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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靖堃:“脱欧”、身份政治与英国政党政治格局的未来走向

更新时间:2020-03-14 10:17:57
作者: 李靖堃  

   究其原因,“留欧派”和“脱欧派”背后代表的是各自在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开放”和“封闭”理念,也就是说,是支持全球化和超国家主义,还是更认同民族国家和国家主权。支持欧洲一体化代表的是“开放”立场,反之代表的则是“封闭”立场,而选民的受教育程度、财富水平等“身份”决定了其支持“留欧”还是“脱欧”。以传统工人阶级为代表的中下层民众之所以大多数支持“脱欧”,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牺牲者”;与之相反,受过良好教育的资产阶级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他们更支持“留欧”。有民调显示,在2016年“脱欧”公投中,在大学以上学历人口所占比例最低的30个地区,有28个选择了“脱欧”;而在大学以上学历人口所占比例最高的30个地区,有29个选择了“留欧”。地区差异也表明了这一特征:受过良好教育、相对富裕的人群所占比例相对较高的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支持“留欧”的选民比例相对较高;而在受到“去工业化”影响较为严重的英格兰北部以及西南部的贫困乡村,支持“脱欧”的选民比例则相对较高。相应地,在支持“脱欧”的选民中,多数支持保守党;在支持“留欧”的选民中,则相对倾向于支持工党和自由民主党。2019年大选结果与此总体相符。

   综上所述,在“脱欧”背景下,在选民多重“身份”相互叠加和共同作用的影响下,特别是在“脱欧派”和“留欧派”这一“临时身份”的影响下,英国政党传统左、右翼的分野在界定选民立场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选民不再以政党的政治意识形态作为决定支持哪个政党的最重要标准,而是以个人“身份”为基础,以支持“脱欧”还是“留欧”作为主要依据,选择与自己的“身份”和理念更为契合的政党。当然,随着“脱欧”的影响逐渐消退,“脱欧派”和“留欧派”身份在决定选民立场以及政党政治格局方面的作用也将逐渐减弱,但构成选民“身份”的其他因素仍将继续发挥超出阶级因素的影响,并且未来在新的背景下还会出现其他新的“临时身份”。

  

   英国政党政治格局的未来走向

  

   2019年英国大选已经尘埃落定。由于此次大选与“脱欧”这一特殊时期的特定历史事件密切相关,因而其是否能够成为英国政治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尚有待观察,但此次大选无疑将对英国未来的政党政治走向,特别是保守党和工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第一,保守党有望继续保持优势地位,但其内部关于欧洲问题的分歧不易弥合。保守党在2019年选举中“大获全胜”,如果不出现极端意外情况,这种优势地位至少可以保持到2024年,甚至也不排除在下一届选举中再次获胜的可能性。当然,这取决于在接下来的几年内,英国经济形势会不会因为“脱欧”出现大幅下滑,政治形势会不会出现大的动荡。

   在未来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内,“脱欧”仍将是保守党政治议程中的首要事项。2020年1月22日,英国议会通过“脱欧”协议相关法案,次日获得女王批准,成为法律。在欧洲议会批准英国“脱欧”协议后,英国于1月31日正式退出欧盟。根据“脱欧”协议相关法案,英国不会在2020年12月31日之后延长过渡期。这就意味着,在2020年2月1日到12月31日短短的11个月内,英国政府需要与欧盟就未来关系(特别是贸易关系)达成协议,这才是保守党将要面临的棘手问题。原因在于,保守党内部的“硬脱欧”派和“软脱欧”派至今仍未在该问题上达成一致。“软脱欧”派希望在退出欧盟之后,仍然在贸易等领域与欧盟保持尽可能密切的关系;而“硬脱欧”派则希望彻底脱离欧盟的规制。但欧盟一直强调“公平”和“对等”原则,如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明确指出,如果英国企业想要进入欧盟市场,就必须遵守欧盟的标准和规则。约翰逊自始至终承诺与欧盟保持“零关税、零配额”的贸易关系,以期达成一项“宏大的贸易协议”,但是如果英国想要与欧盟继续保持密切的贸易伙伴关系,则在未来的协议中就必须同意遵守欧盟的绝大多数法律和规则,但这恰恰是“硬脱欧”派所反对的,也与约翰逊本人反复强调的“收回控制权”的原则相悖。如果出现这种局面,保守党内不同派别之间的裂痕有可能加深,“脱欧”问题甚至可能再次回到特雷莎·梅时期的僵局。未来,如何在避免保守党分裂的情况下与欧盟达成最符合英国利益的贸易协议,是考验约翰逊政府的一道难题。

