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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以德:二次革命前后的文化心态与宪政挫折的探析

更新时间:2020-03-25 22:09:20
作者: 丁以德  

  

   民国前几届内阁基本上掌握在袁世凯的亲信手中,受袁控制,而议会中改良派为主的政党也在极力维护他。加上袁世凯深谙权谋之术,对于议会中的斗争处于相对超然的状态。袁世凯对于当时形势看得很清楚,他的权力来源和对它构成真正威胁的是军队。1912年4月29日,北京临时参议院开会时,他说:“近日军队复杂,数逾常额几倍,消耗过巨,闾阎何以堪此。”[21]他借日财政困难加紧遣散南方的军队,借以削弱其他势力,巩固自己的力量。

      

   1913年,国会大选中国民党获胜,而宋教仁又不愿为袁世凯所用。袁世凯得到的信息是权力将会受到极大的削弱,将会失去对政权的控制。于是加紧做好善后的准备,一方面资助梁启超将民主、共和、统一三党合并为进步党,在议会中对抗国民党。同时加强与湖北的黎元洪联系,派李纯率军南下威逼江西。而刺杀宋教仁案件使得革命派和袁世凯难以共存,政治决斗已经难以避免。宋教仁遇刺后,梁启超就感到形势不妙,感叹“吾与宋君所持政见时有异同,然固确信宋君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歼此良人,实贻国家以不可复之损失,匪直为宋君哀,实为国家前途哀也。”[22]

      

   革命派本来是以“反满”为目标的联合体,辛亥革命后一些人认为革命成功而开始追求享受甚至自相残杀。胡汉民回忆说,“时各省军往来苏沪者,颇纵情声色,以为英雄本色。”[23]如广东陈炯明和民军首领王和顺就发生了激烈冲突。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主要是为了参加竞选。但改组为国民党后“自形式上言之,范围日见扩张,势力固征膨胀。而自精神上言之,面日全非,分子复杂,熏藐同器,良莠不齐。”[24]民初革命派内部大致可分为三派:一是以宋教仁为首热心议会活动,一是以黄兴为首的军人,还有以戴天仇、何海鸣等为首的同盟会中比较激进的中下层,这些人是武装反袁的积极推动者。宋教仁案发生后,孙中山、黄兴要袁世凯退位。对此,孙、黄是一致的,区别是倒袁的方法。北京国民党议员,认为靠法律可以解决这件事。孙中山则主张用武力解决,黄兴认为武力不足。孙一度还希望借助国际势力压迫袁世凯让位。3月26日,孙中山与日本在上海的总领事有吉交淡。孙曾说“昨日以来,与党内之得力者巨商,决意无论如何按正当之手段诉之于世界之公议而将袁排斥之。”[25]此时革命派的目标是倒袁,但用什么方法去袁不一致的,这种情况也是当时国民党现状决定的。

  

   国民党人由于内部派别分歧举棋不定,耽误了时机。而袁世凯却在加紧准备。1913年5月,袁世凯布置完毕后,发出挑衅“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26] 6月,他下令免去国民党的都督李烈钧、柏文蔚和胡汉民的职务,袁世凯已经完全控制局面。

    

   革命派如何应付袁世凯进攻?黄兴为反袁,曾派人和当时军事力量较强的湖北、浙江和云南联系,都被拒绝。孙中山、陈其美、戴天仇等仍力主武力解决。孙中山甚至派朱卓文到南京运动下级军官,准备暗杀长官后独立。二次革命是在这种状况下发动的。

      

   当时其他势力如何对待这场政治对决?1913年6月1日,各派剑拔弩张之时,全国商会联合会通电请孙、黄等人,“拟请诸公通电各省,表明素志,其有谋为不轨者,一体严拿,尽法惩治,并恳电致北京贵党部,以国家为前提,一致进行。庶几诸公爱国之心乃大白于天下,彼造谣生事之匪徒,自知计穷力竭,不敢公然倡乱。”[27]明确表达了反对国民党动武的态度。黎元洪在军事上完全支持袁世凯,协助北洋军对付李烈钧。连蔡锷也帮助袁世凯筹划军事上如何镇压国民党,“目前形势,只要南昌坚持不动,则湖口一隅,或不致牵动全局。准恳分饬皖、宁严防分窜;一面添重兵驰赴战地,分头截剿,早日扑灭,以免星火燎原。”[28]战事结果从这可以判断出来。“二次革命”与其说是发动了一场革命,不如说是一场被动的应战,一场军事冒险。

