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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进学:论私法的法理与法理的私法

更新时间:2020-03-30 21:37:30
作者: 范进学  
都将是有效的。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和统治者,这就是上帝,因为它是这一法律的创造者、颁布者和执行者(或者,统治万物的神是这一法律的创造者、颁布者和执行者)。谁不服从它,谁就是自我逃避、蔑视人的本性,从而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30]120[31][18]14[32][15]204这段精彩的话,实际上是罗马人西塞罗对斯多葛派自然法概念的最完整、最系统的概括与总结。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来自早期的斯多葛派的观点,没有什么新颖之处,日本法理学家穗积陈重就指出:西塞罗“把希腊学者已经说明的国家法律观念、道德法、自然法和国家法律的关系,表述得清清楚楚,搬进罗马国内来,变成罗马人的思想”,可见,西塞罗“可算是搬运家,并不是制造家”[33]。法国思想家孔多塞也指出:“西塞罗论法律的著作,仿佛只不过是希腊人作品的加工摘要而已。”[34]

   应当说,罗马万民法的来源与斯多葛派自然法学说在罗马的传播与影响有密切的联系。萨拜因认为:万民法是个法律概念,没有特殊的哲学含义,而自然法则是一个哲学用语,万民法这个词是由于把斯多葛派的希腊著作译成拉丁语而生造出来的,实际上这两个词十分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并有效地相互作用,它使人们感到,普遍地采用和实施就为实质公正提供了某种保证,同时也为理性的规则提供了一个与实践接触之点,因此人们就把斯多葛派的理想法律同各国的成文法配合起来了[15]196。古罗马法学家盖尤斯在他的《法学阶梯》中就宣称:“凡依靠法律和习惯统治的国家,都部分地运用了他们自己的法律,部分地运用了为整个人类共有的法律。任何民族自己制定的任何法律都是该国所特有的法律,它被称为市民法,因为它是这个国家特定的法律。而自然理性在整个人类所确立的东西,则是全人类平等遵守的法律,它被称之为万民法,因为它是万国适用的法律。”[18]16所以,只要某一为许多民族所实施的惯例或规则也为罗马人所遵守,那么它就会被整合进万民法之中,由于万民法是一个普遍的规则体系,故而盖尤斯认为它就是自然法(jus natural)。而实际上,罗马的外事大法官基于满足经常往来于罗马的外邦人的需要,很早就开始构建一部法典,尽管不是法典创始者有意为之,但法典在许多方面确实大体上体现了斯多葛派的自然法理想。而西塞罗又恰好这时将斯多葛派的普遍法观念带到了罗马法中来,西塞罗对斯多葛派自然法在罗马的传播大大促进了这一进程。自然法恰好适合了万民法的需要,万民法又无意中体现了自然法的精神,自然法就以“万民法”这一法律的面目出现,不仅使其具有了确定的内容,而且有了国家强制力保证的实施,一句话,自然法成了“实证法”。

