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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曦:《艾丽斯漫游奇境》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死刑改革

更新时间:2020-03-24 18:13:38
作者: 徐曦  
社会各个阶层都争相前去观看。有钱人愿意慷慨解囊去买一个好位子。(26)维多利亚时期,大人甚至会带自己的孩子去看处决罪犯,希望孩子能够引以为戒,从中获得道德教训。(27)可是,通过公开行刑威慑社会、以儆效尤的这一想法在实际的操作中往往得不到落实,反而逐渐走了样。

   首先,本该严肃的司法程序由于大量公众的围观变得娱乐化和戏剧化。维多利亚时期,每当公开行刑的日子,当死刑犯从纽盖特监狱出发的时候,附近圣墓教堂的‘死亡之铃’(the bells of St.Sepulchre)会连敲十二次,以警告围观者不得作出粗俗的行为。然而,从关押犯人的纽盖特监狱到处决犯人的泰伯尔尼刑场(Tyburn)(28)有三英里的路程,常常要三小时才能抵达。数以千计的围观者跟在犯人后面,喝醉的看客吵闹不休,时常一路走,一路唱,像是去赶集。(29)到达刑场之后,“罪犯在这些吵闹、骚动的观众注视下被处决。很多绞刑场景更像是一场集市,而并非肃穆的法律仪式”。(30)当时,人们不用花多少钱,就可以订到一个靠近绞刑架的位置;富人甚至花钱包下位置好的露台以便更好地观赏行刑。(31)在很多时候,公开处决罪犯变成了一场喧闹的节庆和狂欢,甚至有的时候引发骚乱和事故。例如,1807年,一场处决引发了大约4万人围观。一位卖馅饼的小贩低身去捡拾篮子里掉出来的馅饼,周围几个男人和一个怀抱孩子的妇女倒在了他身上,慌乱之中周围的人四处奔逃,导致严重的恐慌。最后因窒息和踩踏而死的围观者接近百人。(32)在乔治王朝(1714-1830)的英国,违法犯罪被民间视作行侠仗义,尤其是拦路抢劫的大盗受到很多人的崇拜,他们的故事在民间故事中广为流传。大盗杰克·谢帕德(Jack Sheppard)曾四次从监狱中逃脱。1724年,他被处以绞刑,前来围观者竟然多达20万人。(33)一些罪犯临刑前甚至得到围观者的喝彩和祝酒。尤其反讽的是,因为围观者人数众多,注意力又都集中在绞刑架上,扒手们最喜欢趁这个时候行窃。(34)本该是伸张司法权威的场所,却恰恰成了扒手犯罪的天堂。

   其次,行刑是个技术活。如果行刑者手段熟练,认真负责,刑具质量良好,绞刑能够顺利执行,但实际执行中却常常因为各种因素出岔子,导致罪犯不得不承受更多的精神的折磨和身体的痛苦。有的时候绳子或是吊绳子的木梁断了,犯人掉了下来,得等换了绳子或是修好木梁之后再重头来吊一回。有的时候绳套力量不够,犯人被勒紧脖子,吊在半空,有时长达半小时甚至四十五分钟才死于窒息。而在此期间,犯人会因为痛苦而不断地挣扎扭动,极其恐怖。有的时候,罪犯的亲朋好友甚至会冲过去拽他的腿,试图让他早点死亡,少受折磨。(35)1885年,因绞刑吏计算失误,吊得过高,身体落下来的力量过大,犯人下落时脖子直接被绳子勒断,身首异处,场面极其血腥。(36)犯人的死亡,并不意味着尘埃落定,因为还会有人争抢犯人的尸体。18世纪,随着医学的发展,医生需要大量尸体来进行解剖教学和实验。而当时受宗教观念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要全尸下葬,死后才可能复活。因此,罪犯的家人朋友总是想方设法为死者保留全尸,这就常常与医生派去收尸的助手发生暴力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助手假扮死者家属冒领尸体,而死者亲属沿路追踪,试图夺回或者偷回尸体的闹剧时有发生。(37)

