践的划分,把“道德本体”放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人类在能做什么与不能做什么之间存在明显分野,划分它们之界线的前提是必须承诺“意义世界”的存在。因此,本体论学说逐渐从“世界始基”转换为“意义生成”,也就是说,从世界最初的基点是什么转换为人类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值得过的生活。质言之,科学认知的探寻方式被生命的意义追求取代。

   很多思想家及其思想体系没有参考系就很难得到完整而准确的理解,倘若我们把马克思的意义本体论与其他哲学家的相关思想进行比较,其含义将更加明朗。众所周知,蒯因提出了“本体论的许诺(Committed Ontology)”,(27)预示了本体论的谈法出现了相对性。这种相对性让本体论的现代谈法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产生了抵牾。奎因的“本体论的许诺”解决的是我们能谈什么,马克思的本体论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我们谈什么才有意义。古典实用主义不在形而上学的角度谈问题,而是从行动的结果,即行为、动作将会产生何种差别的角度研判问题。用詹姆斯的话说,“它避开了抽象与不适当之处,避开了字面上解决问题,不好的验前理由,固定的原则与封闭的体系,以及妄想出来的绝对与原始等等。它趋向于具体与恰当,趋向于事实、行动与权力”。(28)马克思也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入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9)目的和意向自动地牵引人类的活动,其本身必须在意义坐标中才能得到解释。

   对马克思来说,实在不再纯粹是自然实在,实在包括社会实在,即他常用的词:社会存在。倘若哲学本体论解决的问题是何物存在,那么,现在哲学家再也不能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后果来理解“最终的实在”。理解实在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最为活跃的灵魂——资本。资本让物的生产掩盖、扭曲了社会关系的本真状态,改变了人类的意义世界。

  

   三、意义的实践维度

  

   去除了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马克思从“有意义的生产”角度考虑实践哲学问题。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把人类活动分为三类:理论、实践和创制。对于创制,亚里士多德认为,它不同于探求事物原理和根本原因的理论,也不是指公民的伦理生活和政治活动,创制是以制成物为目的,而以自身为手段的活动。(30)相比于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创制是奴隶、女人以及外邦人从事的活动,是低贱的。但是,马克思提高了“创制”的地位,把生产作为实践的第一形式,进而用它作为理解精神活动的钥匙。生产、劳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改造社会关系的革命构成了马克思意义本体论的实践之维。

   马克思指出,“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本身对人类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而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种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征就在于生命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31)人之区别于动物,在马克思看来,最重要的是人在生产的时候是根据目的进行的,而且这个目的是他自己意识到的目的。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可以概括为“目的性生产”。目的性生产不断发展,使得低级动物似的单纯寻求个体而不是种群繁衍的活动产生了根本转变。更加重要的是,目的本身在活动中不断变化和丰富,人甚至按照伦理标准、审美标准进行生产。多元目的及其结构化的发展使得人类的生产创造了丰富的“意义世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做了重要的划界:“动物只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32)马克思借此把人定义为自由自觉的类存在物。正是在如何生产中包含着思想和精神的元素,这些元素反过来改变了生产中的其他元素,加速了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方式的变革使得精神实现了更为丰富的积淀,自由获得更大程度的实现。一般而言,物质生产活动和人的再生产活动都在世界中进行,人的认知需要、审美需要及其满足形式都在生产活动中展开。马克思说,那些哲学家、意识形态家的玄想都能在实践中得到解释。上帝、神、绝对理念、权力意志等都在实践中沉淀,并成为“本体”。人的生产的全面性,包括目的性、审美性等,都在生产之流中构造起来。对象生产的同时主体也在生成。因此,生产作为第一位的实践形式使世界充满意义。“生产”作为重要的实践形式,在马克思眼中不仅是经济学概念,也是哲学概念。按照意义生产,创造意义世界。马克思说:“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33)

   马克思断言:“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34)结合为社会单位的人的生产不但生产了自身而且还生产了“自然”。马克思曾经指出“康德式”问题的虚幻性:“我们看到,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35)在上述论断中,可以看出,任何形式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把世界作为与人的实践毫无关系的“本体”的做法,都产生了很多伪问题。马克思要求改变这种局面。生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只是“创制”的一种。马克思的实践则不一样,作为实践的重要形式的“生产”彰显了人自由自觉的特征。马克思眼中的生产绝不是单纯的机械活动,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在社会关系中进行,且是历史的,其中蕴含着“意义生产”和“意义破败”的秘密。马克思强调:“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36)马克思的“个人”不是国民经济学家眼中作为分析单位的个人,马克思理想中的生产也不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之上的生产;马克思要求把生产资料置于自由联合起来的自由个体手中,重建意义世界的路径必然包括社会革命。

  

   四、意义的社会维度

  

   如果说,“意义”来源于人类最为重要的实践形式,即生产劳动,那么,意义的内容则必须从社会中获得,在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人类的意义世界才能得到全面而清晰的确定。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让人类的意义世界日渐枯萎。

意义是社会性的。在马克思的论述中,个体虽然存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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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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