   斯多葛派主张人人平等。西塞罗指出:“人类不存在任何差异,如果存在差异,那么单独的一个定义便不可能界定所有人。实际上,那独一无二的、使我们超越于其他动物的理性,那使我们进行推测、论证、批驳、阐述、综合、作结论的智慧,毫无疑问是大家共同具有的。”[30]195奥勒留指出:我们的理智是相同的,理性也是相同的,因此,要求我去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理性就是共同的,从而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法律,我们就是同一类公民[35]。梅因指出:罗马安托宁时代的法学专家们指出“每个人自然是平等的”,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是一个严格的法理公理。他们企图主张,在假设的“自然法”之下,以及在现实法接近“自然法”的程度内,罗马“市民法”所支持的各阶级人们之间的武断区分不应该在法律上存在[36]53。斯多葛派的自然法中的平等观念不仅促进了罗马人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而且使人们对风俗习惯进行有见识的批判。譬如,乌尔比安就指出:就市民法来说,奴隶被认为不是人;但是根据自然法,情形就不同了,因为自然法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18]17。另一位法学家弗洛伦提奴斯也认为:奴隶制是同自然法相违背的,因为奴隶制使一个人被迫变成了另一个人的财产。博登海默对此指出:尽管斯多葛派的人人平等的原则在罗马帝国从未得到实施,但却很可能成为了法律改革的一部分,正是通过这些改革,奴隶的地位才逐渐得到了改善[18]17。例如有的国王规定:因年迈或患病而得到释放的奴隶可以成为自由人。哈德良禁止奴隶主不经过地方法官的判决就处死奴隶,他还禁止在没有事实证明被控者有罪的情况下对奴隶刑讯逼供,禁止私人监禁奴隶。还有的国王规定:受奴隶主虐待的奴隶可以向地方法官提出控诉。斯多葛派自然法思想和人人平等的观念对罗马家庭法律制度影响深刻。主要表现在:第一,提高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有助于妇女从丈夫的独裁支配下解放出来。在早期的罗马法中,正式的婚姻中,丈夫对妻子握有生杀权,可以卖掉或贬为奴隶;妻子不能有任何独立的财产,无离婚权利,而丈夫却可以离婚,所以妻子在家庭中必须服从丈夫的独裁统治。不过,当时还存在一种自由婚姻形式,妻子可以保持其人身和财产的独立,但在罗马共和国的早期,这种自由婚是一种例外,而夫权婚却是婚姻生活的一种习惯形式。然而,到罗马共和国的晚期,由于受到斯多葛派自然法与平等观念的影响,夫权婚逐渐被自由婚所取代,在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百年中,自由婚已经成为主要的婚姻形式。到了查士丁尼时代,夫权婚已完全消亡,而且法律也不再承认这种婚姻形式。从某些方面看,当时的妇女甚至比现在大多数文明国家法律下的妇女获得了更大的解放。第二,父母与子女的法律关系也得到了人道的改善。尽管在罗马家庭中父亲对子女的人身和财产的专制控制从来没有被彻底取消过,但是通过一系列的具体法律措施,却使这种状况得到了缓和。比如,有的国王规定,除了在极为贫困的情况下,不得出卖子女。哈德良规定,如果父亲滥用权利杀死自己的子女,就必须受到惩罚。这样,“斯多葛派在自然理性基础上所提出的只有一种共通的公民资格和一种共通的法律的世界国家的那种观念,在其发展趋势中获得了一种极为真实而非乌托邦式的意义” [18]20。针对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梅因指出:“从整体来讲,罗马人在法律改进方面,当受到‘自然法’理论的刺激时,就发生了惊人的进步。”[36]33

  

