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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前校长布鲁斯(下):象牙塔里的凿璧人

更新时间:2020-04-01 18:11:03
作者: 亚力克·布鲁斯   ​赵静一  

  

   赵静一,毕业于剑桥大学古典学系,获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为该系首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本科生。现任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及李约瑟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古希腊与中国哲学思想比较。2013 年获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特别优秀奖。曾受邀参与录制 BBC 大型纪录片《中国故事》。2018 年初,与劳埃德(G. E. R. Lloyd)爵士共同编辑的《古代希腊与中国比较研究》(Ancient Greece and China Compared)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该领域里程碑式的著作。

  

   亚力克·布鲁斯(Alec Broers),英国皇家学会院士(FRS)、皇家工程院院士(FREng)(2001-06 年为主席)、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英国上议院(House of Lords)议员。1965 年赴美国 IBM 开展半导体研究,是纳米技术的世界先驱,获评 IBM 院士。1984 年赴剑桥大学担任电子工程部主任。1990-96 年任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院长,1993-96 年任工程系主任,1996-2003 年任剑桥大学校长(vice-chancellor),期间大力推动大学现代化改革。2004 年,英国女王授予布鲁斯教授男爵爵位(Baron)与“终身贵族”(Life Peer)称号。

  

  

   2016 年春,在剑桥举办的李约瑟纪念演讲晚宴上,我有幸与老校长布鲁斯教授相邻而坐,听他娓娓讲述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真是一次难忘而又无比珍贵的经历。第二次见到布鲁斯教授,是在今年五月李约瑟研究所举办的午宴上,他作为研究所的理事参加宴会。当时我跟他聊到 “静一访谈” 的初衷,谨慎表达了采访他的愿望。实际上,对此我并没有报太大希望,因为布鲁斯教授虽已年过八旬,但每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的,过几天还要去中国开会。令我欣喜的是,他竟然十分爽快地答应了,而且即刻拿出 IBM 笔记本电脑,把我们的访谈见缝插针填在了他的日程表上,并约好请我去伦敦上议院与他会面。

  

   可以说,在准备访谈的过程中,我才真正意识到布鲁斯教授是怎样一位大人物——他的一生足矣拍成一部令人拍案叫绝、回味无穷的精彩电影。首先,他有着独特的生活与工作经历。他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后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与英国剑桥接受教育,并以出众的声乐才华加入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唱诗班。1964 年博士毕业后,年轻的布鲁斯即赴世界顶级研究机构——美国 IBM 开展研究,在纳米技术方面取得了关键性突破,获 IBM 院士这一最高荣誉。在美国工作近二十年后,人到中年的他放弃高薪与养老金,毅然决定回到母校剑桥大学开展学术研究工作,后担任工程系主任、丘吉尔学院院长和剑桥大学校长。布鲁斯教授在剑桥大学进行了大胆改革,大幅度推进学术界与商业界的联系与合作,为学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资本与活力。可以说,没有这位老校长,就没有剑桥大学今天的现代化发展。在他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没有哪一刻属于 “事业巅峰期” ,因为每一段经历都如他所研究的光束一样辉煌夺目,每一项重大决定背后都有一颗勇于探险、追求创新和美好生活的年轻的心。无论从事科研还是行政,他总是走在时代的最前沿,永远都在挑战自我,激流勇进。当然,老校长令我钦佩的远不止这些,还有他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对人生理想的不懈追求。他坚信 “文理不分家” ,在工作之余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发挥到了极致——在音乐、航海和滑雪方面,他都达到了近乎专业的水平,称得上是 “最文艺的工程师” 。对布鲁斯教授来说,年龄只是一个符号,四十多岁的他照样可以放弃所有,漂洋过海开始新生活。如今,八十岁的布鲁斯依然活跃于高校、业界以及英国上议院,书写着生动精彩的人生篇章。

  

   2018 年 6 月 7 日一大早,我怀着兴奋而喜悦的心情在伦敦上议院与布鲁斯教授会面。上议院新的一天尚未开始,老校长带我穿过一条又一条连绵的历史长廊,轻声讲述一个又一个或惊心动魄或波澜不惊的故事……

  

一、在古老学府推行改革


   布鲁斯:在剑桥工作了大概 10 到 15 年后,之前在 IBM 的情况再次发生了。这一次我又感觉是在高速公路边野营,而这次的高速公路对我来说就是大学,因为在我看来,大学在工程与科学研究方面的现代化进程还是太慢,并且和产业之间的联系也不够紧密。外面的天空很广阔,如果你想发挥你的才智推进科技发展,就得与外界接轨、与业界合作,从而获得信息与资源。如果你能直接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推进某一项科技的发展,就可以更好地鼓励年轻人继续前进。当你站在讲台上,底下的学生就会说,“哦!是他发明了世界上最小的晶体管。” 正因如此,后来我逐渐参与到了学校的管理层面。

  

   静一:可以说,您在大学推行了改革。

  

   布鲁斯:后来我成为了工程系主任,然后又当上了校长。其实我没想当校长,记得当时心里还自言自语: “我并没有申请这个职位啊!” 不过,我还是当选了,因为他们看中了我的经历和背景。

  

