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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广程:中俄关系70年的多维思考

更新时间:2020-03-12 19:48:59
作者: 邢广程  
说明中苏关系发生巨大的波动和摇摆,由一个极端跳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从同盟的高位逆转到对抗冲突,这也说明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中苏两党和两国缺乏管控危机的合理而有效的机制,两国在处理矛盾时缺乏相应的理性思考。中苏两国当时没有处理好两国关系发展的矛盾和问题,致使矛盾问题的积累越来越多,积重难返,最后全面爆发,给中苏两国总体关系带来巨大冲击,给两国利益带来了很大损害。

  

   盟国关系、对抗关系和伙伴关系,这三种中俄关系的性质表明,70年来的中俄关系具有不同的关系性质。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发展则比较平稳。从最初几年比较平淡的友邻关系发展到伙伴关系,直到现在中俄关系依然在“伙伴”关系这个大的框架内运行。尽管这种伙伴关系不断演进,但无论两国关系怎么发展都没有脱离伙伴关系这个轨道。伙伴是中俄两国关系发展的最准确、最核心的表述。现实的中俄关系既不是盟国关系,更不是对抗关系,而是建筑在睦邻友好基础上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因此,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不断发展的动力。

  

   (二)中俄关系的行为模式和转换模式

  

   分析中俄关系模式是十分必要的。2011年中俄国家元首在联合声明中明确提出了“中俄关系模式”问题,认为《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定以平等互信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作为中俄关系模式,这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从性质、行为和功能上来分析,中俄关系可分为五个模式:同盟关系模式、论战泛化模式、战略冲突模式、关系正常化模式和伙伴关系模式。从行为关系方面分析,中俄关系可分为三种模式:同盟关系模式、战略冲突模式和伙伴关系模式。从功能转换模式来看又可以分为两个模式:论战泛化模式和关系正常化模式。这五个模式串联在一起构成了70年中俄关系的基本链条和曲折历程。

  

   从中俄关系7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以其性质和定位为视角,中俄关系曾出现过三种模式:同盟关系模式、战略冲突关系模式和伙伴关系模式。这三种模式是中俄关系70年发展的基本类型。同盟关系模式和战略冲突关系模式是中苏关系的两种重要类型,同时也是非常矛盾的两种类型。因为同盟关系是一种非常紧密的两国关系模式,是国家关系利益契合度最高的关系类型,决定了两国的性质是高度利益化和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捆绑和焊接,是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关系的顶层定位,是利益关联度极高的复合型国家关系。而战略冲突关系模式则是盟国关系的反向类型。因为战略冲突关系是一种两国国家利益、价值观等综合形态发

  

   生严重扭曲、错位和冲突从而产生巨大冲撞的国家关系,对于两国关系来说具有非常危险的性质,充满不可控的因素。中苏关系经过了“同盟”和“冲突”这两种正好相反的极端类型,说明中苏关系在其构建进程中具有非常大的波动性、矛盾性、不成熟性和非对称性,这也决定了中苏关系在两国的总体外交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中俄关系的性质核心是伙伴关系。它建立在“邻邦”+“伙伴”这个大的框架之下。中俄关系近3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中俄关系具有稳定性、成熟性、拓展性和提升性,稳步提升是两个成熟大国之间关系的发展标志。稳定发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而表现在中俄关系的战略层面,这就更加显示出中俄两国在构建相互关系中的成熟性,汲取了中苏关系的经验和教训,并积极和恰当地指导了当今和未来的两国关系。中俄关系从相互视为友好国家一直发展成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充分说明了中俄关系发展的递进性和平稳性,但其核心含义依然是“伙伴关系”。在“伙伴关系”之前有这么多前置词,说明中俄伙伴关系的发展内涵和外延、其战略定位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但是无论中俄关系怎么发生变化,它都是建立在“伙伴”基础上的,它既表明中俄关系不是同盟关系,也表明中俄关系不是冲突关系,而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伙伴关系,这为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两国战略互动,两国为维护各自的战略利益,两国为发展各自的特殊需求和战略诉求都腾挪出非常好的战略空间。

  

