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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新:明代诗坛上的台阁、郎署、山林和市井

更新时间:2020-03-29 00:18:31
作者: 陈文新  
乃社会生活的变化使然。

   前七子是弘治、正德年间崛起于北方的一批诗人,包括以李梦阳为首的开封作家群,以康海、王九思为主的关中作家群。前七子和上一辈的李东阳都是尊唐派,但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显著差异:李东阳对以山水田园诗见长的王孟一脉怀有深切的好感,李梦阳却只认可“雄阔高浑、实大声弘”的杜诗,以传承杜甫的诗风为其职志。

   李梦阳所建立的诗学谱系,上溯杜甫,意在彰显诗人的社会关切和责任感。李东阳在政治上与刘瑾等权阉虚与委蛇,在诗风上亦雄健之气不足,他对杜甫不甚心仪则是其回避社会矛盾的表征之一。李梦阳心仪杜甫的沉郁、雄浑而不甚推崇王孟的清新隽逸,乃是因为他忧国伤时,倡导直面社会问题。其创作表明,他在这方面确有建树。比如其《土兵行》,如陈田《明诗纪事》丁签卷一引《国史唯疑》所云“:江西苦调到狼兵,掠卖子女。其总兵张勇以童男女各二人送费文宪家。费发愤疏闻,请严禁。诵李梦阳《土兵行》诸篇,情状具见。”[8](P1139)又如其《玄明宫行》,据陈田《明诗纪事》丁签卷一引《名山藏》:“司礼监刘瑾,请地数百顷,费数十巨万,作玄明宫朝阳门外,以祝上厘。复请猫竹厂地五十余顷,毁民居千九百余家,掘人冢二千五百余。筑室僦民,听其宿倡卖酒,日供赡玄明宫香火。”[8](P1139-1140)李梦阳《玄明宫行》写武宗宠信宦官,大兴土木,虚耗国库,贻害百姓,其内容充实,爱憎分明,足补史阙。李梦阳等注目民间疾苦,与仰承旨意的台阁体迥然不同,其社会声望的高下因而逐渐扩大。

   “台阁坛坫”之所以“移于郎署”,在总体的时代氛围之外,台阁与郎署的职能差异也是一个具体而直接的因素。

   台阁与郎署在明代的政府布局中地位不同,职能也不同。台阁要员职权有些游移不定。他们本是皇帝的秘书,职务是草拟皇帝发布的旨谕,大学士的称谓,就表明了这一事实。到了后来,皇帝如果没有旨意的话,大学士就成了决策者了。大学士的职权,就这样游移于秘书和决策者之间。在这种尴尬处境中,他们即使作为决策者,也不免有几分秘书心态,不时揣摩帝王的旨意行事。与台阁要员的职能不同,郎署官员一方面是朝廷旨意的执行者,另一方面也可以是台阁甚至是帝王的批评者。作为台阁和帝王的批评者,他们代表的是士大夫阶层和社会力量。许倬云曾经分析过中国传统的文官体系与王权之间的对峙关系。他指出:“照理说,文官体系应该与国家互补,但因为文官体系具有儒家意念的目的论,所以与王权实际上不断有对峙的紧张。专业的官员总是怀有儒家的理想,碰到不合理的现象时,国家的文官系统就会用社会的后援力来与王权对抗,这也是韦伯的工具性文官制度所缺少的成分。”[9](P35)由此看来,郎署官员作为士大夫阶层和社会力量的代表,与内阁发生冲突就并不偶然了。在弘治、正德、嘉靖年间,郎署官员尤其富于抗争气象,例如李梦阳,例如王世贞。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细致记述了李梦阳“以鞭梢击堕”张皇后之弟张鹤龄门牙一事:“李献吉为户部郎,以上书极论寿宁侯(即张鹤龄)事下狱,赖上恩得免。一夕醉遇侯于大市街,骂其生事害人,以鞭梢击堕其齿。侯恚极,欲陈其事,为前疏未久,隐忍而止。献吉后有诗云:‘半醉唾骂文成侯。’盖指此事也。”[10](P95)李梦阳与身为皇后之弟的寿宁侯结怨,不是由于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国计民生;为了国计民生而与权贵势不两立,正是备受称誉的国士风采。

