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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敏 包智明:公民身份与全球化时代的族群关系——南非排外暴力问题的社会学研究

更新时间:2020-03-31 23:04:37
作者: 刘敏   包智明  
一种是排斥外国移民和造成社会裂痕的族群分裂力量。因此,公民身份理论也成为理解和分析全球化时代族群关系问题的重要视角。

   公民身份的主要作用之一在于确定“我们”和“他们”之间社会关系的性质。虽然公民身份制度对于外国移民而言并非完全是绊脚石,例如,外国移民可以通过移民政策而享有一定的公民权利,也可以通过利用制度空隙或政府能力不足等方式来实现非法居留和打黑工,但这种社会关系的性质,主要还是由拥有公民身份或国籍的一方加以确定和诠释的,即由代表“我们”的政府来决定和选择谁能够成为我们。在这一过程之中,外国移民群体常常处于弱势或失语的状态,国家内部会产生一种新的族群关系不平等,即本国民众与外国移民的关系不平等。

   具体到南非的排外暴力问题,相关学者也围绕着本国民众与外国移民之间的身份差异进行了一系列颇具启示的研究,并注意到了公民身份与排外暴力之间复杂的社会文化机制。26例如,有学者认为,在南非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白人政权通过种族、民族、性别、阶层与地域群体等泊来概念,系统建构起白人与黑人、本地人与外地人、本国民众与外国移民的二元身份制度,并通过法律与政治制度等来加以强化;而在后种族隔离时代,因社会转型不公所导致的二元身份制度固化,针对外国移民的区隔与排斥问题持续再生产,进而造成频繁的排外暴力。27

   需要指出的是,相关研究虽然运用公民身份理论分析南非排外暴力问题的制度环境,但大多关注公民身份制度的排他性特征,仍然难以脱离资源竞争理论的窠臼,即公民身份制度被演化成为底层民众排斥外来竞争者的动员机制或手段。事实上,公民身份本身就包含了促进社会团结和族群整合的包容性制度因素。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与族群关系问题的新变化,仅仅关注公民身份的排斥、区隔、冲突等消极面向,容易忽略群际接触过程中所蕴含的包容、接纳、理解等积极面向,从而片面理解公民身份与族群关系之间复杂的社会关联。

   综上,本文认为,我们不仅需要关心公民身份制度实践与排外暴力事件之间的社会关联,从而研究排外暴力问题的制度基础,同时也要研究公民身份制度演进与排外暴力化解的关系,以探索全球化时代族群关系问题治理的可能途径,进而在整合群际接触理论与资源竞争理论的基础上,拓展国际移民问题的理论范式和研究路径。有鉴于此,本文研究从排斥性与包容性两个维度分析公民身份制度在南非底层社区的实践机制,并进一步探索化解排外暴力和促进外国移民社会融入的路径与机制。

  

   三、公民身份与外籍黑工

  

   (一)公民身份制度与种族关系演变

   南部非洲地区的人口流动是一个持续性的历史现象。早在欧洲殖民者涉足非洲大陆及南部非洲现代民族国家边界划定(即1885年的柏林会议)之前,由于牧业生计的流动性,以及该地区的人口增长、部落战争、干旱、瘟疫等自然或社会原因,人口流动一直十分频繁。祖鲁、科萨等南非主体黑人民族本身的形成,就是西非地区班图人在向南迁徙的过程中,不断与当地土著互动和通婚的结果。15世纪末期以来,随着殖民主义的兴起与白人移民的增加,以及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矿业开发和移民劳工制度的形成,南部非洲地区的人口流动和族群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与多元,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及公民身份制度也在该地区逐渐建立起来。

   然而,在殖民统治及种族隔离制度之下,白人政权通过强化一种黑白有别的二元公民身份制度,来不断限制甚至剥夺黑人的公民身份权利,从而试图建立一个将所有黑人排除在外的“白人南非”。例如,在种族隔离时期,白人政权通过“班图斯坦”(Bantustan)等制度,来推动黑人部落所谓的“自治”和“独立”,进而系统剥夺南非黑人的国籍和公民待遇,使其成为廉价的移民劳工。28基于黑白二元的公民身份制度,黑人事实上丧失了基本的公民权利和人身自由,南非的种族矛盾空前激化。