   因为上述种种弊端,公开行刑沦为大众狂欢的闹剧,甚至对罪犯极不人道的折磨,失去了维护法律尊严、震慑犯罪分子、实行道德训诫的意义。1856年,一位叫托马斯·基特尔的巡官(Thomas Kittle)观察到,群众围观绞刑,“正如他们观赏悬赏格斗,或是类似的其他任何展演。……在我看来,他们围观杀人就如同看戏”。(38)自18世纪末开始,不少开明的政客和议员就开始提议,要求废止公开绞刑,采取更符合实际的惩罚手段,例如罚款、没收财产、流放和监禁来对罪犯进行更有效的惩处。进入19世纪之后,在主张改革的议员塞缪尔·罗米利(Samuel Romilly),詹姆斯·麦金托什(James Mackintosh),威廉·尤尔特(William Ewart)等人的持续努力之下,“血腥法典”规定的200多项死刑罪名被逐渐废除。1832年,即卡罗尔出生那一年,死刑罪名减少到60项左右。到1861年,死刑罪名进一步减少到4项:谋杀、叛国、暴力海盗行为和在皇家造船厂纵火。(39)与此同时,惩罚罪犯的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公开行刑改为在监狱里执行。1864年5月,维多利亚女王召集了一个皇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Capital Punishment),调查英国死刑的判处执行情况。经过两年的调查,1866年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提出了改良法律的诸多建议,其中一条就是“废除现行的公开行刑制度”。这一建议最终在1868年得到落实。该年通过的死刑修正法案正式禁止公开处决罪犯。(40)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犯罪成因和惩罚目的的认识也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在17和18世纪,人们认为犯罪是因为犯罪者天生邪恶,惩罚的主要目的则是通过报复性的(retributive)手段来重申国家的权威:而进入19世纪,犯罪被认为是个人自由意志支配的行为,惩罚的主要目的由报复性的正义转变为感化(rehabilitative)。也就是说,罪犯并非生来就是不可救药的坏人,经过适当的教育和改造,坏人也可以重新融入社会,变成守法的公民。(41)反对绞刑者认为,公开处决罪犯不但给成人造成坏的影响,也可能导致青少年的堕落。儿童的身心都较脆弱,不应当用血腥暴力的绞刑去恫吓他们,而应当保护他们,让他们远离绞刑架。(42)到19世纪中期,绞刑虽仍然存在,但不会当着儿童的面绞死罪犯。(43)

   从18世纪末到卡罗尔创作《艾丽斯漫游奇境》的1860年代,正是英国反对死刑运动呼声逐渐高涨的时期,英国的法律制度也随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逐步废除了对死刑的滥用。在死刑改革的进程中,文学家也起到了推动的作用。霍拉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约翰逊博士(Dr.Johnson)和奥利佛·哥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都曾抨击过当时死刑制度的不合理之处。(44)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尽管支持保留死刑以震慑犯罪,但他也抱怨公开绞刑组织草率,气氛更像是嘉年华而丧失法律的尊严和肃穆。(45)1840年7月6日,约4万人观看了处决弗朗索瓦·库瓦西耶(Francois Courvoisier)的绞刑,此人本是管家,因谋杀雇主而被处死。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和狄更斯(Charles Dickens)都在围观者中,两人都对现场围观者的表现感到震惊和失望。萨克雷当即着文谈及观感:“恶心、可怕、邪恶的景象呈现在眼前;的确,这是恐怖的景象,令人心痛,难以描述……;我祈愿上帝,在不久的将来,任何英国人都无权去观看如此丑恶和可耻的景象……残忍的好奇心驱使我观看了这残忍的景象,为此我感到羞愧和可耻。”(46)六年后,狄更斯给《每日新闻》(Daily News)写了五封信,呼吁废除死刑。他回忆说:“在众多的围观者身上,我没有看到一点跟该情形相符的情感。没有悲伤、有益的恐惧、憎恶和严肃,只有下流话、放荡、轻浮、酗酒和其他50种招摇的罪恶。我真想不到如此多的同胞聚集在一起,竟会令我感到如此的厌恶。”(47)在卡罗尔留下的众多作品和书信中,我们暂时并没有找到他直接讨论死刑的言论。可是,他的两位叔叔都在伦敦做出庭律师。他曾广泛阅读法律著作,聆听法庭审判是他的业余爱好。作为逻辑学家,他对法医学和法律推理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正如凯瑟琳·希曼(Catherine Siemann)所言,“法律遍布于艾丽斯的旅途叙述之中,因此艾丽斯漫游的想象世界可以说是由法律织就的”。(48)他还是狄更斯和《笨拙》(Punch)杂志的热心读者,而这两者都曾批评嘲讽当时的法律乱象。(49)我们有理由相信,卡罗尔和狄更斯等人一样,关心当时的法律制度改革。下面,我们将以书中的两场法庭审判为例,探讨卡罗尔如何回应当时关于死刑的争论和改革。

