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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小兵:记忆的战争与战争的记忆——有关20世纪中期中国的回忆与书写

更新时间:2020-04-02 00:48:24
作者: 唐小兵 (进入专栏)  
其基础教育、户政系统、公务体系的完整都是中国各地少见的。”

   相对于高华对《大江大海》的极度推崇,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杨念群教授在一篇短文中,很尖锐地抨击龙应台在该书中的历史观为“炮灰史观”:“所有战争,包括一九四九年中国内战,并不是靠单纯的人道主义告诫就能理解的。我相信,龙应台这位年近花甲、见多识广的‘小红帽’在踏入历史丛林之后,肯定遇到不少与她观点相左的狼外婆,但结果是‘小红帽’太强悍了,每一次都能用汹涌的修辞顺利击昏狼外婆。于是,南洋岛山打根集中营里虐杀国民党军战俘的台湾监督员,与血战淮海食不果腹的前线国民党军队,密集冲锋不顾死活的解放军士兵,统统变成了飘散到战争尘埃中的悲情线偶,由历史的偶然所操控,这些跨民族、跨疆界、跨海峡的恢弘叙事,揭开的是一整代人‘隐忍不言的伤口’,让他们血迹斑斑地尽情喷洒,然后任由记忆的血水灌流进当代人麻木的心里。为被践踏、被侮辱伤害的失败人群立传,结论当然是战争根本没有什么胜利者。当交战搏杀的暴力被不论轻重、不分界线地指责,任何战争的意义都会从此彻底消解,‘炮灰论’刹那间炸出人们的眼泪,‘正义论’对胜负的书写当然就会在泪水中变得模糊不清。”换言之,在杨念群看来,这种诉诸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的历史叙述,所构建的其实是在本质上无差别的悲情故事,等于是完全消解了战争的意义,也就是消解了投身或者说献身战争的将士的生命主体性,每场战争的卷入者都成为被忽悠和被利用的“炮灰”,在战场上死过一次的当事人,还得在历史记忆的领域以“复活”的方式在“生命意义和价值”上再死一次。并且,杨念群质疑龙应台在搜寻史料并构建历史叙述的时候,自动剔除掉了那些与其“人道主义的立场”相悖的证据,从而也就失去了真正进入历史的可能性。

   这触及的其实就是面对20世纪中国的中期历史的一个核心问题:各执己见的个体经验的书写与记述究竟是会推动历史和解还是其实在阻碍历史的和解?历史的大和解何以可能?战争创伤如何抚平?我们是否能在具体地理解投身战争的个人的心情与境遇的基础上来讨论个人与时代的相遇?同情的理解是否就意味着批判性和反省力度的弱化?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在人际、代际、党际之间的对话与和解中应该和能够扮演怎样的角色?吴乃德在一篇讨论二二八事件的文章曾如此谈及历史记忆的真实性与模糊性之间的关系:“为了和民族当前的想象和渴望产生共鸣,历史记忆必须加以剪裁。‘记忆’和‘历史’因此经常不完全重叠。‘集体记忆是非历史的(ahistorical),甚至是反历史的(anti-historical),对某一个事件作历史性的理解,是了解其复杂性,是从疏离的立场、以不同的角度加以观看,是接受其道德的模糊性。集体记忆则将历史中的模糊加以简单化,甚至加以消除。’可是简化的、甚至错误的历史记忆,不论它负载多么巨大的道德教训和启发,显然违反理性社会对真实的追求,而且也将不断受到历史学者、后代,特别是不同立场者的挑战。同时,模糊的历史记忆或能点燃某些人的热情,却必然失去对其他人的号召。由于不同族群、不同立场的团体具有不同的历史经验,模糊的历史必然无法成功地营造共同的历史记忆。而共同的历史记忆却是民族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或许——只是或许——如某些历史家强调的,‘除非历史记忆以学术标准为基础,否则我们对记忆的责任只是一个空壳。’”

