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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森林:物化:文化之思还是经济社会整体之思?

更新时间:2020-04-07 20:45:08
作者: 刘森林  

   Reification:A Cultural or a Holistic Approach Combining the Economic and the Social?

   作者简介:刘森林,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第20195期

   内容提要:本文在最著名的两个经典文本《资本论》与《历史与阶级意识》之间,追究“物化”的经济、社会、文化意蕴。物化首先是一种经济事实,是现代经济运行的必然;尔后是直接物性被抽象物性取代、抽象物性系统日益复杂化与合理化并对个体形成一个个碎片化的系统分割,或整合为一种僵化和惯性制度所具有的性质;最后才是丧失了自由性、崇高性、自主性的客体物性宰制。应该立足于经济-社会-文化的整体统一角度,从卢卡奇回到《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在哲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的融通中,合理地看待物化。从单一的视角,包括仍较为流行的单纯文化哲学视角看待“物化”,则可能是片面的、失真的。

   关键词:物化/文化之思/经济社会整体之思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物化”,包括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分别使用的Verdinglichung和Versachlichung。广义的“物化”既包括Verdinglichung又包括Versachlichung。对两者是否有差异这个问题,学界的理解各有不同。如果暂不考虑争论,我们在广义上使用“物化”一词,把两者的含义都包括进来,即把“物化”理解为既是非物性存在体现为有形有状的物理意义上的“物”,又体现为无形无状的社会关系意义上的“物”,抑或两种“物”的统一;那么,探讨在“物化”最著名的两个经典文本《资本论》(及其手稿)与《历史与阶级意识》之间,“物化”的意蕴有了怎样的变化,关注重心有了怎样的位移,这种位移对我们当下的理解造成了怎样的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它的理解与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理解有何差异,卢卡奇做了什么样的扭转,我们今天又该如何看待卢卡奇的扭转——这些问题对当下我们更确切地在物化问题上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立场,显然是绕不过的。

  

   一、“物化”作为经济-哲学范畴

  

   康德以来的德国哲学历来高扬“人”在宇宙和历史中的地位。作为具有崇高人格、尊严、品性的非物性存在,在遭遇到现代性的物性世界并被这个世界包围、阻碍、左右之时,就势必发生“物化”的感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探讨的商品-货币-资本的体系就是这样一个物性世界。在它之中,“物化”不仅是指具有崇高人格、尊严的“人”不得不体现为物理-使用价值意义上的物品,更体现为一种与这种物品生产密切相关的新型社会关系之物,并被这两种“物”所约束甚至再生产。在现代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行(生产、交换、消费)中,借助于越来越一般、普遍和脱去具体性的抽象的社会关系之“物”,形成了越来越严格的制度化的社会生产关系,借助于这种制度化社会关系背景下不断被再生产出来的普遍、一般、抽象的“物”(商品-货币-资本),愈来愈成为现实世界的主角。人们越来越依靠它、信赖它,社会生活的发生和进行都依赖于它。具体、生动、特殊的“人”日益不出现在社会交换体系之中。这一体系给每个职业人设置、分配了角色和职能,只要承担这一角色、履行这一职能,他(她)就是一个合格的职业行动者。现代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人”,于是就成了特定职能和角色的无名承担者,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他们不仅相等,它们之间甚至……不会产生任何差别。他们只是作为交换价值的占有者和需要交换的人,即作为同一的、一般的、无差别的社会劳动的代表互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58页)“所以他们是价值相等的人,同时是彼此漠不关心的人。他们的其他差别与他们无关。他们的个人的特殊性并不进入过程。”(同上,第359页)“人”如此,“物”亦然。如马克思所说,一个塔勒可以代表无数等价物,“在它的所有者手里一切个人差别都消失了”,于是,“流通在一定的环节上不仅使每个人同另一个人相等,而且使他们成为同样的人,并且流通的运动就在于,从社会职能来看,每个人都交替地同另一个人换位。”(同上,第360页)于是,“人”就被归于有严格制度性关系约束-支撑着、有抽象的技术性物件管理-服务着、如今越来越符号化的存在。个性、具体的外观、品格等品质越来越失去显示的机会,并越来越被抽象的符号和角色-职能承担所替代。只有依靠社会关系意义上的“物”及其约束下不断再生产出来的技术物质产品,现代“人”才能获得体现和普遍性维度上的实现。这就是马克思和韦伯所说的Versachlichung和Verdinglichung两个词所标示的人的“物化”现象。

   这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并且首先是一个经济事实。物化说的首先是一种经济特质,是现代经济运行的必然。正如阿尔布瑞顿(Robert Albritton)认为的那样,它“最完全地显现出了资本基本的本体论属性”,所以应“把它严格地当做一个经济范畴来使用”,而不是像卢卡奇那样把它视为一个文化范畴。因此,“物化指的是资本的结构逻辑,它把人转变成经济力量的‘承担者’或‘Traeger’”。(阿尔布瑞顿,第30、23页)由此,物化直接系指经济系统已形成了一套由不得人随意改变、反而要矫正和规范人的随意性的严格逻辑,靠这种逻辑,各种经济要素得以更合理地完成配置,得以更有效率地进行经济活动,更好地提升经济运行的过程与目标。所以,它意味着一种规范性、严格性、有效性,意味着有了这种物化系统,以前分散、低效的经济因素得以更合理地被组织和流通起来,从而明显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说,这种物化越彻底越好:“彻底的物化并不意味着人的行动能力消失了,毋宁说那种行动能力受到了市场力量的引导和指引,一切一般的经济结果都是被价值的运动而不是人的意图规定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的行动能力丧失了所有的自主性。在经济上,并不存在自主的人格,因为直接的人对人的关系完全被商品中介的关系取代了,因为人被还原为资本自我增值运动的单纯工具。”(同上,第28页)物化就是把劳动者纳入这种社会制度系统中去,“就是把工人的行动能力吸收进资本的运动中的方式”,而“‘彻底的物化’并不意味着人被完全转变为物,而是说经济结果完全是由资本的运动决定的,人类的能力只服务于资本的自我扩张”。(同上,第26页)彻底的物化只有在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才是可行的。

