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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刚:关于一九四九年国共总体战略决策的地缘政治解读

更新时间:2020-03-18 17:41:50
作者: 王志刚  

   内容提要:国共战略决战结束后,中国国内地缘格局出现巨变,国共两党的总体战略也面临重大调整。这时,基于地理特征、历史传统、权力分布等因素,国民党统治的各地区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地缘战略价值,也决定了在1949年的国共角逐中,长江沿线成为双方争夺的首要地区,而中南和华南成为两大主战场。受国共双方战略决策的影响,国共在长江沿线、中南战场和西南战场的攻防均以中共的完胜而告终,其结果分别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1949年的战局之所以呈现一边倒势态,固然是多种合力的结果,但国共各自的总体战略决策无疑是直接因素,这也折射出双方在地缘政治意识及战略思想上的差异。

   从学界以往的情况来看,有关1949年国共战略决策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而基于地缘政治高度的总体性、宏观性分析更是少见①。这种状况的出现,显然与这一时期国共内战的进展状况有一定的联系。诚然,由于这时双方实力对比已经完全失衡,中共军队几乎在一年间就将国民党军悉数消灭或逐出大陆地区,因此总体战局几无悬念。但除去实力差距的因素,这一年间战局之所以呈现一边倒的势态,也与双方的总体战略决策有着紧密的关系。由此,本文拟以1949年国共的总体战略决策为主线,对于国共内战末期的关键性战役进行回顾和梳理,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对双方总体战略决策的得失成败作出解读。

  

   一、战略决战之后的国内地缘格局

   对于近代中国历史的变迁而言,开始于1948年秋的国共战略决战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作为战后国内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两极力量,国共对决的结果无疑将极大地决定整个格局的走向和国家的命运。

   战略决战的过程和结果显然是超出国内外各方预期的。大战之前,国民党在整体实力上还占有微弱优势。但经过近5个月的对决,中共歼灭国民党军精锐部队154万人,取得完胜。由此,中共一举获得对国民党的整体优势,中国革命随之出现迅速走向胜利的光明前景。

   战略决战结束以后,国内格局的总体势态完全有利于中共。其一,除太原、青岛、归绥等少数城市外,长江、汉水一线以北,包括东北、华北、中原、华东在内的大部分地区都成为解放区;而国民党统治区大幅度收缩,只剩下长江以南,以及华南、西南、西北。按照古人“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说法,中共已经获得进取天下的枢纽地区。其二,解放区不仅地广人多。而且拥有国内主要的资源产地、工业区和交通运输线,经济也蒸蒸日上;而国民党统治区虽然广阔,但除了少数大城市和若干沿海地带,大部分地区的工业和交通还很落后,经济更是濒临崩溃。其三,携大胜之余威,解放军不仅实力明显超越对手,而且士气高昂;而国民党虽然还有200万军队,并保持着基本完整的海军和空军,但很多番号都属于重组或新建,士气尤其低落。

   在国内格局巨变之际,国共两方的总体战略也面临着重大调整。虽然蒋介石再次下野后,桂系发动“和平攻势”,国共重新开始酝酿和谈,但军事较量无疑仍是双方战略的重点。对于国民党而言,设法挡住解放军的继续进攻,争取“划疆而治”当然是既定目标。但在其政权摇摇欲坠、统治区社会动荡、人心思变的情况下,如何制定合理的战略并组织起有效的防御,面临着重重困难。对于中共而言,继续进军全国各地,将革命进行到底,自是题中应有之意;但只有制定合理的战略,才能迅速击败对手的抵抗,彻底推翻其政权,以避免国家陷入分裂以及革命半途而废。

   由于国共攻守已经完全易势,双方角逐的战场即将转入主要由国民党统治的长江以南,以及华南、西南和西北地区。而从国民党组织防御的角度来看,由于不同的地理特性、历史传统和权力分布因素,这些地区的地缘战略价值无疑有着较大的差异。

