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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敏 包智明:公民身份与全球化时代的族群关系——南非排外暴力问题的社会学研究

更新时间:2020-03-31 23:04:37
作者: 刘敏   包智明  
在南非的城市底层社区,外籍黑工之所以导致底层民众焦虑不安并采取排外暴力等方式来试图将其驱逐出他们生活的社区,除了因为这些外籍黑工抢占了本国民众的工作机会或制造了社会问题,重要原因还在于,这些大量涌入的陌生人,与其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本国民众存在着诸多的不同,而这种不同恰好又激化了基于公民身份差异所发展出来的底层民众的排外情绪。

   作为南非社会的外来者,外籍黑工前往南非的历程并不顺利,并不见得比中东、北非移民通过地中海偷渡进入欧洲容易。外籍黑工要为之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中一部分人甚至因此丧命。实地调查发现,几乎每个外籍黑工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苦难故事,以及对南非这片土地感恩与担忧的复杂感情。在外籍黑工看来,他们不是来南非制造族群冲突,而是试图逃离国内族群冲突;他们不是来南非抢占工作机会,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美好生活,同时回馈当地社会和促进南非经济发展。

   由于高昂的房租和缺乏合法身份办理租赁合同,外籍黑工很少在高档白人社区居住。此外,基于安全等方面因素考虑,白人房东也大多选择不将房子出租给外籍黑工。为此,外籍黑工更多地选择在城市底层社区租房。许多南非底层民众的重要收入来源,就是在社区周边修建棚屋,然后将其出租给外籍黑工。然而,边缘者的这种结合,并不必然等于底层民众与外籍黑工的群际接触与良性互动,亦不能将此浪漫化为“彩虹之邦”大同理想的在地化。事实上,尽管生活在同一社区,基于公民身份的区隔,这些外籍黑工大多过着与底层民众互不相干的生活。例如,从语言使用情况来看,除双方沟通时使用并不流利的英语外,底层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科萨语、祖鲁语等南非当地语言,而外籍黑工则使用他们本国的土著语言。在居住空间上,外籍黑工主要生活在社区边缘的棚户中,并远离社区公共生活。在宗教生活上,底层民众主要信仰基督教,而索马里、尼日利亚等国外籍黑工则多信仰伊斯兰教。正是由于微观生活世界中的诸多差异,底层民众与外籍黑工之间的身份区隔日趋明显,导致因公民身份所产生的“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社会排斥行为持续增加。

   持续发酵的排外心理,使得南非底层民众不愿意学习和了解外来文化,不同情也不接纳外籍黑工,并将其贴上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抢饭碗者与犯罪者等标签。许多底层民众自认为是受害者,指责外籍黑工抢走了原本属于他们的工作机会和女人,挤占了当地公立医院和公立学校资源,并使得本地黑人孩子的发展机会受限。在实地调研中,一些底层民众强调,这些外籍黑工不仅找当地女孩做女朋友,使她们怀孕,然后消失,而且还“殴打他们的老婆或女朋友,并通过打人的方式来彰显他们作为男人的魅力,而这在我们看来是绝对不能容忍和饶恕的”。此外,在健康领域,底层民众也存在着对外籍黑工的恐惧,认为他们带来了艾滋病、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并使之在南非泛滥。

   本国民众日益强化的排外心理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外籍黑工的社会融入过程。由于南非城市底层社区的排外倾向日趋明显,少数外籍黑工在城市郊野灌木丛中占据了一块营地,搭建棚屋。在这些被本国民众“遗弃”的土地上搭建的棚屋,为外籍黑工提供了庇护所和生存家园,进而形成相对独立的、基于国籍的外籍黑工社区。但这些社区涉及非法占地,因而经常受到警察的驱逐和强制拆除,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外籍黑工与南非民众及政府之间的不信任甚至是敌对状态。

   在城市底层社区,当地民众也逐渐建构起一种关于排外暴力的“合理化”解释,认为将这些抢占公共资源和制造各种问题的外籍黑工赶出南非是必须的。虽然南非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不断宣传对外籍黑工的恐慌和排斥是非理性的,围绕他们所引发的只是社会问题,而不是族群问题或宗教问题,但这并没有阻止底层民众的怀疑和排斥。与日俱增的矛盾与误解使得南非民众与外籍黑工之间的关系问题犹如一枚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底层社区的排外暴力事件时有发生。

