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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疫情之下回看农民救中国与货币去依附

更新时间:2020-03-12 20:10:14
作者: 温铁军 (进入专栏)  
农村包围城市客观上成功,是因为在农村和农民在一起时,不用搞现代财政、现代金融。淮海战役陈毅元帅有句著名的话,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农民用推小车推出来的,不仅仅是英勇作战,很大程度上后方有支持,1个前线作战的解放军后方有38个农民支撑。能够搞土地革命的,就不需要支付货币,打个白条就行了,这就没有财政支付和赤字,再加上解放军根据地的政权都是用实物来支付的,干部是拿小米的,因为从延安走出来的,小米是最方便的计量工具。民国大危机的条件下,什么最有效?粮食。粮食可以简化成小米,小米相当于等价物,粮食替代货币。于是,解放区干部都是供给制,用小米作为衡量标准的,这个事儿一直到建国后,毛泽东作为国家主席,一年年薪是3万6000斤小米,不是用大车拉小米啊,是年工资值这些小米,是等价概念。商品等价物不是钱,是从解放区形成的这个小米,这个是土地革命派生的中国经济现象,它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是民国现代财政、金融支付不了军队军费开支下的机制,是特殊的经济机制——去城市化、去现代化的,保证了从农民革命起家的解放战争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建立政权之前,毛泽东有篇重要文章,叫《新民主主义论》,是1947年中共七大以后发表的。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解放战争打起来之前,有个很重要的安排是东北,要想向从东北得到日本关东军的装备,就得是苏联认可你作为共产党政权,是符合苏联认可的共产党体系。而当时苏联意识形态,是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后,形成的革命阶段论。苏联从二十年代给定中国的革命阶段论,就是中国是个封建制的农民国家,只有先配合国民党参与资产阶级革命,等到工业化大生产,由资产阶级革命催生资本主义,你们才能作为共产党去发动工人阶级革命,因此国共第一次合作,是按照苏联斯大林革命阶段论来的。斯大林始终坚持这套,我们必须在完成夺取政权、先进入民族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所以有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必须在延安山沟里搞山沟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得不到苏联认可,意味着得不到苏联战略援助,解放战争最重要的是日本投降后,共产党要跑步进东北去接收,如果苏联满腹狐疑,很难得到支持。

  

   到四十年代,在意识形态上完全认同并让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斯大林苏联共产主义认同中共表述后,才有进军东北的条件。随着战争发展,需要强调建国后中国必须搞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就叫做新民主主义,所以新中国建国,五星红旗五颗星里面,大星是共产党领导,当然也是国家资本,周边四颗小星,有民族资本家一颗星。

  

   1947年确定中国建国还是要搞民族资本主义,但是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资本主义,从民国延续到新政权,虽然靠农民革命打赢了,但接手的是民国留下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陡然出现新现象:在农村可以不用货币,在城市缺一分钱都不行,当时共产党全面接收了民国政权留下的城市体系,政府、医疗、警察、学校等,全都需要财政。这个时候南方还没打完,还没解放,一方面军费要增加开支,另一方面城市也要开支,陡然出现接手后的第一大问题,就是财政赤字高达70% - 80%。这时候开始统一货币,印人民币,于是大规模增发货币,陈云同志毕竟财经经验丰富坚持要逆周期,货币还得增发,不增发没法弥补财政赤字。增发货币当然造成通货膨胀,实体经济会不景气,接着我们说,这个危机是怎么调整过来的。

  

调整措施度过危机

  

   还是亿万农民救中国,因为土改给农民分地,农民这种小生产者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只要拿到地,一定是节衣缩食多买点地。小生产简单生产力的外延扩张就是拿地,拿地不能抢,当然有人生产能力不足,于是就有人卖。因为新民主主义坚持的是土地买卖自由,当时不允许土地租赁,只允许土地买卖。农民只要买,就得攒钱,谁是人民币最大吸纳者?农民。农民人口占当时人口的88%,农民尽可能吸纳增发的货币,农民又不马上花,他存到银行攒钱买地,主动让银行回笼货币。中国宏观经济是怎么玩转儿的?恰恰是老农民啊,88%的老农民,1950年4亿多农民吸收了钞票,又存到银行,可不就是钞票就循环了,宏观经济压力大幅度下降。

  

   农民交的就是最值钱的粮食、农产品、棉花等,刚接手城市,实体经济在高通胀下是不能生存的,于是作为实体经济的资本家如果不把钱赶快从实体息出搞投机,根本适应不了通胀。于是,中共刚接手城市就遭遇了投机潮,打“两白一黑”,白米白面,黑就是煤炭,都是城市生活必需品。我们当时想搞民族资本主义,但民族资本家们打起了“两白一黑”或者叫做“三白”战役,一轮又一轮,手里如果没东西,就会民不聊生、新政权就不可能做得稳。所以我们说,农民救了新政权,是因为他们交的是粮食能让平易城市物价的,这是谁干的?是国营商业。国家一接手,革命是暴力夺取政权,暴力构建新的财产关系,帝国主义在华留下的所有财富、民国政府财产、海外援助、苏联援助全部收归国有,国家资本迅速形成很大力量,国家资本和军队紧密结合,所有农村调运就是有保证的。再加上财政金融工资收入社会开支还是供给制,折实,农产品除了一般等价物之外,扮演了储备作用、宏观调控作用,是建国之初变成自主的经济类型,可以集中调动一切来打击投机。

  

   最终三次城市经济战,以投机商完败、国家资本为主的国有经济完胜作为结果,几个月时间,通货膨胀就压下来了,一压下来,新民主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就萎缩,迅速进入通缩。1950年下半年到1951年年初,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就被自身经验实际证明走不下去了,当时政府开始用政府采购方式拉动民族工商业,拉动私人个体的资本主义成分的经济,拉得很困难。农村当时有一定发展,工业品开始下乡,经济有所复苏、条件是有利的,可过程又出现贪污腐败现象,最终导致这个阶段出现三反五反的政治运动。

  

   同期的另一个现象,是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创造了巨大需求,这个巨大需求是由国有企业承担的,带动了苏联必须向中国大量援助军事装备生产线,于是军用工业为主的工业模式在中国形成,这也是国有资本干的。苏联给中国的援助是国家援助,并不要求马上还,只是记账,于是国家承担、主要是中央及中央国企从1950年朝鲜战争开始,有了156个苏联援助的大项目计划,配套600多个国内项目,由此中国进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新阶段。

  

   其实新中国早期,从1949年建国就是充满着大风大浪的大危机,幸亏是通过农民革命形成政权、暴力革命打破了旧势力形成的资本体系、由国营商业完成对当时恶性通胀的平易职能,才有后来的发展。当然也不可避免导致从1952年、1953年开始,从陆续推进互助合作、到推进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然后对私人工商业的改造等一系列后来演变,从国初克服危机系列措施派生了制度变迁,从而对后续形成了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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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乡建院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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