   首先,如果将长江以南和华南视为一个整体,其地缘战略价值无疑要高于其他地区。其一,区内有长江天险,可以凭此据守而形成南北对峙;而且多江河和山地,天然存在江浙、闽台、两广、湘赣等多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有利于凭险据守而形成小的割据。其二,区内不仅有绵延数千里的东南沿海地带和众多海口,而且有台湾、海南两个距离大陆较近的大岛,可成为重要的海权基地并遥制整个东南沿海地带。其三,区内地广人多,兼有上海、广州等经济、工业中心和浙赣、湘赣、粤汉等交通干线,具备比较坚实的地缘权力基础。对国民党而言,保持江南和华南的战略意义尤其明显:不仅向来是其统治的中心地区,而且地理特性有利于其海空作战,以及获得外援。另外,区内还有白崇禧、汤恩伯两个战略集团及海空力量,尤其前者建制比较完整,战斗力也比较强。

   其次,西南地区也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其一,区内不仅地域辽阔,有着较大的战略纵深,而且地形地势复杂,山川密布,存在许多独立的地理单元,利于凭险而据守。其二,区内虽然不临海,但有着漫长的国境线且毗邻英、法在亚洲的殖民地,利于取得外援。其三,区内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且经过近代以来的开发,已经具备一定的经济、工业和交通基础,足以支撑大的地方政权。对国民党而言,保持西南的战略意义比较明显:不仅是其业已经营多年,有一定统治基础的地盘,可作长期据守的战略基地;而且有陆上对外通道,危急时可先将部队撤向境外,再伺机反攻。当然,国民党在西南也面临不少问题,包括:当地部队新兵多,战斗力较弱;区内没有海港,仅有黔桂、滇越两段铁路,公路也比较少,不利于运兵和补给;各地方实力派独立性较强,存在倒戈风险等。

   再次,西北地区的地缘战略价值相对有限。其一,该区位于亚欧大陆腹地,远离中国中心地带,在国内格局中向来处于边缘位置。其二,区内地广人稀,物产贫乏,工业和交通都比较落后,难以支撑一个强大的权力中心。民国以来,西北各地多为地方军阀统治,国民党虽然自抗战前夕就开始注意经营西北,但其统治基础仍然比较薄弱。另外,国民党的精锐之师胡宗南集团虽然长期驻守陕甘,但形势已经相当孤立并准备退往西南。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接下来展开的国共较量中,长江沿线将是首当其冲的攻防要地、长江以南地区和华南将形成一个主战场,而西南地区也会形成另一个主战场,而西北地区只能是次要战场。

  

   二、渡江战役前后的国共战略决策

   战略决战结束之后,随着解放军乘势席卷江淮地区,长江成为国共对峙的前线。中共若能突破长江,即可乘势直趋江南和华南,并从侧翼包抄大西南和大西北。反之,国民党若能守住长江,或在长江以南某一地区与中共形成对峙,则可望保持其剩余统治区的大部或全部,并能获得喘息或转机。

   客观来说,虽然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已经损失惨重,但还保有白崇禧、胡宗南两大战略集团以及基本完整的海空力量,再加上专为长江防御组建的汤恩伯集团,如果能在战略上合理布局和配置兵力,则在江防作战中应有一定的回旋余地。然而,由于战略决战失败后蒋介石的嫡系力量被极大削弱,国民党内派系之争加剧。1949年1月21日,在各方压力之下,蒋介石辞去“总统”职务,宣布“引退”,由桂系首领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但是,下野后的蒋介石仍然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把持最高权力,于幕后操纵军政事务,使李宗仁在行使职权上受到很大限制。另外,在其政府行政院是否迁移广州的问题上,其行政院长孙科又与李宗仁意见不一,形成府院迁粤之争。受以上因素的影响,国民党高层的运转陷入一片混乱,这也极大地影响到其长江防御的部署。

