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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世平:简述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

更新时间:2020-03-23 10:59:39
作者: 唐世平  
这些要素都将无法存在”(Bhaskar 1979:45),或者“知识的分配”(Barnes 1988:57)。这些定义夸大了社会涉及关系和观念的部分,但低估了——如果不是完全忽略了——物理环境和客观个体的存在,因而很容易掉入观念主义(ideationalism)的陷阱。

   我也强烈拒绝还原论者理解社会的方式,在他们看来,社会的所有属性都可以还原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属性(例如Collins 1981)。尽管社会系统的属性是由社会成员在时间和空间中的行动所塑造的,但是这些属性仍旧不能还原为社会成员的属性,也不能还原为社会成员的属性之和(Bhaskar 1979:34-9)。

   最后,我还排斥了布迪厄的观点,即把社会、社会空间和结构在本质上看成几乎是等同的——即便不是同一的。在布迪厄看来:

   所有社会均表现为社会空间,也就是说,表现为有差异的结构,这种结构只能通过建构生产原则才能理解,而这一原则客观上是这些差异的基础。这一原则正是权力形式或资本类型——它们在社会全局中有效并且根据具体的地点和时刻而有所不同——的分配结构(1998:32,原作者的强调)。

   这种把社会等同于(整体)结构的做法是不合逻辑的。如果两个不同的概念描述同一件事,那么其中之一必是多余的,也就是说,倘若社会和结构本质上是相同的,那么结构也就不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

  

   结构

  

   人类社会由众多规则加以支撑。相互关联的制度组成一个制度体系,也就是一个制度化的子系统(Lin 1989;Lin and Nugent 1995)。社会由其整个制度体系加以支撑,而整个制度体系通常被理解为社会的“结构”或“社会结构”(Parsons 1951;North 1981:201-2;Young 1982:277)。因此,我对结构的定义就是一个“制度化”的定义(Porpora 1998[1989];Elder-Vass 2008)。

   显然,结构作为社会的整体制度体系,只能在由个人组成的社会系统中存在。对于栖居在荒野的单个人来说,根本不需要制度。而且,结构不是整个社会系统,而只是社会系统的一个能够将个体胶合起来的部件(关于类似的观点,参见Bunge 1997,415-6)。行为体、结构和物理环境一起组成了整个社会系统。

   显而易见,我这里对结构的定义,与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很多文献(例如Giddens 1979:59-69;1984:376-7;Poulantzas 1987[1968]:115n24;Bhaskar 1979;Bourdieu 1998)所采用的定义相比有很大不同,并且内涵要精简得多。对于这些作者来说,尽管结构的很大一部分可能也是制度体系,但结构的内涵要比制度更多——通常要多得多。

   我抵制对结构采取比较宽泛的定义,是因为过度扩展结构的概念有使结构变成意义全无的危险。例如,尽管吉登斯从未严格地定义结构(部分是因为他对“结构化”更感兴趣),我们也能明显地看出,他眼中的结构远非“规则和资源”这么简单。在很大程度上,吉登斯的结构等同于福柯(Foucault)的“装置”(apparatus):“一个彻底的异质集合,包括话语、制度(17)、建筑形式、监管决定、法律、行政措施、科学声明以及哲学的、道德的和慈善的主张——总之,已提的和未提的一样多”(Foucault 1980:194)。显然,如果这样定义结构,那么就很难判定结构这个概念到底有没有什么特定的含义。而且,吉登斯和福柯都趋于混淆结构和结构施于行为体的作用:他们常常把结构的二元性——结构既约束又助力行为体——当作结构本身。一旦把结构与结构对行为体的影响混为一谈,他们也就陷入了使结构成为一个多余的概念的危险之中。

