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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兰芳:中国古代艺术风格类型理论的早期形态

更新时间:2020-03-17 15:56:22
作者: 张兰芳  
所谓美在“势”“状”,美在“意象”,鲜活生动地展现了不同书体的风貌与特色。又如诗论批评,鲍照对比谢灵运与颜延之诗作,区分出“初发芙蓉,自然可爱”与“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两种风格类型。这些话语通过创设意象,以批评者的审美眼光照亮了不同书体、诗作的风格特色,这是独具特色的理论话语方式,对后世艺术理论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

   需要特别关注的,还有这一时期相关作家、作品风格的品评言论,虽然只针对单一门类艺术,却采用大量极富审美意味的范畴语汇。如顾恺之的《魏晋胜流画赞》中评《小列女》“面如银……作女子尤丽衣髻,……成其艳姿”,评《伏羲神农》“有奇骨而兼美好”,评《壮士》“有奔腾大势”等;谢赫的《古画品录》评陆绥“体韵遒举,风彩飘然”,评吴暕“体法雅媚”等;南朝姚最的《续画品》评刘璞“体韵精研”,评沈粲“笔迹调媚”等。袁昂的《古今书评》评皇象书“如歌声绕梁,琴人舍徽”,评卫恒书“如插花美女,舞笑镜台”等。钟嵘的《诗品》评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评陆机“才高词赡,举体华美”,评张华“其体华艳”,等等。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理论批评已然摆脱了各种功利思想的钳制与实用功能的束缚,将注意力更多集中在对艺术家、艺术作品风格特色的赞美与审美价值的褒扬上。

  

   结 语

   综上,中国古代艺术风格类型理论从先秦两汉时期孕育萌芽,到魏晋六朝时期正式确立,总体上经历了从模糊趋于鲜明、由外部实用功能转向艺术自身审美价值研究的发展过程。早期社会作为综合艺术的“乐”,逐渐分化为具体的诗、乐、舞;为满足不同实用功能的需求,又出现不同文体、书体、画体等,艺术的样态形式愈加丰富,风格类型也愈加多元。与此相应的理论批评,伴随着“艺术”的分化逐渐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门类艺术实践发展成熟次序不一,理论批评与实践发展之间的不平衡,致使各门类艺术理论批评领域积累的艺术风格理论文献呈现出较大差异。相对而言,魏晋六朝时期由于文学艺术的发展走向自觉,文学创作实践的高度成熟,促使文论批评获得长足发展,相关风格类型理论取得丰硕成果,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体制,为研究风格类型理论提供了丰富直接的理论文献;书论、画论批评由于书画艺术实践仍处发展完善过程中,相关风格问题的理论探讨还不够深入,但理论批评者也认识到艺术自身的美以及风格问题,从“体式”或书画作家作品的品鉴中,仍可以发现与风格类型相关的理论话语或风格范畴。最为困难的是对魏晋六朝以前相关“艺术”及其风格类型理论的挖掘,由于其时“风格”概念尚未明晰,与“艺术”相关批评言论大多零散、潜藏在非艺术的历史典籍文献有关“乐”的批评话语之中,从而给研究者探索中国古代艺术风格类型理论早期形态带来很大困难。更为重要的是,先秦两汉时期相关“艺术”批评,更多的是从功利角度对艺术的社会功能与实用价值进行衡量,而不是从无功利角度对艺术的自身特点与审美价值进行评价,即使有相关艺术品鉴的言论涉及美感,采用一些颇具形容性、审美性的范畴语汇对艺术表演及音声特点进行描述品赏,也始终束缚于政治道德与伦理规范中,属于“功能论”的范畴。这恐怕也是目前研究领域忽视先秦两汉时期“风格”问题的主要原因。研究者很难从庞杂、模糊的言论中发现与“风格”直接相关的文献资料,对艺术自身特点及“风格”问题进行研究,由此也造成古代风格类型理论研究的“不完整”,研究者往往将魏晋六朝时期作为研究起点,逐渐向后延展关涉唐、宋、元、明、清各个历史时期,唯独没有先秦、两汉时期。虽然有研究者指出,先秦时期理论批评中出现的“文”“质”“美”“善”“哀”“乐”等概念,“可以看作风格类型论的萌芽”,但对于“萌芽”时期与“艺术”相关的言论是否关涉“风格类型”问题,至今没有梳理清楚。正缘于此,本文基于理论文献的发掘考察,结合门类艺术实践发展史实,试图对先秦两汉至魏晋六朝有关“艺术”及其风格类型理论由“萌芽”到“确立”这一过程进行回溯、梳理,力求对中国古代艺术风格类型理论的早期形态形成较为清晰的认识与理解,为弥补当前研究领域存在的缺失做一点基础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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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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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艺术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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