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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庆智:当前中国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政治含义

更新时间:2020-03-26 22:16:41
作者: 周庆智  
“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成现在的。”[12] 历史解释的背后是选择性叙事,但问题的关键是,如果这种选择性叙述与国家主义表述互为表里,那么,就会使一代又一代国民由此获得以国家主义为核心价值的政治社会化。三是民间记忆。民间记忆来自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的英雄主义叙事——由悠久的专制文化传统培养出来的强人或权威崇拜意识。这个意识活跃在当今带有浓厚乡土性特征的底层民众当中。上述三个来源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选择性的历史记忆。在操纵历史记忆和操纵思古怀旧情绪的过程中,关于民族的神话就被编织出来,民族主义以群体的自我寻求和情绪为开端,转化为社会和政治运动[13]。这种历史记忆沉淀为民族中心主义的集体无意识,试图以民族中心主义史观对抗或反转西方中心主义史观,以胡适所言,“民族主义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14]。民粹主义属于“最浅的”民族主义,表现在政治问题上和政治领域中,就会出现以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并塑造出“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即狭隘民族主义。

   第二,贫富不均、两极分化。这是民粹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变化之剧烈,千年未有,国家史无前例的富强,国民则贫富差距较大。一方面,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唤起了来自于历史与现实的所有自大和自卑的民族情愫,来自国家媒体和街谈巷议的大国崛起呼声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之一;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一个内部矛盾重重的国家,现实的情况是,城乡差距在扩大,居民、政府、企业之间,居民部分获得的收入比例在逐渐减少,居民部分内部也存在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倾向。作为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官方公布的近10年(2003年至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水平,一直高于国际公认的贫富差距0.4的水平之上[15],表明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这是社会不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衡量标准之一。中国有基于小生产者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传统,平均主义常常是底层民众反皇权的政治口号,朝代循环,少有变化。这与起源于“农民小木屋”(一种称为“米尔”的封建农奴制的村社,奉行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的俄国民粹主义有共同之处。传统因素与现实的结合,使今天的反对收入分配差距以否定市场竞争、反精英、反体制等特征成为表现形式。也就是说,平均主义是民粹主义的底色,它追求的平等,其实是平均,即绝对的平等,它以反精英主义和反智主义来衬托这种底色。上述两方面因素成为民粹主义泛起的酵母,一方面,国富促成民粹主义天生的排外基因急速膨胀;另一方面,民穷促成民粹主义的平均主义基因急速壮大。

   第三,社会流动阻塞。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是指一个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从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转到另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从一种社会地位向另一种社会地位,从一种职业向另一种职业的转变的过程,它是社会结构自我调节的机制之一。当今中国出现所谓“阶层固化”,即“不断定型化的社会结构”,阻断了其他阶层进一步向上攀登的可能性,这导致阶层之间的边界出现,阶层内部认同形成,阶层之间流动减少,社会阶层可以再生产[16]。在改革开放之前,社会阶层的形成基本上源于社会资源(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等)占有的不同,并且,这种不同是建立在法律、法规基础上的制度化的社会差异体系之上。改革开放30多年,在由先赋性身份所决定的社会阶层不平等的体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的条件下,社会结构发生了转型,社会阶层发生了分化。一方面,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形成了精英阶层;另一方面,近20多年来,社会阶层体系趋于封闭,开始呈现固化趋势。但问题是,社会流动阻塞与社会分层不平等制度体系连在一起,比如不完善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所造成的利益分化、非市场因素所造成的资源垄断和政策垄断,等等,失地农民包括农民工和城市失业人口则因为难以占有资源和政策优势而逐渐失去向上流动的能力。这意味着底层民众无法通过社会流动来改变其社会地位。也就是说,社会流动受阻,底层向上层的流动变得稀少甚至不可能,因此,改变自身状态的困难,强化了底层民众的无望感,很可能会出现反社会的报复行为[17]。(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合理的社会具有阶层间流动性,寒门子弟也能通过制度化渠道实现向上流动。但由于体制原因,这个意义上的阶层固化在本质上是大多数群体难以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获得公平的机会和公共服务的结果,是社会不平等和权利不平等结构的固化。

   第四,政治腐败。这是民粹主义产生的制度原因。市场化改革导致一定程度上贫富分化,将民粹主义引向以反体制为特征的政治领域,以及精英与民众的对立冲突关系上。历史上看,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利益群体的分化,但这是在机会平等和权利平等基础上的分化,也就是说,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并不是制度不平等所造成的,财富分配基本体现了社会分配公平正义。但当今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是完整的市场经济体制,“它表现在政府行政管理制度、大型国企的产权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国家的财税和金融体制,以及城乡土地制度等各个方面,其基本特征就是国家对经济权力和经济资源的(基本)垄断,包括生产等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于政府行政命令,而不是遵从市场规律或市场需求”[18]。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权力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换言之,政治腐败是权力市场经济所致,是权力介入市场领域的必然结果。权力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政治影响:一方面,政治认同低下,干群关系恶化,治理合法性发生了问题;另一方面,社会认同低下,在基本的伦理价值和政治观念上难以形成共识,社会对立和社会冲突不断。民粹主义应时而起,并把这一切转化为社会资源的分配公平和分配正义问题。但民粹主义把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归咎于市场经济本身,认为造成权贵化和贫富分化的原因就是市场经济,是“资本贪婪本性”所致。因此,民粹主义把权贵化和贫富分化与政治地位的不平等、法律地位的不平等、人格地位的不平等和经济地位的不平等联系起来,并与极左思潮合流,主张恢复计划经济,认为过去公平平等,没有腐败,把旧时代描绘成“人人平等”的平民时代。总之,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政治腐败让民粹主义获得了存在的正当性和合理化。