   然而,我在一个关键方面同意吉登斯和布迪厄的观点:结构纯粹是观念化的,因为其由制度组成。吉登斯说,结构是“虚拟秩序”并且只以“记忆痕迹”的形式存在(1984:17,377;另见Bourdieu 1998:3)。但是,和吉登斯及其他许多学者认为行为体和结构是互相构建的关系因而在本体论上谁也没有优先性不同,我坚决认为行为体(以及行为体的行动)在本体论上要优先于结构和制度。因为行为体和行为体的行动有着物质输入,而结构却纯粹是观念化的;而鉴于物质力量总是在本体论上优先于观念力量(Searle 1995:55-6),所以行为体(以及行为体的行动)在本体论上优先于结构。

   最后,我还排斥对结构进行关系化的定义。这种定义有多种形式。例如,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把结构定义为“社会地位之中的人类关系的体系”(Porpora 1998[1989]:343-5)。类似地,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把社会结构看作在特定时点的所有个体之间社会关系的总和(Lopez and Scott 2000:46)。

   这种对结构的关系化的定义实际上仍然把结构与其对行为体行动的影响混为一谈——尽管是直接的。如果我们承认结构影响行为体的行为,然后行为体的行为构建行为体之间的关系,那么显而易见,结构也影响关系。通过把结构看作行为体关系的一部分,这种关系化的定义也使得结构这一概念成为多余。

   总之,对结构的制度性的定义要更优越,因为这个定义不仅使结构成为一个独特的概念,而且也使结构与行为体互相构建的观念具有意义。对结构的制度化的定义使我们很容易解释结构的二元性的一个关键方面,即结构既约束又助力行为体;这一点在第五章中会得以清晰展现。

  

   权力

  

   权力在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中都是一个核心概念。然而,尽管对权力的论述非常之多,权力仍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在这里,我把权力定义为:

   一个实体——行为体(如个人)、组织、制度安排或者系统(它们必然由行为体或组织加以支撑)——所拥有的在既定社会背景下,通过或者无须这个实体有意识的行为,就可以促成或阻止某事的能力。

   我相信这个定义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通融的定义,它能为我们理解权力的来源、特征、形式、存在方式和影响提供一个更加综合的路径。就理解制度变迁和制度的影响这一特定任务来说,这一定义也能使我们真正理解权力/制度和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参见第五章)。不过,由于给权力下定义面临的诸多复杂性,我只能在其他地方(Tang n.d.-a)而非本书中对我做出这样一个定义的缘由加以详细说明。

   观念

   观念只是我们思想活动的产物。一个观念可以表现为信念、计划、观点、意识形态或科学知识等多种形式。在本书中,我们主要关注行为体关于制度体系的观念以及特定制度安排应是什么的观念。

   我需要立即强调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第一,尽管制度是观念的化身并且反过来能够塑造观念的生产,制度与观念却并不相同:只有“规制(规则)化了的”(codified)观念才是制度。第二,制度是观念的体现或是规制化的观念,并不是说从观念到制度有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这一点在第三、四、五章中会详细说明。实际上,从观念到制度的路并不直。

  

   三个元事实和三大难题

  

   如果不承认有关人类社会和人类行为体的某些基本的元事实,以此作为基本假设或逻辑起点,那么我们就无法建构任何社会理论。为了发展出一个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我们必须承认有关人类社会和人类行为体的三个元事实。这些元事实是衡量任一社会理论——包括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之逻辑一致性和解释力的标准。

   第一,个体(以及由个体组成的诸如群组、帮派、组织等集体)是自利的或自我中心主义的。第二,由于人口越来越多而资源越来越少(Diamond 1997),行为体(如个体、个体组成的集体)经常不得不为某些资源展开竞争,因而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就不可避免。第三,自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从非洲丛林中起源以来,人类社会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从人口总量、人均寿命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上可以看出——尽管进步是很不均匀并且常常是曲折的(Kremer 1993;Diamond 1997)。