   (二)马普社区的排外暴力冲突

   具体到马普社区,底层民众与外籍黑工之间的社会互动并不多,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生活世界的彼此隔离。特别是在零售业等领域,本地商人与外籍黑工间存在着激烈竞争,并成为排外暴力的重要导火索。在马普社区,虽然也有来自其他国家的外籍商人,如来自中国福建福清地区的商人,39但矛盾与冲突主要发生在本地商人与索马里商人之间。

   在南非城市中的大多数底层社区,最多的商店是一种当地特有的小型便利店,当地人称之为“spaza shop”。“spaza”是祖鲁语,为“隐藏”之意。在种族隔离时期,黑人的公民权利被严格压制,他们不被允许从事正规的商业活动。此外,白人政权还规定不能在黑人中销售烟酒。为此,许多无业底层民众选择在城市底层社区隐蔽的棚户中开设小型便利店。除销售一些食品和日常必需品外,他们常常销售私烟和私酒,便利店的利润也主要来源于此。

   南非城市底层社区的犯罪问题十分猖獗,不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商户都具备极强的防范意识。与南非本地商人的便利店一样,索马里人的便利店也大门紧锁,顾客与店主之间的商业互动主要通过一个留着1米以上高度,有铁防护栏的窗户进行交易。通过窗户,顾客一般只能看到摆在货架上的一些简单货物。顾客需要通过窗口向店主问询他所需要的货物,并通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购买商品。除商品交易过程中的简单互动外,由于索马里商人大多是穆斯林(马普社区底层民众大多信仰基督教或当地传统萨满教),有着与底层民众不同的宗教、语言、文字,乃至饮食和生活习惯,因此一般底层民众与这些索马里商人之间很少有实质性的社会交往。作为外来者,索马里人非常团结和互助,并注重保持原有的宗教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这也加深了底层民众与索马里商人之间的隔阂和猜忌。

   在马普社区,本地商人大多单打独干,他们一般从市镇的超市进购食品(如面粉、食用油、糖)、日常生活用品(如牙膏、牙刷、清洁剂、洗衣粉)等,然后在社区零售。这些本地商人虽然大多也接受过教育,许多人还拥有高中文凭,但很少有人接受过专业的商业技能培训或财务管理培训,彼此之间也没有形成固定的供销渠道或商业联盟。此外,这些当地商人基本都没有记账的习惯,对于未来缺乏规划,因此他们的盈利状况普遍不太好。

   与南非本地黑人商贩不擅经营不同,因地处连接欧亚非的交通要道上,索马里人素来有“精明而厚道的商人”之称。得益于悠久经商历史的熏陶,许多索马里难民到达南非安顿好后,便开始经商。因受到移民政策的限制与当地民众的排挤,索马里人不仅在居住方式上呈现出主动聚居的形态,其生计方式也逐渐发展成一种聚合形态。相较于南非本地黑人商贩的单打独干,索马里商人的成功得益于他们的集体行动。40他们通过集体批发的方式,从批发商或工厂那里获得较低价格的商品。在马普社区,即便经营同样的商品,索马里商人的便利店物美价廉,且商品种类较多。因此,底层民众更多选择来索马里便利店。

   索马里商人的成功使得原本竞争十分激烈的小商品市场进一步恶化。由于缺乏培训、资金支持与相应的财务知识,本地商人无法与索马里商人展开竞争。激烈的竞争环境使得当地商人嫉恨这些来自索马里的商人,并质疑为什么政府允许索马里人在自己的社区内做生意。他们开始散步谣言,将索马里商人的成功建构为“操弄巫术”的结果,并宣称这些索马里商人刚过来的时候还一无所有,没过两年就能在马普社区开好几家店铺,甚至还买了小汽车。在南部非洲本身就流行巫毒娃娃(voodoo poppet)等巫文化,加之南非城市底层社区医疗资源匮乏等原因,黑人小孩常常有夭折或其他意外死亡的情况,本地商人的谎言和煽动,成功地激发了许多底层民众对索马里商人的恐慌和仇恨,进而引发大规模的排外暴力冲突。

