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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险明:跨越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间的鸿沟

更新时间:2020-04-03 22:33:05
作者: 叶险明 (进入专栏)  
本文这里侧重谈谈何谓“在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提炼和剖析真问题”。为了从方法论上真正搞清楚“在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提炼和剖析真问题”这一论断的真实涵义,笔者以为,必须要对构成这一论断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因素加以方法论上的拷问,即“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和“提炼和剖析真问题”。

   1.“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现实”。

   这里所说的“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是指研究主体的一种基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改造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和超越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状态。具体说来就是:研究主体是从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构成部分的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出发,而不是从某种普遍的政治哲学原则出发;研究主体直接反思的是中国国家与公民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淡化甚至掩盖中国国家与公民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研究主体旨在为正确认识和改造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提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支持,而不是仅仅专注于对马克思政治哲学各主要概念或范畴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做“知识性”的论证。可见,“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由“出发点(包括视野)”、“对象”、“旨趣”三个要素构成,缺一不可,否则,就不可能真正的“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在目前的中国学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界,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状况令人堪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没有讲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著述,恰恰相反,这类著述还很多,然而,大都与“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相悖。例如,学界有种观点认为:目前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在政治权力的干预和影响下”,其发展“呈现较大自主性”。而中国民间组织的这种发展特点,是超越了西方国家的“结构性自主”(这种“结构性自主”是以削弱国家为前提的)的“内在性自主”,实现了民间组织的生成和发展与国家权力的干预有机结合,亦即超越了国家-社会的二元对立[16]。笔者以为,这种观点在形式上也是讲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但实际上却模糊甚至扭曲了真正的当代中国社会现实。

   第一,迄今为止,我国仍然属于“强”国家(政府)[17]-弱社会的类型,故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还有待于成熟和拓展。在我国,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弱社会”变强的趋势,似乎还不太明显。“何以还不太明显”呢?这就是研究相关中国问题的一个“出发点”,也是研究相关中国问题所应确立的背景。笔者以为,如果由这一“出发点”和“背景”确立的“对象”,那就不应该是什么“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内生性自主’”,更不是“内在自主”何以超越了“结构自主”。当然,如果是为了论证目前中国“弱社会”状态的“合理性”,以及国家权力直接干预(而不是引导)民间社会组织的“合理性”,杜撰出什么“内在性自主”,也并非不可以理解,但却与上述“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显而易见,上述观点的旨趣并不在于“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现实”。

   第二,简单地把西方国家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视为以削弱国家为前提的“结构性自主”,是不科学的。为了搞清楚这方面的问题,这里需要在方法论上界定何谓“削弱国家”,否则,相关研究就会出现指向上的混乱。如果“削弱国家”是指削弱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那么这当然既不符合民族国家在当代世界历史中发展的规律,也不符合民族国家自我治理以保持自身正常发展状态的客观现实。这方面的道理不难理解,故不赘言。恐怕国内外学者大多不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削弱国家”的。当然,西方国家有的学者的确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削弱国家”的,但那也仅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而发的,故带有霸权主义的“浓厚味道”。一般说来,“削弱国家”是指:改变国家公权无孔不入、不受宪法限定和公民监督且又运行效率低下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政府机构臃肿和庞大,权力部门和体制化了的社团几乎成为唯一的主体,国家公权滥用,公民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不断被挤压,社会自治能力越来越丧失殆尽,整个社会缺乏创造性的活力,大量社会服务产品需求得不到满足,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不实现第二种意义上的“削弱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不可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而民间组织的良性发展和公民各项权利的实现也就无从谈起了。进而言之,民间组织良性发展的程度、公民各项权利实现的程度,一定是与第二种意义上的“削弱国家”的程度,从而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程度成正比。现实的政治生活逻辑使我们难以设想:在不“削弱国家”(上述第二种意义上的)的条件下,还能有什么民间组织的“自主性”发展,公民各项权利的全面实现。实际上,只有在“削弱国家”的过程中,民间组织才能够正常发育和成长,公民的各项权利才能不断实现,并形成与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国家间的良性互动:一方面,国家依宪依法保护民间组织的正常发展和公民各项权利真正落实的能力不断增强,从而推动民间组织和公民精神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民间组织和公民在有效参与公共事物决策和监督国家权力行使的过程中,不断赋予国家治理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又促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程度获得不断提高。可见,只有第二种意义上的“削弱国家”才能使国家变强,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第三,第二种意义上的“削弱国家”是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我们不能把第二种意义上的“削弱国家”简单地视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的现象。在当代,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各自以其不同方式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体现着这一趋势。其主要根据有二:一是,就目前来看,西方国家大多是强国家-强社会类型(这里所说的“强国家”中的“强”是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较高),不过,我们也应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削弱国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其一个半世纪以来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非常重要因素及其作用绝对不可忽略,那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运动,为争取人权、民主、自由等而进行的长期不懈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斗争。当然,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目前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例如由“精英与资本的结合而产生的操纵选民”的倾向、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冲击等),故我们必须结合国情,对其有益经验加以批判性的汲取和创造性的转换,绝不能照搬。