  

   三、《艾丽斯漫游奇境》对英国法律制度的嘲讽批判

   上文提到书中有权势的人物,尤其是红心王后,发怒时常威胁说“砍掉”人的“头”(Off with his/her/their heads)。众所周知,卡罗尔热衷文字游戏。他频繁的提及head,而英文中死刑叫做capital punishment;其中的capital 一词源自拉丁文,在拉丁文中就是指head。(50)显然,卡罗尔的用词会很自然让读者联想到死刑。除了上述零星地出现在各个章节与死刑相关的情节,卡罗尔在书中还通过两场法庭审判集中地对当时死刑的荒谬和法律的漏洞进行了嘲讽。

   第三章《委员会赛跑和一个长故事》中,老鼠讲的那个长故事就是关于法庭审判。故事里狗对老鼠说:“咱们一起上法庭:我要控告你。”而他要告老鼠,并非老鼠犯了什么过错,仅仅是“因为今天早晨,我确实没事可做”。老鼠提出抗议:这样的庭审“没有陪审,没有法官,完全是白费咱们的力气”。狡猾的狗回答:“我来当法官,我就是陪审。……我来审判整个案子,并把你判处死刑。”(51)首先,这场审判提告的缘由非常荒唐,并不是因为老鼠真的犯了什么罪状,而是因为狗觉得无聊,就去拉老鼠打官司。其次,审判也完全不照规矩。狗一身三任,包揽了原告、法官、陪审团三种角色,并且根本不给老鼠声辩的机会,直接就判了它死刑。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还在于,它是由一只老鼠讲出来的。虽然在故事里面,老鼠看似弱小,面对咄咄逼人、蛮不讲理的狗只能束手待毙,可是最后故事并没有讲完,故事中的老鼠也没有受刑。作为叙述者的老鼠让这个故事不了了之,以一种游戏的方式消解了审判的意义和死刑的威胁。它最后不顾众人的挽留,自顾自地走掉了。(52)

   另一场法庭审判占据的篇幅更长,全书的最后两章都围绕这场审判的情节展开,当时英国法律制度的荒谬也得到更加充分的揭露。红心杰克被控偷了王后做的水果馅饼,要被判处死刑。犯了如此轻微的盗窃罪就要被处以极刑,这不禁让读者想起“血腥法典”时期死刑泛滥、草菅人命。这场审判的法官由国王亲自担任,貌似规格很高。可是,国王并没有受过法律的专业训练,对于审判的程序一窍不通,在后面闹了不少笑话。传令官兔子刚刚宣读完起诉书,控告“红心杰克偷了水果馅饼,溜得没踪影”,国王就催促陪审团“考虑你们的裁定吧”。幸亏兔子插嘴,说判决之前还有很多程序要走。接下来传唤证人,第一位出庭作证的是帽匠。他被王后使劲盯着,非常紧张。而国王询问帽匠的时候,扮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一会儿诬蔑他偷了别人的帽子,一会儿又不停地威胁他:“说你的证词,别紧张,否则我就当场将你处死。”“你必须记得,要不我就把你处死。”问询完毕,帽匠连鞋都来不及穿,赶紧往外走。这时候王后突然吩咐一位官员:“就在门外砍掉他的头。”(53)在整个询问过程中,国王不断地打断、曲解证词,甚至威胁证人的生命安全。面对这样的法官,证人帽匠只能是战战兢兢,语无伦次,根本不能提供有意义的证词。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的审讯完全是荒唐的闹剧,然而却反映了当时法官专业素质不高的历史事实。首先,1688年光荣革命以前,法官由国王任意委任,好似国王的仆从,往往在审判中偏袒王室的利益。(54)其次,19世纪前三十年法律教育水平低下,很多法官实际上缺乏正式的法律训练,因此在审判过程中,地方法官时常表现得像是一位暴君,斥责和威胁证人,有意无意地曲解法律,导致司法不公。(55)而国王的装扮,也透露出卡罗尔对于国王身兼两任的批评。“他把王冠戴在假发上,看上去他一点儿也不舒服,当然也不会变得舒服。”(56)这表明王权与司法权的合并,违反了司法公正的原则,必然会导致荒唐的结果。(57)

担任法官的国王水平业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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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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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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