   对此首先应该给予一个经济学的事实性观察,而不是文化价值论意义上的评价。应该这样理解,人的行动能力被吸收进资本系统之中,仅仅是在经济范围内,还没有拓展到社会文化等其他系统之中。物化仅仅具有经济的意义。阿尔布瑞顿说的对:“资本的物化理论是强劲的,但是它对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的影响程度是非常不同的,这依赖于那些领域与经济因素有着怎样的关系,以及经济因素在何种程度上是由资本的逻辑塑造的。”(同上,第25页)从经济的意义上说,物化是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社会公平水平的必然和必需。韦伯后来用合理化概念描述这种现代社会的关系类型及其发展趋势。Versachlichung是两人共同使用的概念,韦伯把在马克思那里还没有那么详细展开的现代社会关系越来越规范化、合理化、程序化、严格化、符号化等特性,用理性化的术语予以充分解说,把马克思“物化”(Versachlichung)思想的价值批判立场进一步淡化,大大减弱了它所蕴含着的批判性意蕴,并由此凸显了它所具有的必然性、正当性含义,使得这个概念逐渐失去了批判性,成为一个中性概念。而具有批判性意蕴的“物化”概念,只剩下了Verdinglichung。

  

   二、“物化”作为社会-哲学范畴

  

   但“物化”不仅具有经济的意义,还具有社会、文化的意涵。而且,这几种意涵之间,并不总是完全协调一致的。“物化”的经济效应跟进一步产生的社会效应、文化效应可能产生内在的张力与矛盾。卢卡奇就是在韦伯的影响下进一步关注“物化”的社会性效应,进一步关注经济、社会、文化诸效应之间的张力和矛盾的。他不再像马克思那样重视“物化”的经济效应,反而尤其关注其社会效应和文化效应。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从韦伯强调、发展了的合理化视角来看待“物化”的新意涵。这种意涵主要有三个:(1)人的劳动能力和特质不断被合理化系统分割,劳动过程被分解为合理的局部操作,越来越成为一种被严格规定好了甚至机械重复的专门操作。劳动者与产品的直接联系被切断。人的一些特性被从原来的形态中分割出来,被经济计算体系重新逐个算计其价值。这种现代价值重估大大改变了人身诸特性的价值地位。那些能够生产具有更大使用价值的特性、能力,会得到进一步的重视,被赋予更大的价值地位。如果跟商品的生产与销售没有关系,比如人格、尊严、主体性等,就不再被重视,反而被合理化系统边缘化甚至忽略。这样一来,倒是个人的原子化、商品化、物化符合合理化体系而被一再生产出来并得以不断延续。也就是说,人的能力、品质,都会根据效率提高和人际公平度提高等标准进行重新组织和安排,越来越细致的专门化于是就不断得以发展,“没有专门化,合理化是不可思议的”(卢卡奇,1995年,第150页)。而“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一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同上,第149页)。与人的整体存在不可分的人格也被合理化系统单独拿出来按照经济-社会价值系统予以独立、客体化审视,失去了原本崇高的价值。(2)直接物性日益被掩盖和替代,变得越来越抽象,成为一种新的物性。正如卢卡奇所说,“这种合理的客体化首先掩盖了一切物的——质的和物质的——直接物性。当各种使用价值都毫无例外地表现为商品时,它们就获得一种新的客观性,即一种新的物性”。(同上,第154页)这种新的物性就是一种社会性,一种在越来越合理化的新型社会关系类型中获得的物性。它与普遍一致、个性消失、可普遍比较衡量、可计算性、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等特性密切关联起来。非物性的存在,比如“主体性本身,即知识、气质、表达能力,变成了一架按自身规律运转的抽象的机器,它既不依赖于‘所有者’的人格,也不依赖于被处理的各种对象的客观-具体的本质”(同上,第163-164页),而是被合理化系统按照自己的标准进行价值重估。(3)整体性的丧失。专门化造就了水平不断提高的分化,“由于工作的专门化,任何整体景象都消失了。”(同上,第168页)众所周知,这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反复论述的核心所在。

如此看来,“物化”的社会性含义至少会在以下两个向度上延伸其负面意义:(1)“物化”常被指称为一种僵化和形成惯性的制度所具有的性质。当情形已经变化但制度没有适应新变化时,制度就会变成物一样或机器一样的东西,显得刻板、繁琐、无情,甚至死板、滞后、僵化。不但可能会增加交易成本、降低经济效率、阻碍创新,而且会“把活生生的、富于变化的人变成了死的、毫无变化能力的档案号”(卡夫卡,第312页)。生动活泼的人依赖于僵死的物,从而产生“一种物化的不安全感”(同上,第317页)。在这个意义上,物化具有僵化、缺乏变通的意义,它可以从降低效率、浪费人力和物力资源、人浮于事、人为增加管理成本、阻碍创新等方面进行社会经济学的解读,也可以进一步关注其延伸性意涵,即从损害个性、尊严、人格因而把高于物的价值降格为物这样的含义来解读。(2)物化也可以系指伴随现代社会高水平社会分化而产生的碎片化存在。当卢卡奇用标志着崇高性、总体性、自主性的“物自身”对比被动、范围有限的现象之“物”,前者堕落为后者来表达“物化”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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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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