   以严嵩为首的台阁要员和以后七子为主的郎署官员,两者之间的冲突尤为惊心动魄。严嵩为了树立文坛盟主的声望,煞费苦心地造舆论、酿声势,做了大量铺垫。比如,他的《钤山堂集》,就先后约了若干文坛名流为之作序。今所见《钤山堂集》序,以“正德乙亥(1515)冬十一月十日,中顺大夫、鹤庆知府、前工部郎中,鹭沙孙伟”之《钤山堂诗序》为最早,其次为唐龙序,署“嘉靖辛卯(1531)仲秋既望,资善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兰溪唐龙”。嗣后陆续有“嘉靖壬辰(1532)冬十二月朔”刘节序、“嘉靖癸巳(1533)夏至前二日”黄绾序、“嘉靖十二年(1533)岁在癸巳五月庚戌”王廷相序、“嘉靖己亥(1539)孟秋日”崔铣序、“嘉靖乙巳(1545)三月之望”张治序、“嘉靖丙午(1546)三月望”王维桢序“、嘉靖丙午(1546)夏五月望”杨慎序“、嘉靖三十年(1551)岁在辛亥夏四月二十一日”湛若水序“、嘉靖己未(1559)三月望”赵贞吉序等。皇甫汸序年月不详。孙伟至崔铣诸序均作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严嵩任武英殿大学士、入阁预机务之前。后五序则作于严嵩专擅国政期间。严嵩不厌其烦地请这些名流来抬轿子,是为了以政坛阁老而兼文坛总持。

   在明代前期,主盟文坛的,如杨士奇、李东阳,均为台阁政要。可以说,台阁政要主盟文坛,这是明代前期形成的一个惯例。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为首的郎署官员,即前七子,其文坛影响力盖过了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从而建立了一个新的惯例。这两个惯例,在嘉靖年间各有传人,相互之间一度相持不下。出身于翰林而又担任大学士的严嵩以杨士奇、李东阳的传人自居,自以为他理所当然应是文坛盟主。而以郎署官员为主体的后七子却偏不把他放在眼里,并最终使这位阁老丧失了文坛影响力,为“台阁坛坫移于郎署”画下了一个显目的句号。

  

   三、王孟诗风在嘉隆年间的勃兴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就在李攀龙主盟诗坛的嘉靖年间,王孟诗风得到不少诗坛名流的青睐,以山林为题材的创作渐趋兴盛。孙鑛《樵史序》有云“:我昭代文章,盖莫盛于嘉靖时云。于時无但庙廊馆阁,即山林亦彬彬辈起。以吾乡言,陈鸣野最先出,嗣后有徐文长,皆山阴人。而吾姚有杨汝鸣,上虞有葛公旦,鄞有沈嘉则,大约在三百里内、五六十年间,后先接踵,著名海内,可谓盛矣。”[11](P159)“《鸣野集》早行,《文长集》近复大行,《嘉则集》卷帙亦富,独汝鸣遗集散失可惜。今《公旦集》手自刪辑,传之后,当有赏音者,不落莫矣。公旦既不仕,所居近山,自谓越虞樵民,盖伐木而求其友声者哉!”[11](P159)

   对山林的关注在主流诗学中本有其源远流长的传统。以盛唐诗为例,其中就包含了李杜与王孟两种典范:前者“沉着痛快”,偏于雄浑,广泛关注社会生活;后者“悠游不迫”,偏于冲淡,虽也涉及社会生活,但主要题材无疑是山水田园。嘉靖年间,后七子盟主李攀龙推崇的是高华壮丽一脉。故胡应麟论及李攀龙,有云:“‘紫气关临天地阔,黄金台贮俊贤多’,‘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少陵句也。‘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王维句也。‘秦地立春传太史,汉宫题柱忆仙郎’,‘南川粳稻花侵县,西岭云霞色满堂’,李颀句也。‘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瑶台含雾星辰满,仙峤浮空岛屿微’,青莲句也。‘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沙场烽火侵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祖咏句也。‘千门柳色迷青琐,三殿花香入紫微’,‘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岑参句也。凡于鳞七言律,大率本此数联。今人但见黄金、紫气、青山、万里,则以于鳞体,不熟唐诗故耳。中间李颀四首,尤是济南篇法所自。”[12](P338)胡应麟所举的例证,大多来自李杜之外的诗人,但这种高华壮丽的风格,却是读者对李杜的一般印象。与李攀龙偏于格调的雄、高、大不同,同时代的另一些诗人,偏爱的是以神韵见长的王孟诗风,如曾与李攀龙争为盟主的谢榛;如王世贞的弟弟王世懋。他们推崇和仿效王孟,与李攀龙的宗旨不大合拍,但与“诗必盛唐”的主张并不矛盾,因为盛唐诗本来就包括了李杜和王孟两种主要风格。