   龙应台似乎也意识到了历史写作的局限性,她在书中坦承:“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概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道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吴乃德聚焦的是“模糊的历史记忆”和“道德的模糊性”,前者是指历史被裁剪、压制、刻意引导、遗忘等之后形成的“笼统印象”,而后者是指人在具体的历史变动之中其实很难给其行动一个道德上的裁断,这隐含的一个预设是历史书写者并非“全知全能”,所以他对自身在道德、价值和趣味上可能的偏向,以及这种偏向可能导致的对历史认知和历史阐释的误导,应该存有一份冷静的反省。史华慈曾说,历史研究永恒的困境就是得面对“人的不能全部破解的存在意义上的复杂性。”龙应台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回看历史,并且意识到了自己只能相当个人化地传输“以偏概全的历史印象”,但其为“失败者”写痛史的心志过于强劲,为父辈做传的心情过于激越,以至于她忘记了其回溯历史的初衷而抹掉了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性。越是充满对复杂性的理解的写作和记忆,就越不可能让读者在情感上迅即卷入,而大多数的读者试图从历史中捕捞的记忆往往是他自我投射的认同与情感,人在历史长河试图打捞的往往是他翻转的身影。这就是历史与记忆之间永恒的张力。

   正如吴乃德所言:“简化的、甚至错误的历史记忆,不论它负载多么巨大的道德教训和启发,显然违反理性社会对真实的追求,而且也将不断受到历史学者、后代,特别是不同立场者的挑战。”作为战败者的国军,对于台湾岛的本土居民而言,却又是强势的介入者,在弱者之下更有层层弱者,这就导致正义与伦理的界定变得异常艰难。在前引许倬云等人认同的大陆上层精英引入台湾的积极后果,在另一些本土精英看来,却是强烈地压抑了地方性的政治和经济精英的政治参与。

   笔者曾经在讨论中国大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历史和解”问题时提出:“对于社会共同体的自我更新和文化传承来说,让记忆呈现出来是一件既必要又特别艰难的事情。记忆自然不是为了煽动仇恨,而历史写作更非如此。记忆更多的像一个民族的自我疗救,而讲述本身也成为一种不断修复一个社会集体创伤的独特形式。”我想,这个议题对于两岸知识人、政治人物和民众而言,具有相近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所以应该在一个更为宽广和纵深的视野里来开掘其价值、探寻其方法、反思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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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1945-1949年之间的战争记忆,或许没有任何一部著作能超过有着国民党宪兵身份后来转为作家的王鼎钧的回忆录《关山夺路》,此前对于这部分历史的绝大部分记忆来自知识人的书写,包括对这段历史的重构,也相当部分是以知识人为对象的,比如钱理群《天地玄黄:1948》、傅国涌《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或者是一些史家的研究性著作,比如蒋永敬、汪朝光、杨奎松等人的专著。《关山夺路》从一个军人的经验和视角出发,将抗战结束到中共建政之间的这段历史描述得极为真实生动,如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奇生教授所言:“作为历史学者,我对文学家写的回忆录素来比较警觉甚至排拒,而《关山夺路》却让我感到意外的惊喜。文学的求美、史学的求真、哲学的求解,王鼎钧先生以回忆录的形式恰如其分地呈现出来。

   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平心静气,却触及灵魂。”王鼎钧在《关山夺路》的后记里谈及他写这部回忆录的原则:“我写《关山夺路》使用了我等待了一辈子的自由。这四年(指1945-1949)的经验太痛苦,我不愿意写成控诉、呐喊而已,控诉、呐喊、绝望、痛恨,不能发现人生的精彩。愤怒出诗人,但是诗人未必一定要写出愤怒,他要把愤怒、伤心、悔恨蒸馏了,升华了,人生的精彩才呈现出来,生活原材变成文学素材。”因此,王鼎钧对台湾的“反共文学”、大陆在文革结束后的“伤痕文学”都不认可,认为这些都太胶着于个体的生活经验。就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而言,王鼎钧认为历史写作不应该仅仅是“自传”,而应该是以自我为媒介来为自身“受想行识”的时代立此存照,尤其是为“一代众生的存在”以及20世纪“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经验”留下可靠的记忆。依照王鼎钧先生的自述,《关山夺路》在写作结构上隐含了“对照”、“危机”和“冲突”的线索,全书读下来确实让人酣畅淋漓而处处有别有洞天发人深省。《关山夺路》是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的第三册,整套回忆录在有关20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记忆中位置极为重要,从不同视角和侧面展现了中国社会、政治与文化的起承转合。高华教授生前曾撰文如此评述:“王鼎钧这套书的前两本写作者的青少年时代,后两本横跨战后的1945-1979年,紧扣冷战岁月国共的热战和武力对峙,以‘人、岁月、生活’为经纬,用简练优美的文字,写尽被时局主宰的普通人的艰辛、苍凉和辛酸,又跳出个人局限,在时局大动荡中展现人与时代交融的复杂状态。而作者在当时或事后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和反省,更是弥足珍贵,使其完全不同于一般的个人自传,具有丰富的思想性,故此书既有历史价值,还有很高的思想价值。”