   中俄关系的这三种模式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在不断变化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在中俄三种关系行为模式之间有两种关系转换模式,即论战泛化模式和关系正常化模式。中苏关系由同盟关系模式到战略冲突模式是通过论战泛化模式转换而来的;中苏关系由战略冲突模式到中俄关系的伙伴模式是通过关系正常化模式转换而来的。中俄关系的三种关系模式,不是一刀切的,相互之间是有关联性的。中苏盟国关系的形成有其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而中苏盟国关系逐步演化为对抗关系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转化的,有其历史局限性。从1956年起中苏两党在一系列政治、理论和思想等方面进行了内部争论,这些内部争论逐步升级为公开论战,这些思想理论方面的公开论战又逐步升级为国家关系层面论战和对立,从而形成了论战泛化模式。借助“论战”这种导致两党和两国关系向不良关系方面运转的加速器,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不断恶化,最终走向全面对抗。中苏论战是“中苏两党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事实证明,中苏两国采取“论战”方式来解决两党和两国的关系分歧不是一个稳妥有效的办法,而是一种不成功的、破坏力很强的、非理智的处理两国关系的路径和模式。正因为如此,2001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总结教训,明确规定:“缔约双方相互尊重对方根据本国国情所选择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道路,确保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苏联解体后,中俄建立了伙伴关系,这也是由各种因素包括两国各自国内外多重因素叠加造成的,其中也有中俄吸取了中苏两国在发展关系中的经验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所以我们在抽象总结中俄关系的三种模式时也要看到这三种关系模式是存在转换过程的。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伙伴关系模式出现呢?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从中苏关系战略冲突模式到中俄关系的伙伴关系模式是借助两国关系正常化模式实现的。这种关系正常化模式最终消除了两国之间的战略冲突和对抗,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发展。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思想为中苏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中苏关系正常化为中苏关系富有成果和毫无病态地转化为中俄协作关系模式提供了强大而持久的动力。”

  

三、两个条约的重要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讨论中俄关系70年时,特别需要关注两国历史上签署的两个条约,即1950年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2001年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前者已经成为历史,失去法律效应,而后者两国仍在执行中,并正在发挥重要作用。如何分析中俄关系进程中的条约作用应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话题。

  

   两个条约签署的时代背景存在巨大差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在国际格局处于冷战的条件下签署的,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则是在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处于一超多强,国际局势多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条件下签署的。国际格局背景不同自然决定了两个条约的性质、定位和功能有很大的不同。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功能非常明确,中苏关系是同盟关系,既然是同盟就必然有外部指向。《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外部指向方面有两条最明确的表述:第一,为了“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第二,“亟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该条约“第一条”内容明确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

  

   这表明,该条约的外部指向有两个:一是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的再起和制止日本重新对中国和苏联的侵略行为;二是共同防止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的重新侵略行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二战”后的国际局势看,防止日本帝国主义再起是中国和苏联非常明确的战略目标,而另一个战略目标则比较模糊,条约上的表述表面上是一种泛指,但实际上是有具体对象的,这就是美国。美国在“二战”期间是中国和苏联的盟国,中美苏三国共同在亚太地区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但“二战”结束后,冷战兴起。美苏盟国关系迅速解体,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以自己的战略利益需要对战败国日本加以美国式的改造,与日本结盟反过来遏制苏联和中国。所以,在1950年当时的国际局势背景下虽然中国和苏联的外部指向是美国,但该条约出于战略考虑并没有点明这一点。

  

   该条约第一条中还有一个内容:“双方并宣布愿以忠诚的合作精神,参加所有以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之国际活动,并为此目的之迅速实现充分贡献其力量。”这个内容与第二条相呼应,构成了中苏两国对国际局势的基本看法。第二条的内容是:“缔约国双方保证经过彼此同意与第二次世界战争时期其他同盟国于尽可能的短期内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这说明,中国和苏联都准备与日本签署和平条约,将日本纳入到和平的国际框架之中。第三条“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该条款很重要,这一条将中苏关系的同盟性质从反向上加以限制和约束,即双方都不能与第三方结盟反对缔约方。这是国家之间同盟关系的一个重要限制性原则。第四条的内容是:“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该条款实际上规定了中苏两国在国际事务上的行动原则,重点在“彼此协商”。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在其导言中明确表示,签署该条约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的:第一,“坚信巩固两国间各个领域的友好、睦邻与互利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维护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第二,“重申各自根据《联合国宪章》及其参加的其它国际条约所承担的义务”;第三,“希望促进建立以恪守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与准则为基础的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第四,“致力于将两国关系提高到崭新的水平,决心使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世代相传”。条约的导言部分没有涉及中俄两国外部指向问题。从该条约的全部内容中可以看出,该条约没有涉及外部指向条款。恰恰相反,该条约第七条明确表示,“缔约双方根据有关协定进行的军事和军技合作不针对第三国”;第二十二条明确表示,“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双方作为其它国际条约参加国的权利和义务,也不针对任何第三国”。这表明该条约签署的主要动力不是来自外部共同的战略威胁和安全威胁。

  

   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共由五条组成,其中前四条都是强调外在指向的。这也表明该条约重点是解决两国外部安全和威胁问题的。中苏以结盟方式共同应对外在威胁和可能的侵略行为。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基本条款都是涉及中俄两国内部关系问题的,为两国双边关系而设定的。这个差别非常突出地说明了,上述两个条约的功能是不同的。

  

从性质上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名称本身就明确了其“同盟互助”性质,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则没有“同盟互助”的性质表述,该条约的性质是在其第一条中加以明确表述的,即“长期全面地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和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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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12月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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