   一旦我们承认这三个元事实并且认识到制度变迁本质上是一个把观念(从众多观念中选择出来)转化为制度的过程(因为制度是观念的化身或规制化的观念),那么显而易见,在制度变迁方面,人们必须解决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是人类知识的永恒的不完备性。也就是说,我们的知识可以是真实的、错误的,甚或是邪恶的(如纳粹主义)。具体到制度变迁而言,尽管在某些简单交易(如以物换物)中,行为体有可能提出一个帕累托更优/最优的方案,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人类知识的不完备性为我们获得某项改善社会福利的制度安排带来了巨大困难。并且,在多数情况下,我们无法事先预知我们企盼的制度安排在现实世界中能否真正改善社会福利;我们只能在这些制度安排业已存在并且在社会系统中加以推行之后才能做出判断。而鉴于人类社会的总体进步,人类知识的不完备性将是任何制度变迁广义理论所面临的最大难题。

   第二个难题是行为体的过剩问题(Young 1991:297;另见Denzau and North 1994:11),这一点在很久以前就被孟德斯鸠(Montesquieu)和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等人所认识到了(Buneno de Mesquita et al.2003:49-50)。不同的行为体对一项制度安排应是什么有着不同的观念。不同行为体就一项可能的制度安排取得共识(或焦点),即便不总是不可能的,通常也是十分困难的。

   第三个难题是制度的分配效应。多数制度不可避免地在众多行为体之中产生赢家和输家(Knight 1992:35-7,40-3;Pierson 2000b;Weir 1992)。换句话说,尽管制度能够调节利益冲突,它们同样也能加剧利益冲突。当一项制度安排具有分配效应时,那些认为他人将比自己从中获取更多利益的行为体,可能就不会支持它,即使它能改善这些人的福利。而且,当行为体相信支配某一社会领域的制度安排将持续存在并且影响未来的利益分配时,未来的长阴影就会阻碍合作,这与阿克塞尔罗德(Axelrod)和基欧汉(1985)的观点不同。当行为体在未来的长阴影下进行讨价还价且其结果可能影响(他们)未来的讨价还价的权力时,他们就会更加努力地讨价还价,从而使合作变得更加困难(Fearon 1996;1998)。

   鉴于有关人类社会和人类行为体的三个元事实,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必须能够解释人类社会如何克服这些重大难题从而达致某些制度安排。

  

   制度变迁理论的任务

  

   一个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要成为一个好的理论,不仅要做到逻辑一致,而且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变迁的源头必须是内源性的(endogenous),“如果试图解释变化,那么变化的源头就不能是外源性的(exogenous)”(Boland 1979:968;另见Lieberman 2002)。

   第二,该理论必须能够解释一系列特定的制度变迁实例,并且在做出解释时,除了历史背景和意外事件(如黑死病)以外,不应再引入其他的特定或外生机制。也就是说,这个理论必须能够相对独立自主地解释制度变迁的特定实例(Olson 1982:9-14;Knight 1992)。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该理论必须能够解释与其力图解释的现象相关的基本事实。如果制度确实影响人类福利,并且制度变迁是社会变迁的一个主要驱动力,那么一个好的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必须解释以下四个与制度变迁相关的基本事实,其中每个事实都包含明显冲突(因而辩证)的两个方面。

   其一,尽管制度通常来说相对稳定,它们也易发生变化。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必须能够同时解释制度的稳定与变化(Dahrendorf 1958:174-5;Williamson 2000)。

   其二,人类社会的进化在大多数时候都像是一个相对缓慢的变化过程,但也确有许多突然性的变化会时而出现。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必须能解释这一制度变迁的动态上的差异。

   其三,人类社会在某些领域有着大量共同的制度安排(例如等级制度和社会分层),同时,在其他领域又有着截然不同的制度安排。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必须能够解释这些共性和多样性。

   其四,就人类福利而言,尽管人类社会从整体上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不同的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上仍然有着很大的不同。有些社会似乎拥有好的制度并且在社会福利上取得重大的改善,而有的社会似乎陷于差的制度并且在社会福利上只取得了有限的改善。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必须能够解释好的和差的制度安排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产生和存续的。

   由于这四个基本事实中的每一个都包括辩证的两个方面,所以它们一起为构建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提出了非常巨大的挑战。一个好的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必须能够解释每个基本事实的每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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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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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勿食我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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