   随着种族和解与社会转型的深入,在后种族隔离时代,新南非政府试图克服过去分裂性的、黑白有别的二元身份制度,进而通过一种平等的、整合性的公民身份制度设计,来弥合种族分歧和培育新的社会凝聚力。黑人等过去被剥夺公民身份和权利的弱势种族,也逐渐纳入公民身份制度框架之中,从而避免了种族仇杀和社会动乱,并在种族和解及族群冲突问题治理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社会进步。29

   就公民身份制度对于族群关系的整合性意义而言,当前南非的公民身份制度不在于强调原先因种族、民族、语言、宗教等差异而形成的差异性身份认同,而是希冀在一个族群关系复杂与身份认同多元的共同体内部,提供一个共享的价值观和共同的身份认同,促使不同种族、民族及宗教背景的公民之间形成祸福相依、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创造一种平等和包容的公民身份制度,进而促进社会团结与实现国内种族及族群关系问题的逐步解决。易言之,在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公民身份制度具有族群整合的功能,即通过不断将黑人等弱势群体和少数民族纳入统一的公民身份制度框架之中,从而实现种族和解的推进。而种族关系的改善,反过来促进了南非民众对于公民身份制度的认可,以及提升对提供这种制度的新南非的认同,进而有利于社会团结和“彩虹之邦”的建构。

   (二)移民政策与外籍黑工

   为了应对全球化与跨国移民的兴起,公民身份制度一方面通过界定“谁是我们”(即拥有公民身份和共同体成员资格的本国民众)、“谁不是我们”(即不拥有公民身份的外国移民),进而应对外国移民对主权及国家安全可能造成的威胁;另一方面,通过赋予外国移民以永久居留权或公民权等移民政策,公民身份制度还可以界定“谁可以成为我们”,来促进外国移民的社会融入与社会整合。政府极力通过移民政策来区分各种背景的跨国移民:那些被认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如投资者及专业技术人员,政府常会打开方便之门来促进其迁入或自由往返;而那些被认为对国家“没有用的人”或“用处不大的人”,如没有经济能力与技术的体力劳动者,政府则会采取各种居留限制或干脆将其拒之国门之外。

   纵观南非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来自非洲地区的外国移民一直是南非劳工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南非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如此,自殖民时期以来,始终存在着黑与白、原住民与外来者、本国民众与外国移民之间的冲突,种冲突亦随着全球化的加深而变得复杂。

   需要强调的是,“外籍黑工”这一带有歧视性、污名化的身份概念,并非内生于底层社区,而是一个由白人殖民统治者及种族隔离政权制造和强加的外来概念,30是白人政权对黑人移民不断进行政策性限制与排斥所衍生的结果。31在种族隔离时期,白人政权移民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引进白人移民、资本和技术来振兴南非经济。例如,在种族隔离时期,为了缓解因国际制裁与本国白人外逃所带来的经济困境,白人政权曾先后将来自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的东亚人尊为“荣誉白人”,并赋予其除选举与兵役之外的南非白人国民同等待遇。32而那些来自非洲地区的黑人移民,则更多地被定义为外国劳工而不是移民,除了在矿山等地工作,不能享受任何其他的公民权利,甚至连人身自由都受到极大的限制。

   基于《班图人法律修正案》(the Bantu Laws Amendment Act of 1963)、《外国人控制法》(the Aliens Control Act, 1963)等移民法案,白人政权对外籍黑工的进入、工作与居住等权利进行严格管理与控制。以难民政策为例,在1991年新修订的《外国人控制法》(the Aliens Control Act,1991)中,白人政权不仅否定与限制难民权利,不承认难民地位,并采用“非法的”“被禁止的”“不受欢迎的”等词汇来形容难民,内务部可以任意驱逐难民出境。33