   选择校长的标准是这样的。首先,他们想要一个研究上有丰硕成果的人。那时我是皇家学会院士,又是皇家工程院院士,我也有良好的科研记录。其次,他们希望找一个充分了解剑桥大学及其学院制的人,而当时大家都知道,我正是冲着剑桥的学院制才回到这里的。我不想每天只和学工程的人打交道,我想在学院与不同领域的学者共进午餐,历史学家、医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等等。第三点,他们希望担任校长职位的人具有大型学术机构的管理经验。那时我正是工程系主任,工程系规模占整个大学的 11% - 12%。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符合他们的要求。不过满足以上这些条件的不只我一个。还有一点其他人所不具备的,那便是候选人需要拥有在某个技术驱动产业担任负责人的经历,并且了解行业技术的发展现状和趋势。于是,我就成为了那个最后被留下来的 “可怜人” 。这对于我来说真是最难做的一个决定,因为从事管理岗位就意味着结束我的研究事业。可我的研究建立在实验上,我的工作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我能使用他人完全没有的设备做实验,创造出比任何其他人研发的还要小的电子束。我一直紧跟这一领域的发展,也很清楚校长的管理工作足以把我淹没。事实证明我说的一点没错,最后我不得不放弃我的研究小组,放弃所有其他事情,全身心投入到校长工作中去。

  

   静一:您的目标是将学术研究和产业相结合。这个理念和当时的时代相悖吗?或者说推行时有没有遇到阻力?

  

   布鲁斯:其实那时剑桥已经实施产学研相结合很长一段时间了。科研与产业的结合最早是在六十年代,一些人,像三一学院的财务主管约翰·布拉德菲尔德(John Bradfield),他们很早就这样做了。不过我上任后,给学校很大的一份助力就是我尝试着和一些大型企业合作,并让人们意识到,要真正做到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需要超越区区二三十人的剑桥小公司,去组建一个规模更为庞大的团队。而且这项任务也需要和企业通力合作。

  

   其实在我被任命为校长之前,剑桥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职校长。在我之前就任校长职位的是戴维·威廉姆斯(David Williams),虽说他后来担负起了全职校长的职责,但他最初并不是以全职校长的身份入选的。那时候,他从众多学院院长中被选出,任期满两年之后,谁来担任这个职位会再次进行选举。实际上当时剑桥大学主要是由三个人来管理,分别为秘书长、财政主管和教务主任。他们之间谁的个性更强一些,谁实际上就是校长了。

  

   一般而言,正常的任命仪式是这样的,有一个人给你读一大段拉丁文,问你愿不愿意接手这份工作,然后你也以拉丁文的形式回答说 “我愿意” ,这样仪式就算完成了。不过在我接任的时候我做了两件事,除了宣誓之外,我还和音乐系主任一同在剑桥大学议事厅(Senate House)表演了他写的歌剧,因为那时我也涉足音乐圈(注:布鲁斯爵士在音乐方面颇有成就,多年来一直担任澳大利亚音乐基金会主席)。

  

   当天中午,我们一行到罗宾逊学院共进午餐。吃饭的时候我还做了一次以 “搭建桥梁” 为题的演讲,可以说,我在大学里挂起了一面旗帜。我们邀请各大行业的领军人物来大学参与讨论,然后宣布剑桥 “开门营业”,即准备开展校企合作项目。大概百分之四十几的人不认同我的做法。我还知道在通过全职校长提议这件事情上,当时也有百分之四十几的人投了反对票,因为没有人希望某一个人被赋予过大的权力和影响力。关于这一问题,当时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讨论,不过我没有参与,因为下属告诉我参与此类讨论多少会贬低自己。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当时的那些决策确实引起了争议,不过对于项目筹款却是大有裨益的。

  

二、设立盖茨奖学金的故事


   静一:提到项目筹款,我想提及一点,当时我父亲申请来剑桥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的时候,获得了中国剑桥奖学金(China-Cambridge Scholarship)。他得知我要采访您后,说这份奖学金恰恰是您当时筹款设立的。

  

   布鲁斯:说到那些奖学金,我们在资金筹集过程中也经历过不少有趣的事情。记得当时我们去了香港,见到了李惠雄(李锦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和李嘉诚等人。那时候我们东奔西跑是想为奖学金项目筹集资金,使一些优秀的中国学生及博士后能够去剑桥深造。在北京,我们与中国的一位教育部官员共进晚餐。最后我问,“您觉得我这个提议怎么样? 您赞同这样的方案吗?您看起来似乎有些顾虑。” 这位官员说道:“我并不赞同这个提议,也不会支持这个计划的施行。” 她又说道:“我们这边做了些数据统计,发现过去三年里有一千六百个年轻人去剑桥学习,但基本上没有人回国。据我们了解,也就五到十个人选择回国发展。所以,我们得制止这种人才流失的趋势。” 这段对话发生在 2000 年左右,而过去这十几年出现了留学生回国潮,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

  

不过我们还是去了不少地方并且筹到了钱,尤其是得到了基尔·彼得(Keith Peters)——一位医学教授的资助,同时也有很大一部分资金是在香港筹集的,李嘉诚资助了上千万,让我们开展不同领域的医学研究。其实最开始我把筹款目标定在美国,因为我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在我成为剑桥校长之前,我就在纽约会见过剑桥校友。当时牛津的校长也在城里聚集了一帮人筹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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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静一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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