   嘉靖年间对于山林诗的关注,与“山人”数量的急剧增长密切相关。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可粗略分为“在朝的儒者”“在官的儒者”和“在野的儒者”。所谓“在朝的儒者”,最典型的莫过于台阁政要。他们是新的身份贵族,虽然这种身份不能由后人直接继承。为了保持现有的利益,他们和政治权力密切结合,很容易沦为政治的保镖。所谓“在官的儒者”,最典型的莫过于郎署官员。他们介于“在朝”与“在野”之间,当他们较多知识分子属性时,可以成为社会力量的代言人;但如果较多官员属性,他们也可以站在国家力量一方压制社会。所谓“在野的儒者”,其主体是那些未能中举的生员(俗称秀才)。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时至嘉靖年间,读书人的总量远远超过了明代前期,以致朝廷一再扩大生员的录取规模。何以只是扩大生员的录取规模,而举人、进士的录取量变化不大呢?盖举人、进士的录取量,须与国家对官员的需要量配套,而不是与生员的数量配套。官员的需要量决定了举人、进士的录取量。在这种境况下,嘉靖以降的生员,考上举人、进士的比例很低,绝大多数只能一辈子做“在野的儒者”。生员数量的迅速增长,导致了这一群体生存压力的增加。为了生存的需要,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不再把考上举人、进士作为主要的人生路径,而是致力于把自己的文化教养转化为一种市场资源,如从事出版、讲学。同时,为了增加号召力,他们有时会刻意突出其在野身份,晚明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山人”,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四库全书总目》别集存目七赵宦光《牒草》条曾以贬抑的口吻描述说:“有明中叶以后,山人墨客,标榜成风。稍能书画诗文者,下则厕食客之班,上则饰隐居之号,借士大夫以为利,士大夫亦借以为名。”[2](P1626)而从正面评估这种现象的亦复不少。晚明曹臣编过一部《世说新语》式的《舌华录》,其中与“山人”陈继儒直接相关的便有20余则。陈继儒字仲醇,号眉公,又号糜公,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他曾是生员,在不满30岁时,做了一件轰动舆论的事情,即“取儒衣冠焚弃之”[5](P7631),也就是不做生员了,不再参加普通生员必须参加的岁试和科试,也不参加旨在录取官员或进一步投考进士的乡试。他选择了另外一种生存方式:自号“山人”,成为风靡一时的书法家兼文学家。陈继儒的大获成功,表明“山人”的社会影响力已可以与“在朝的儒者”和“在官的儒者”鼎足而三。并非偶合,孙鑛《樵史序》所提到的那些有代表性的山林人士,如徐渭,如沈嘉则,均为科举体制中处于边缘地位的生员。

   谢榛因与李攀龙、王世贞等人交恶,被从后七子中除名,对这一文坛纠纷,见仁见智,说法很多。这里要提到的是徐渭的看法。徐渭是谢榛的同时代人,又同为生员,他的看法因而别有意味。万历四年,徐渭作了一首题为《廿八日雪》的诗,其中几句为谢榛鸣不平,字里行间,真有一种切肤之痛。诗云:“……谢榛既与为友朋,何事诗中显相骂。乃知朱毂华裾子,鱼肉布衣无顾忌。即令此辈忤谢榛,谢榛敢骂此辈未?回思世事发指冠,令我不酒亦不寒。须臾念歇无些事,日出冰消雪亦残。”[13](P143-144)所谓朱毂华裾子,指的是郎署官员李攀龙这些在官的儒者;所谓布衣,指的是谢榛这样的山人即在野的儒者。徐渭的牢骚表明,嘉、隆年间的在野的儒者,已经有了明确的阶层意识或身份意识。他们之提倡王孟诗风,不仅是基于诗学传统,也是基于其社会身份。盖历史上的孟浩然,正是一个终生未能进入官场的读书人。王维虽然曾是达官贵人,但在王孟诗派的指涉中,被突出的是那个远离官场的王维。

   山林诗的兴盛与山人的兴盛,两者的衔接处在其共同的隐逸倾向。《舌华录》收录有关陈继儒的轶事,集中渲染的是其隐士品格。据《舌华录》说,陈继儒曾归纳出山居胜于城市的八种好处:不责求苛细的礼节,不见不熟悉的客人,不胡乱饮酒吃肉,不争田产,不听世态炎凉,不纠缠是非,不用怕人征求诗文而躲避,不议论官员的籍贯。陈继儒所描述的这种山人生活,也是山林诗的主要描写对象。山林诗的两个理论家,谢榛和王世懋,对此有过不约而同的阐发。

谢榛曾致力于揭示初盛唐诗风的丰富多彩。其《四溟诗话》卷三说:“初唐、盛唐诸家所作,有雄浑如大海奔涛,秀拔如孤峰峭壁,壮丽如层楼叠阁,古雅如瑶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横雕,清逸如九皋鸣鹤,明净如乱山积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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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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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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