   蒋介石考虑长江防御是比较早的。1947年中共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后,蒋介石就判断鄂豫皖的解放军有渡江南下的可能,为此在其国防部下专门成立九江指挥所,并重新起用白崇禧,由其率部负责堵截。1948年7月初豫东战役临近结束时,蒋介石判断认为:“战局已至最严重之阶段,应作最后万一之准备”,包括“津浦南段之部署”“京(即南京)、沪、芜(即芜湖)之准备”等②。淮海战役期间,蒋介石于11月29日指示其后方集中兵力部署京沪铁路与长江两岸防备③。12月6日,黄维兵团被歼后,蒋介石研判战局,认为:“今后守淮无力,应作守江之准备也”④。淮海战役结束后,蒋介石于1949年1月14日在南京召集国民党军陆海空将领会议,研究江防部署和作战方针⑤。1月18日,由于解放军进逼蚌埠,蒋介石再度召集部属,研究长江北岸军事部署⑥。1月25日,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又在浙江溪口指示部属,将长江防线划为两大战区:湖口至宜昌为西区,配置40个师约25万人,由其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主任白崇禧负责指挥;湖口至上海为东区,配置75个师约40万人,由其亲信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负责指挥。其中,东区的作战方针大致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持淞沪,与台湾相呼应。⑦由于东区重心置于上海,其江防兵力更加不足,只能是沿线平均配置,处处均显薄弱。

   从蒋介石的防御计划来看,他无意坚守长江,而是准备在解放军过江后,再依靠汤恩伯麾下的30万大军和海空力量来持久防御上海,并与台湾互相支持。他认为:中共因海空力量缺乏暂时难以威胁海港,而国民党则可以依赖自身及美国海空优势进行源源不断的补给;如能保持上海这一滩头阵地,近可以牵制中共军队,远则可以依托台湾而进行反攻。⑧事实上,蒋介石真正的意图是准备退守台湾。据有关研究显示:大约在1948年初,国民党高层曾就未来可能的撤退方向进行过讨论,最后蒋介石采纳学者张其昀的意见,决定在大局不利时将其党、政、军、财、文中心迁到台湾,为此还专门在南京召开过一次秘密会议。之后,国民党空军指挥系统陆续向台湾转移。⑨自11月起,蒋介石多次向其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发出指令,逐渐将库存金银向台湾、广州、厦门等地转移⑩。淮海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又指令蒋纬国,要求其将装甲兵司令部及人员经上海撤往台湾(11)。直到下野当天,蒋介石还特意委任其亲信陈诚为国民党台湾省警备司令。由于早有迁台腹案,蒋介石对持久防守上海也准备不足,其最坏打算是:如果局面不利,就由汤恩伯部队通过上海防御战赢得时间,以尽快将其政府的黄金储备转运台湾,随后再把上海的部队撤往舟山群岛,并防止中共军队从海上追击(12)。

   对于江防部队平均配置且以上海为重心的防御计划,国民党内很多人都表示质疑和反对。在一二月间召开的一次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会议上,作战厅厅长蔡文治在汇报江防计划时指出:江防主力应以南京为重心向上下游延伸,江阴以东不必以重兵驻守。他还认为:汤恩伯以上海为重心的防御计划是自杀政策,在战略和战术上均属下策。尽管蔡文治代表其国防部的意见,并得到李宗仁、何应钦、顾祝同等人的赞同,但汤恩伯表示只听从蒋介石,而拒绝采纳意见。(13)4月,在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召开的作战会议上,蔡文治再次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解放军主要渡江点应在南京上游的荻港(在安徽繁昌境内),因此处渡江容易,之后可从皖南的繁昌、宣城直下浙北的长兴、嘉兴,从而将国民党军主力困于常(应指常州)嘉(应指嘉兴)沪三角地区,之后江西、浙江更是门户敞开,可以任其纵横。他提出:“不如控置主力于芜湖、宣城、郎溪,尔后随战况退守浙赣铁路沿线,才能逐次抵抗,使敌不能一举深入,还能配合华中部队作一次最后胜负的决战。”尽管蔡文治言之凿凿,但在场的汤恩伯一言不发。(14)

国民党军第2编练司令部司令官胡琏也对江防方案提出质疑。他认为:自古守江必须先守淮。但在江北丢失只能凭江而守的情况下,就要在兵力部署上形成重点,在战术行动上争取优势,才有可能把渡江的解放军逐次歼灭,进而达成巩固江防、保卫京沪的任务。至于具体方案,他认为解放军渡江地点必在南京上下游,因此应在南京上游的芜湖、下游的镇江以及后方的广德配置三个有力兵团,形成掎角之势。如解放军从上游来袭,则以芜湖兵团迎击,广德兵团急行增援;如从下游来袭,则以镇江兵团迎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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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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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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