      

   辛亥革命后,国人要求尽快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舆论呼吁和平。袁世凯也把自己打扮成稳定和秩序的代表,故国民党宣布讨袁很少得到支持,加之实力悬殊,南方很快失败。国民党占有的地盘和军事实力丧失殆尽。白焦分析说,“民众则叠遭战祸,疮疾未复,厌乱已深;袁氏心迹尚未大显未为一般民众所窥,民党信誉,亦有使民众怀疑之处,故讨袁军以六、七省之地,数十万之众,不二月而为袁氏所底定焉。”[29]民初宪政是建立在实力均势的基础上,军事实力丧失殆尽后,宪政也就成了没有保证的游戏。黄兴在南京发动独立时,“陈陶遗则痛哭流涕力劝黄兴忍耐,若轻于一掷,即不上崩亦将瓦解,以后恢复诚恐更难着手”。[30]国民党军事失败后,国民党议员失去了南方的支持后,也无力改变政局。

    

   (五)小结

   民初宪政是建立在对宪政的心理预期和当时政治势力均衡基础上。但在政治实践中,心理预期和政治平衡依次被打破。首先议会和政党的混乱纷争,使宪政丧失了民心;其次,国民党议会大选获胜,革命派有运用政治手段排除袁世凯的权力的趋势,但军事实力袁世凯又超过了革命派;再次,二次革命国民党一败涂地后,军事平衡彻底打破,政治上也丧失了平衡。

      

   辛亥革命是中国政体转型的重要尝试,设立了议会,确立了相互制衡的分权政治模式,改变了传统的君主专制的政治模式,其本身具有重大的意义。议会政治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斗争方式,由过去的武力解决变为和平竞争。但这只是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一种简单模仿,并没有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甚至革命派和改良派对其运作也不是很熟悉。政治制度建立后需要一种培育和呵护,但政治派别以现实的功利态度对待新制度。在遇到矛盾和冲突时,缺少妥协直至选择了暴力解决的方式。这也成为以后政治斗争的示范,后来还总结出“政权是由枪杆子里出来的”。就袁世凯而言,他并不理解宪政;但孙中山等革命派在政治斗争中,并没有考虑如何维护他们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却是一件值得深思的问题。

      

   古往今来,在政权交替中有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任何一个旧政权倒台之后,新政权都需要花时间去消除旧政权的影响,巩固新政权。辛亥革命在新的政治体制下去完成一个传统的任务,但遗憾的是,新体制没有解决这个老问题,宪政遭遇了挫折。


原发表与《求索》 2005年第4期,现有修改

  

   参考文献:

   [1] 严复:《原强》;《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一严复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2] 王人博:《中国近代宪政思潮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4月,国家图书馆藏第89页;

   [3]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205页;

   [4]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1页;

   [5] 杨度:《复梁启超函》;《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5页;

   [6] 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27页;

   [7] 毛注青、李鳌、陈新宪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9-230页;

   [8]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7页;

   [9] 张国淦:《国会篇》;《近代史资料》总第92期第115页;

   [10]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61页;

   [11] (美)埃尔斯特、(挪)斯莱格斯塔德:《宪政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9页;

   [12]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91页;

   [13] 章士钊:《论统一党》;《为政尚异论——章士钊文选》;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14]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8页;

   [15] 《袁世凯与同盟会代表谈话》章伯锋、李宗一编:《北洋军阀》第二卷第32页;

   [16] 章伯锋、李宗一编:《北洋军阀》第二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48页;

   [17] 黄远庸:《春云初展之政局》其一《远生遗著》;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74页;

   [18] 严复:《社会巨变与规范重建一严复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页;

   [19] 陈锡棋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12页;

   [20] 转引自吴雁南等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页;

   [21] 章伯锋、李宗一编:《北洋军阀》第二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3页;

   [22]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5页;

   [23]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总第45号第65页

   [24] 《陈其美致黄兴书》;《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4页;

   [25] 陈明译:《有关孙中山、黄兴反对袁队凯斗争的口本外交文书选译》;《民国档案))1988年第3期

   [26]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第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27] 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0页;

   [28] 毛注青、李鳌、陈新宪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7页

   [29]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第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

   [30] 张国淦:《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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