   二是,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一些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同样面临着国家统治和治理形态的根本性变革问题。十月革命后特别是俄国内战结束后,列宁高度重视对国家权力的利用和改造问题。一方面,在他看来,像俄国这样的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要发展工农业生产,保持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必须要由具有较高薪金的、稳定的专家队伍来管理国家职能部门,所以,当时的俄国还不具备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讲的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那两个措施的条件。另一方面,他又非常警惕国家权力异化的倾向,如认为:“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少有重大的改变。这些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18],故在国家机关中,“复活了的官僚主义也不会不在党的组织中产生有害的影响,因为党的上层领导就是苏维埃机构的上层领导,这是一回事。这就是说,既然我们意识到了,旧官僚主义这种坏现象可能在党的机构中表现出来,那么在党的组织中有这种坏现象的各种迹象,就是很明显,很自然的了”[19]。那么,如何克服当时俄国国家权力的这种异化倾向呢?对此,列宁从文化和制度的视角上提出了两个相互联系方面的意见:其一,必须彻底铲除前资本主义的“官僚专制文化”,学习资产阶级文化[20],“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科学在使各类职员工作达到最佳水平方面所取得的成就”[21];其二,把没有“成见和传统”、“更接近于普通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的人,大幅度地补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检察院[22],并赋予中央检察院极高的权威[23]。然而,由于列宁过早的去世,他的这两个方面的重要意见没有得到贯彻。此后,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俄共把国家权力与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引导国家向“全能政府”发展,从而最终形成了超越宪法、不受监督、高居于社会之上的官僚阶层和国家管理机关。

   实际上,在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看来,国家权力与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不是相互等同概念,尽管有联系。共产党领导包括对国家权力的不断改造,即:通过引导人民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和程度上参与公共事务决策和监督国家权力的运行,来优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以推动本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但这丝毫不意味可以把国家权力与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相互等同,否则,列宁就不会提出“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指工会等——引者注)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的论断了[24]。因为,“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即便掌握了国家政权,也必须要“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25]。进而言之,真正的共产党人始终不会忘记自己的初心:只要国家还没有自行消亡,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自由、民主、法治、公平、平等、正义的过程,就是其引导人民参与公共事务决策和监督国家权力运行的过程,就是不断追求人民幸福、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就是为民间组织的良性发展创造条件、为公民各项权利的全面实现提供有效保护的过程。从方法论上看,苏东剧变最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把国家权力与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混淆起来,进而使国家权力逐渐异化为压迫人民的力量。这也是最终毁掉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异化力量。

   由上可见,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来说,要“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就不能掩盖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矛盾,不能回避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方式和观念及其机构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方面,否则,就必然会模糊甚至扭曲了真正的当代中国社会现实。

   2. “提炼和剖析真问题”。

   不过,“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现实”还不等于“提炼和剖析真问题”,虽然“提炼和剖析真问题”只能存在于“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提炼’和‘剖析’”在方法论上是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前者是指:在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中,科学抽象出政治哲学层面或意义上的问题,如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背景下的中国竞争民主与中国协商民主关系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背景下的中国政治理想与中国政治现实关系中的历史观和价值观问题等。对这类问题的科学提出,是以中国国家与公民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构成部分。后者是指:把“提炼”出的中国政治哲学问题,置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思想文化变革的大背景下加以全面的批判性分析,并在方法论上探索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解决的路径。不能“提炼和剖析真问题”,政治哲学意义上的中国问题就不能真正呈现在人们的思维中。这里以政治体制改革背景下的中国竞争民主与中国协商民主关系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中国政治理想与中国政治现实关系中的历史观和价值观问题为例。

先说政治体制改革背景下的中国竞争民主与中国协商民主关系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近些年来,中国协商民主问题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但由于学界不少人往往脱离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背景,把中国协商民主问题“孤立化”和“绝对化”,故使相关研究陷入了歧途。从方法论上看,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认为协商民主在中国有“天然”的历史传统优势。应当承认,中国历史传统中的确有协商民主的因素,但这种因素在整体上是存在于专制主义文化中的,故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协商民主。因此,不铲除专制主义文化对中国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实实在在地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协商民主是发展不起来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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