   由于本地商人与索马里商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底层民众不断高涨的排外暴力情绪,马普社区的排外事件早在2006年8月底已发生。受本地商人怂恿,一群无业青年攻击了马普社区的索马里便利店。在这一过程中,超过200名底层民众参与了针对索马里便利店的打砸抢烧活动,27家索马里便利店被损毁或损坏,许多商品,包括面包、面粉、食用油与蔬菜等被抢走。大约35名索马里人被迫去周边的警察局寻求庇护。在索马里商人撤离马普社区后,他们居住的棚户也成为底层民众打砸抢烧的目标,家中的床、炉具及其他家具也被搬走。41

   在南非爆发全面排外骚乱的2008年5月,与许多城市的底层社区一样,马普社区也未能幸免。在本地商贩的煽动及无业青年的带动下,民众乘乱殴打并赶走了社区中的索马里商人,洗劫了他们的店铺,抢走了便利店里的商品。在排外暴力骚乱中,许多外籍黑工遭到毒打。除一名索马里儿童因排外暴力死亡外,还有许多索马里商人及来自其他国家的外籍黑工受伤入院。数千名居住在马普社区的外籍黑工只能再次出逃,去地方政府设立的临时紧急避难所,或者附近的教堂、市政厅、学校和警察局等公共场所避难。位于马普社区边上的西蒙镇(Simon’s Town)的南非海军基地的军营也免费安置了大量逃难的外籍黑工。

  

   五、社区公共论坛与公民身份制度变迁

  

   公民身份制度在底层民众与外籍黑工之间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墙,不仅阻碍两者之间的群际接触与外籍黑工的社会融入,而且导致了身份差异与族群冲突,南非城市底层社区的排外暴力事件频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排外暴力没有化解之道。自2006年排外暴力事件首次出现,过去的十多年间,马普社区一直在积极寻找化解排外暴力的有效途径。与大多数城市底层社区不同,面对排外暴力问题所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马普社区的精英致力于“推倒”底层民众与外籍黑工之间的身份“高墙”,架起彼此之间对话协商的桥梁。在社区精英的协调组织下,以对话协商为主要手段的社区公共论坛开始在社区内部发挥作用,马普社区逐渐发展出化解排外暴力和促进外籍黑工社会融入的可能途径。

   (一)社区公共论坛与排外暴力问题治理

   基于20世纪50年代的集团居住法案(Group Areas Act,该法案于1991年废除),开普敦被划为“白人专属区域”,工作和生活在该地区的黑人民众被驱逐。随着1986年以来白人政权衰落和户籍制度放开,大批黑人从贫穷的乡下涌入大城市打工,类似马普社区这样的非正式定居点大量形成,进而发展成为现在的底层社区。由于黑人底层社区穷、税收少,地方政府没有稳定的税源设立警察局、42医院等公共设施,政府的控制能力十分有限。再加上近年来不断涌入的本国移民和外籍黑工对城市底层社区治理的冲击,当地底层社区普遍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为此,在南非城市底层社区的治理过程中,社区精英的作用十分关键。

   与南非黑人农村社区治理中的传统领袖制度不同,43城市底层社区的精英构成较为多元。除政党基层活动人士、地方议员(local councillor,即社区代表)、牧师等有政府或宗教背景的人员外,社区精英通常还包括那些有着帮派背景的社区居民,他们一般年龄在40岁左右,且经济条件较好。尽管这些有帮派背景的社区精英常常因涉黑而导致警民冲突,44但对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城市底层社区而言,这些社区精英在社区治理中往往扮演着维护治安和扶危济贫的重要角色,并承担着冲突仲裁与人际关系协调的功能,因此他们的社会威望往往也较高。此外,由于治理资源和治理能力有限,地方政府事实上默许这些有帮派背景的社区精英在城市底层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

在南非的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以对话协商为手段的社区公共论坛是解决社区内部问题的常用方式。45在2006年排外暴力事件发生后,为防止排外事件演化成为影响社区发展的常规化问题,这些社区精英开始积极地寻求解决方案。他们组织小范围的非正式公共论坛,召集社区中的本地商贩与索马里商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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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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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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