   第五,社会价值体系混乱。这是民粹主义思潮泛滥的价值环境。市场化改革和社会转型,带来利益分化和价值多元,尽管官方意识形态的非实质性退出以及日常生活的非意识形态化,但真正的思想市场并没有形成,社会价值混乱却成为各种政治观念垄断和竞争的天然场域,民粹主义思潮就是其中之一,并且混乱的社会价值体系恰好是民粹主义得以盛行的价值环境,如塔格特论述的那样,民粹主义可以依附在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学说上,是一种“阵发性的、反政治的、空心化的、打着危机旗号的‘变色龙’”[19]。也就是说,民粹主义没有特定的思想内涵,根据社会情境或目标指向,可以与任何意识形态或思潮结合。(1)民粹主义与社会主义混淆。民粹主义以为自己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认为自己的主张是社会主义正统意识形态的天然组成部分[20]。它通过阉割现实来推销民粹主义药方,把民粹主义包装在人民革命、社会平等、社会进步的外衣之下,宣扬革命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2)极左思潮的影响。由于对过去极左意识形态(典型如“文化大革命”民粹社会主义价值)没能进行彻底清算,没有对革命意识形态本身就包藏的民粹主义因素进行切割,民粹主义不仅在上层有残留,在底层影响也很大。改革开放后,极左势力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就把“文化大革命”前甚至“文化大革命”时代想象为大众政治的黄金时代,反对市场经济,指其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认为社会不公平和社会不平等即源于此。(3)极右思潮的影响。极右势力把民主政治民粹化,这是用一种用反民主的方式在向民众散布一种想象出来的“多数人的意志”的民主,把民粹主义当作反对威权体制、实现其目的的工具或手段,寄希望于底层大众的社会抗争和社会运动,罔顾当前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阶段和条件。

  

三、中国民粹主义思潮的表现形态


   在社会动员意义上,民粹主义是对社会不平等的一种反动,是主张社会绝对平等的一种思潮。它是对内的,即对内部的制度不平等和权利不平等的反应。表象上,民粹主义不仅对内而且对外,但对外只是民粹主义的表现形式,对内才是其实质性的诉求所在。进一步讲,民粹主义的诉求对象,一是国内精英阶层,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社会精英;二是国外“敌对势力”,包括中国的宿敌和假想敌。民粹主义的诉求内容,对内,以反精英主义和反智主义的方式表达诉求,如仇官、仇富、仇精英,诉求的目标是平等、公平、正义;对外,与民族中心主义合流,即以排外、仇外为指向的狭隘民族主义。

   第一,政治民粹化。所谓政治民粹化,是指政治势力把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实践模式,亦即对大众进行民粹动员的操纵,“民粹动员可能被认为是政治动员的一个子类别,是指对通常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的动员,使他们进入公众视野及抗争性政治行动。也就是说,是对那些穷人、体制外的及其他之前没有被动员起来的人的动员,使他们进入有组织的、通常是抗争性的政治活动中”[21]。民粹动员是极端政治运动和政治实践的一贯做法。当今中国的极左派和极右派都极力要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动员推向民粹主义,“在民粹主义的思想与实践中,人们既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民主政治、社会主义的影子,也可以看到权威政治、民族主义的因素。”[22] 比如,极左派把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政治腐败和贫富分化问题,归结于市场化改革所具有的所谓资本主义性质上,主张回归过去的价值和结构,即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消灭民营企业,恢复国有企业一统天下;极右派把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归结于政治民主化改革的不彻底,主张政治自由主义,认为必须以民粹主义的社会运动方式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社会政治民主化。实质上,政治民粹化表现为一种以大众运动为特色的大众政治,“当大规模的人们于程序和规则(由一个社会制定以管理政治行动)之外从事政治行为时,大众政治就出现了”[23]。但在今天,由于民粹动员内在具有的盲目性和破坏性,民粹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与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本质要求背道而驰,而且,当今中国的极左或极右势力的“人民优先”诉求,本质上是反民主的,是政治上的极端主义。

第二,反精英主义。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主要依靠社会底层、边缘的力量。但新中国成立后,要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客观上需要新的精英阶层,不能总革命造反,然而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民粹社会主义实践。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执政党认识到,治国理政需要依靠精英阶层,因此,“文化大革命”后提出“变革命党为执政党”,目的就是要建立精英体制。经过改革开放,中国形成了精英体制,包括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的精英化。以工农阶层为主体的大众体制转型为以社会精英主导的精英体制。但问题的关键是,上述转型并没有建立在社会民主化和市场经济法治化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尽管民粹主义是对精英主义的反动,但精英体制并不必然带来民粹主义的泛滥,而“现在的精英体制是不健全的,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导致精英阶层的腐化、权贵化,造成精英阶层与底层民众的对立,从而导致民粹主义的泛滥。”[24] 政治权贵化、官商勾结带来的贪污腐化、知识精英与权力结盟,以及资本力量的背德行径,导致整个国家的政治认同和社会认同不断弱化。面对精英阶层形成的利益集团,应时而起的大众运动裹挟着原子化(atomized)的社会大众涌入公共政治领域,表达反精英主义的诉求,它的特点是:偏好干预社会秩序的激进模式,动员去根化和原子化的人口部分,以及缺乏一种独立群体的内在结构(例如像拥有行动自由的地区性或功能性单位)[25]。(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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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17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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