   第二,工党需要进行意识形态调整和重新定位,但困难重重。工党在此次大选中的失败,表面和直接的原因是其试图“左右逢源”的“脱欧”立场,但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其意识形态定位不明确、内部分化严重导致群众基础被削弱。工党早期的群众基础是工人阶级,其政治意识形态属于左翼,但为了扭转多年在野的状况,赢得中产阶级的支持,布莱尔在1994年担任工党领袖之后开始实施“第三条道路”,向中间路线靠拢。尽管工党宣称“不左不右”,但实际上是在向保守党靠拢,采纳了保守党的绝大多数经济社会理念。这种转向确实产生了实际效果,工党不但在1997年重新夺回了执政党地位,而且连续执政了13年。但这一转向也极大地模糊了工党与保守党之间的意识形态界线,削弱了其自身特性,使其失去了一部分传统选民的支持。

   2010年大选落败之后,工党一直在努力对自身进行重新定位,例如时任领袖埃德·米利班德提出的“蓝色工党”理念,便试图回归传统价值观,重新回到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但收效甚微。2015年科尔宾“意外”当选工党领袖后,延续了其一贯的激进左翼立场,提出了一系列激进主张,但遭到工党传统右翼和以布莱尔为代表的“中间派”的强烈反对。在“脱欧”这一特定背景下,工党内部本已十分严重的派系分歧将更加突出。

   2019年大选结束后,工党领袖科尔宾宣布将于2020年初辞职,工党将于4月初选出新领袖。无论谁最终当选,都亟须为工党找到明确和清晰的定位,统一党内的意识形态。工党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在选举结束后成立了一个小组,旨在对选举失败进行深刻反思,总结经验教训以图东山再起。但对工党而言,可选择的道路已不多,“第三条道路”已走到尽头,回归传统左翼也已经被证明无法成功。前工党影子大臣甚至指出,如果工党继续向极端化发展,其力量还有可能进一步萎缩,甚至成为议会第三大党。在这种情况下,工党极有可能需要较长时间的调整期,才能实现重新定位,摆脱“后布莱尔时代”漫长的转型和过渡期。

   第三,简单多数选举制保证了两党制总体稳定,但也暴露了英国选举制度的弊端。1922年以来,保守党和工党一直轮流执政,尽管偶有联合执政的情况,其他政党在某些特定时期也曾对这两大政党的垄断地位形成一定冲击,但这一格局至今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英国议会选举执行简单多数选举制,又称“胜者全得”制(First Pastthe Post),即只要获得了一个选区的简单多数票,就可以得到该选区的议席。英国也是唯一采用这一制度的欧洲国家。这样的选举制度对于选民力量集中的政党十分有利,特别是两个主要政党和苏格兰民族党,因为长期的积累使它们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安全选区”,只要保证这些“安全选区”的选票,它们就可以“高枕无忧”,而其他政党由于没有足够的“安全选区”,选票相对分散,因此很难将得票有效地转化为议席。因而,这样的选举制度保证了保守党和工党的主导地位,也保证了英国政党体制的总体稳定。

   然而,简单多数选举制也存在诸多弊端且饱受诟病,特别是政党获得的议席数与得票率严重不成比例。例如,保守党1983年和2017年均获得了42.4%的得票率,但议席数分别为397席和313席,差别极大;而2015年仅获得36.9%的得票率,议席数却超过了2017年,为331席。这种不成比例的现象在除两大党以外的其他政党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如2019年大选中,自由民主党获得了11.5%的选票,却仅得到11个议席;苏格兰民族党获得3.9%的选票,却得到了48个议席;绿党获得2.7%的选票,仅得到1个议席,脱欧党获得2%的选票,却没有获得任何议席。

   与此同时,这种选举制度也掩盖了英国政党政治格局碎片化的现状。有学者分析,如果英国采用与欧洲议会选举相同的比例代表制,则2019年选举中将再次出现悬浮议会,保守党仅能获得288个议席,工党能够获得213个议席,自由民主党将获得70个议席,而苏格兰民族党仅能获得28个议席。事实上,这种情况在2014年和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已经出现,特别是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英国脱欧党获得的议席最多,接下来是自由民主党、工党、绿党和保守党,与英国议会选举的结果完全不同。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如果不改变选举制度,英国的政党政治很难发生重大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保守党和工党占优、轮流执政的模式难以被撼动,从而保证了政党政治格局的稳定性。

  

   (注释略)

  

   李靖堃,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当代世界》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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