   就其大体而言,《关山夺路》一个最重要的角度就是“历史的反思”,或者说从理性的视角出发来思考国共成败之因果。这可以说是整部回忆录的“主线”,而这种反思和议论又往往建立在作者个人的经历和直观感受基础之上,所以不会显得空洞抽象。例如国共两党行事方式的差异,王鼎钧在讲述了内战时期的很多历史现象后说道:“国民党办事‘执简驭繁’,社会组织已经形成,已经运作,国民党顺应这种运作,依赖由运作产生的枢纽人物,掌握枢纽就掌握了社会。地主是佃农的枢纽,资本家是工人的枢纽,校长是学生的枢纽;一个校长等于全校学生,一个地主等于全村佃户,一个厂长、董事长能抵他旗下一千个工人。国民党注意拉拢这些人,重视这些人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也偏重照顾这些人的利益。共产党不怕麻烦,反方向而行,它搞‘农村包围城市’、‘小鱼吃大鱼’。它结合贫农,不要地主;它结合工人,不要资本家;它结合学生,不要教育部长。一部总机下面有一千具电话,但是它可以使九百具电话机不通。它在全民抗战的号召下,理直气壮地区组织学生和农民,因为上阵打仗要靠多数,不能靠少数。等到民众组织成功,军队训练成熟,政治运动轰轰烈烈,当务之急是一齐动手摧毁那些枢纽,重组社会,痛快淋漓!”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窥见在王鼎钧的认知世界中,国民党是依赖社会中上层的具有保守特质的精英主义政党,而中共确实依靠底层大众的具有激进性质的反精英主义政党,前者依托于社会固有结构来运作,而后者却要制造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这确实把握住了两党在社会层面上的差异。王鼎钧在南京时曾与苏北、鲁南的难民相处过一段时间,他对于中共土改的具体运作过程有了深入的了解:“我和难民一起混了三天,用他们提供的碎片,拼出大略的图形。

   中共要彻底改变这个社会,第一步,它先彻底扫除构成这个社会的主要人物,这些人物的优势,第一是财产,第二是世袭的自尊,两者剥夺干净,精英立时变成垃圾。人要维持尊严,第一把某些事情掩盖起来,第二对某些事情作善意的解释,中共反其道而行,叫做‘脱裤子’,脱掉他的裤子,再重新分配他的财产,他从此必须自食其力,或者沿街乞讨。他的子女已经参加革命,亲友也和他划清界限,他只能自生自灭。”

前述是两党对地方精英的态度和方式的差异,而对于青年学生而言,王鼎钧在书中着墨也不少。在他的记忆中,左翼文学的叙事,对于处于苦闷中的青年寻找人生和国家的出路形成了一种极有吸引力的叙述。据其回忆,“我们那一伙文艺青年,得意的时候读老舍,老舍教我们冷讽热嘲、幸灾乐祸;失意的时候读鲁迅,鲁迅替我们骂人;在家读巴金,巴金教我们怎样讨厌家庭;离家读郁达夫,他教我们怎样流亡,怎样在流亡中保持小资产阶级的忧郁,无产阶级的坚忍,资产阶级的诗情画意。”文学如何与政治结合形成一种对青年人的影响力,王鼎钧也有深入的洞察:“左翼文学的主调指出,现实社会完全令人绝望,读书会则指出,共产主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左翼文学设计谜面,读书会揭露谜底,左翼文学公开而不违法,读书会违法而不公开,分工合作,密切配合,文学作家把足球盘到网口,读书会临门一脚。”而左翼文学在青年读者那里召唤出来的集体心态,王鼎钧也始终记忆犹新:“这些大作家以及他们的诠释者、鼓吹者,满口不离‘压迫’、‘剥削’、‘受侮辱和受损害的’,他们咒诅权力财富,制造困局,显示改进无望,引起‘绝望的积极’和毁灭的快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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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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