   二、古典自然法法理与近代私法

   如果说罗马私法之法理直接受到了斯多葛学派自然法法理的影响,那么近代私法典的编纂无疑是对十七八世纪古典自然法法理的写照与体现。自1756年德国巴伐利亚邦颁布《马克西米里安民法典》、拉开近代欧洲私法典编纂的序幕后,近代欧洲大规模的私法典化运动无疑皆是对近代出现的理性主义的自然法法理的制度性确认与记载。民法学者易继明认为:“毫无疑问,近代法典化运动就是在人文主义指导下的自然法运动的直接产物。”[28]254庞德针对1794年《普鲁士国家普通邦法》指出:“普鲁士的法典编纂是在自然法理论的影响下完成的,认为通过一系列纯粹的推理就可以产生一部完整的、完美的并有着普遍适用性的能够满足不同正义要求的法典。人类的理性可以发现蕴涵着绝对真理的普遍法则,又可以通过逻辑将其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普遍规则体系。18世纪法学家的任务就是找到这种完整、至善的法典。”[37]因此,德国学者维亚克尔就此指出“自然法在十八世纪就已经重大影响私法学”[38]269,并把普鲁士一般邦法典称作“普鲁士的自然法”[38]328。日本比较法学家大木雅夫也评价说:《普鲁士国家普通邦法》和1811年《奥地利普通民法》的产生是18世纪的自然法学的成果,前者的特征是“普鲁士的自然法”,立法者认为如果把自然法全面吸收到法典主张,保守的法官就不必再发挥其传统的熟练技能,学者们也无需反复纠缠于其理由了;后者是一部更富于启蒙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并贯彻了合理主义精神的法典;而《法国民法典》是以建立在自然法思想上的法国大革命为契机,实现了追求自由平等的市民的要求,在这一点上,它在各自然法法典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但上述三法典都被称为自然法性质的法典编纂[39]177-178。《法国民法典》“不仅仅是法国私法的核心,而且也是整个罗马法系诸私法法典编纂的伟大范例。该法典是法国大革命精神的一个产物,这场革命旨在消灭以往的封建制度,并在其废墟上培植财产、契约自由、家庭以及家庭财产继承方面的自然法价值”[40]118。由于法国大革命是受自然法理想的鼓舞而进行的,因而自然法的体现无处不在,反映到法典的制定上,正如法国民法典的主要起草者波塔利斯(Portalis)所说:“法是普遍的理性,是以事物的本性本身为基础的最高理性。法律则是在实定的规则和个别的禁令中被还原的法,并且只能是这种东西”,因此自然法被视为“作为成文法的见证人或守护者,给予所有规则以生气,对规则加以说明和补充,并且赋予其真正地位”的东西[39]178。大木雅夫对此指出:“如果没有自然法思想,《法国民法典》的存在显然是不可思议的。”[39]179美国学者艾伦·沃森也指出:“公认的事实是,自然法在某种程度上浸透入法国法里”;“自然法理论在普通法国家里从来没有它像在民法国家里那样显赫过”。艾伦·沃森还引证了当时法国冈巴塞赖斯(Cambaceres)关于民事立法“将屹立在坚实的自然法世界、共和国纯洁的土壤上”的观点[6]163。梅利曼同样承认“法国法典编纂者的观念,完全是法国革命思想的反映”;其中国家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自然法思想对于法国法典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推动国家集中统一的运动,使各地不同法制和法规的归并日益重要,‘前提法国人应当适用一个法律’的自然法思想,正反映了这种要求”;另一方面,理性主义要求“从自然法学派思想家所建立的基本前提进行推理,人们就能够取得一种可以满足新社会和新政府所需要的法律制度”。总之,“法国人在自然法的影响下,试图通过对人性的推定去发现真正的法律原则”[41]。德国比较法学家茨威格特与克茨认为,《法国民法典》的思想与概念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自然法思想的产儿”。他们针对人们常常提出的《法国民法典》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受到自然法思想影响的问题指出:“毫无疑问,这部民法典若不是在整体上有来自自然法而又发展了的法典编纂思想,那么它在思想史上就会是不可想象的。也就是说,《法国民法典》是以自然法构想为基础的,即存在着独立于宗教信条的个人自治的自然原则,由此而派生出法律规范制度,如果这些规范被有目的地以一种条理清楚的形式加以制定,那么一个伦理与理智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即由此而得以奠定。”[40]136维亚克尔认为:“理性法对欧洲私法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的体系”,“这个体系的出发点是伦理人类学的一些古老形象,自然法向来都借助它们来论证契约的拘束力、法的效力以及给付义务成立的可能性。这些思考形象也帮助了私法关于权利主体、意思表示以及法律行为的理论。这些直到今天仍然是有拘束力之私法释义学的主要构成部分。”[38]266-267维亚克尔具体考察了格劳修斯的自然法对于契约的拘束力的影响,尤其是自然法的契约正义理论对于通过邀约与承诺私法契约理论的影响[38]286-288。可见,近代以来的法典化运动、尤其是《法国民法典》受到自然法的深刻影响,甚至被学者称之为“自然法法典”[38]321。

既然近代私法受到了古典自然法法理的深刻影响,②那么这种古典自然法法理是什么呢?在16世纪末期和17世纪曙光即将来临之际,莎士比亚写了一出《威尼斯商人》的喜剧[42]。《威尼斯商人》所反映的问题是十分突出的,因为清教徒受基督教的迫害一直贯穿于整个17世纪,17世纪的欧洲还未走出宗教改革带来的震惊和分裂。但是,无论清教徒还是基督徒都是同样的人,用威尼斯商人夏洛克的话说:“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他不是吃着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武器可以伤害他,同样的医药可以治疗他,冬天同样会冷,夏天同样会热,就像一个基督徒吗?”[40]99-100莎士比亚所宣扬的就是人性的价值是同等的。如果说“一个国王、一种法律和一种信仰”是17世纪的箴言的话,那么“理性”则构成18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18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以及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18世纪既是知识纪元上的鼎盛时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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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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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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