   1994年种族和解后,黑白有别的二元身份制度被打破,南非的移民政策也有所调整。以1996年《南非共和国宪法法案》(1996年第108号法)为基础,南非社会对外籍黑工的系统性歧视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改善。此外,南非政府通过了《难民法案》(the South African Refugees Act, 1998)等一系列新的移民政策,强调对外籍黑工的权利进行保护,新南非也被形容为“非洲贫苦大众自由、和平与繁荣的避风港”。34

   尽管新南非政府的历次移民制度改革都试图解决外籍黑工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移民法规在实践过程中遭遇诸多尴尬,外籍黑工的身份权利仍然难以明晰和保障。

   一方面,自21世纪以来,津巴布韦、刚果、索马里等国因战争、自然灾害、经济崩溃等原因动荡不安,不堪苦难的民众开始铤而走险,通过各种方式非法入境南非。例如,自2000年以来,因为穆加贝土地改革不当导致国家经济崩溃,在南非打黑工的津巴布韦人估计在300万至500万之间,35而2015年南非人口总数还不到6000万。

   另一方面,移民政策不仅与其如何看待外国移民,特别是如何对待外籍黑工的公民身份制度相关,也与本国经济状况高度相关。在经济形势较好时,移民问题可以搁置一边,而在经济出现问题时,移民问题便凸显出来,民众和政府对待外籍黑工的态度开始变得不友好。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南非经济长期处于低增长的泥淖中,失业率常年徘徊在25%左右,许多外籍黑工就成了南非底层民众高失业率的“替罪羊”。虽然对外籍黑工的非法居留与打黑工问题保持较为温和、克制的态度,能不遣返则尽量不遣返,但随着经济形势与就业问题的持续恶化,南非政府不得不检讨与修改移民法规,并通过压缩工作签证、收紧难民纸、遣返非法移民等方式,来加强对外籍黑工的控制,以防止本国民众失业问题的恶化和排外情绪的高涨。

   此外,尽管南非政府明确反对排外暴力行为,并在公共资源的分配过程中赋予外籍黑工以一定的公民待遇,如可和本国民众一样免费使用公立医院的医疗资源与公立学校的教育资源等,但这些措施并不足以推动本国民众对于外籍黑工的接纳和促进外籍黑工的社会融入,甚至成为排外暴力的重要原因。即在持续性的生存困境与发展压力下,一些南非底层民众将这些不断涌入的外籍黑工视为抢占南非公共资源的“外来强盗”,并认为应该将其驱逐出境。

  

   四、身份区隔与排外暴力

  

   (一)身份区隔与社会排斥

   族群边界往往在群际接触和资源竞争过程中形成。在全球化时代,基于国籍的公民身份制度则是族群边界建构的重要途径。在南非,尽管有相同或相近的遭遇,但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黑工并没有跨越国籍的界限而成为一个共同体。相反,他们之间基于国籍发展出诸多特定的身份认同,如“尼日利亚人”“安哥拉人”“莫桑比克人”“索马里人”,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外籍黑工的社会融入难度。对南非民众而言,这些基于国籍所发展的身份认同有着特定的社会意涵,如尼日利亚人是“残暴的犯罪分子”,索马里人则是“使用巫术的奸商”。尼日利亚人不仅被南非媒体、警察、移民局官员及普通民众认为是“极度危险”与“残忍”的皮条客、绑匪和毒品贩子,36尼日利亚籍留学生也被其同窗、当地人、外国移民及政府官员所歧视。37事实上,相关研究指出,南非的尼日利亚人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并从事高技术含量的职业,有学者、工程师、医生和服装设计师,还有的开设酒吧、饭店和美发厅等,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38

虽然公民身份制度通常是宏观的、抽象的,但在日常社会中,通过语言、肤色、宗教、服饰等标志,公民身份的社会标签得以凸显,从而使得基于公民身份的社会排斥成为可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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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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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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