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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中美贸易战将会导向何种基本结局:规模经济和市场保护效应的分析

更新时间:2020-03-12 13:08:50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这包括经济结构、技术水平、制度安排以及人的认知意识等,尤其是,教育的普及以及技术的流动已经为自主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里着重就第二点从两方面做一说明,

   一方面,当前中国的技术水平已经获得了全面的提升。事实上,由于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再加上30多年参与国际竞争的竞争,中国已经拥有了生产绝大多数现代产品(如飞机、汽车、电脑、5G等)的能力;甚至在一些重要产业或产品(如中低端电器晶片、手机基带晶片设计)上,中国的技术与国际水平之间的差距往往只是在一、二代之间,也就是几年的差距,因为现代技术往往是1-2年一代。譬如,华为已经拥有5G的关键知识产权(基本专利数量占世界约27%),[⑤]凭此可以低成本地开展5G业务并处于全球领导地位;同时,华为的手机业务也具有最强国际竞争力,不仅拥有最一流的拍照图像处理技术,而且自主研发了麒麟芯片。更不要说,在众多的工业制造业领域,中国技术与国际领先水平的差距已经非常小,中国产品与发达国家之间只是质量或功效上存在细微差距。不过,也正是存在这些稍许差异,就导致了在开放市场的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地位。究其原因,开放市场往往存在赢者通吃的规则:只要企业的生产能力能够达到市场规模,那么,技术最优或价格最低者将会完胜,而非最优者则完败,尽管次优与最优之间的差距可能非常小。但是,贸易战反而给予了中国这样的契机:通过将那些技术领先的外国垄断者排除出去,就使得技术次优的本土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进而借助于保留的市场空间而取得规模经济,由此也就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和产品的更新换代。

   另一方面,即使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自主创新之路之所以如此曲折,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运动干预和制约了经济建设和科技研发,乃至有限的技术研发及其成果都得不到保障和应用。但是,当前中国社会无论是上层还是普通大众都转向了以“经济”为中心,都致力于生产制造和经济发展。相应地,排除了政治上的干扰并且凭借已有的技术水平,那么,我们也完全可以像20世纪之初的日本那样实现技术和产业的突进,进而可以构建出更为完整的产业链体系,而这一切又是以庞大的国内市场为基础。就面临特朗普极力绞杀的华为而言,它的一些关键部分目前依然严重依赖“外部供应链”,[⑥]这是特朗普政府有恃无恐的重要依据。即使如此,如果极端情形真的发生了,国内企业也必然会迅速填补这庞大的国内市场,从而会生成出较为完整的国内产业链。譬如,目前备胎的“鸿蒙”手机操作系统就已经着手转正,中芯国际也开始回归中国以帮助华为量产14nm级麒麟芯片,阿里巴巴则也计划近期回归中国资本市场以辅助华为;此外,其他一些原本属于竞争性公司也转向与华为进行合作,而国家也在资源和政策上提供了更多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华为这样的战略型科技企业就不会是一人在战斗,也不会孤木难支。

   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1)在决定现代国际竞争地位的高科技领域,中国技术接近国际水平的仅仅是某些少数领域,而整体差距还非常大,从而还是应该努力遵循边际技术开放原则;[⑦](2)取得国际水平技术的还只是少数企业,而先进技术在中国产业中还没有得到普及,从而还需要更多的研发投入和市场支持以促进自主创新。与此不同,美国高科技领域的技术领先和企业分布都是非常全面。例如,在信息产业上,美国涵盖了芯片、各种应用程序、操作系统、元器件、基站硬件、网络和数据、虚拟化技术、云服务技术、硬件设计和硬件测试等;至于著名企业,则有微软(Microsoft)、谷歌(Google)、苹果(Apple)、甲骨文(Oracle)、高通(Qualcomm)、AMD、德州仪器(TI)、博通(Broadcom)、镁光(Micron)、亚德诺半导体(Analog Devices)、英特尔(Intel)、阿尔特拉(Altera)、赛灵思(Xilinx)、赛普拉斯半导体(Cypress)、英伟达(Nvidia)、IBM、戴尔(Dell)、EMC、思科(Cisco)、惠普(HP)、威睿(VMware)、微软、Linux基金会、Rackspace基金会、Apache基金会、亚马逊(Amazon)、Twitter、Facebook、Instagram、莱迪思(Lattice)、美高森美(Microsemi)、楷登电子科技(Cadence)、新思科技(Synopsys)、明导国际(Mentor Graphics)等。

   即使如此,考虑到中美两国产业对规模经济依赖度的差异,进而考虑到庞大的国内市场、既有的技术基础以及技术的高流动性,我们仍然又足够的理由相信,遭受这场贸易战重创的最终很可能是美国而非中国。尤其是,如果中国政府应对得宜,如在既有国际规则下加快产业的布局和核心领域的投入,这场贸易战很可能会孕育出全球经济的大变局。事实上,即使作为现代IT产业中制高点的芯片而言,中国已经拥有全球数量最多且属于一流的芯片设计公司,如海思半导体、紫光展讯、大唐半导体、国科微,乃至国产手机、电脑和服务器用的CPU芯片性能基本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同时,尽管芯片制造能力还比较薄弱,但中芯国际、三安光电等正在努力追赶;此外,华达微、新潮科技等在封装测试上以及中微半导体、上海微电子等在设备提供上都已经有了很大进展。在某种程度上,当前中国已经具有了构建关键零组件和手机操作系统的独自能力,只不过还需要有某种政策将目前分散的各方面能力加以整合,从而将这种能力转化成现实并作进一步完善。既然如此,中国为何迄今还没有实现技术和产业的自主,为何还是迟迟没有构建出独立的IT产业链呢?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受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影响。

   事实上,基于追求交换价值的比较优势理论,在国际市场上已经提供了更好产品的情形下,就盛行开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功利信念,自然也就会轻视对基础研究和自主创新方面的投入和发展。但是,贸易战将会促使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到经济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国家、政治以及文化等联系在一起;相应地,它将促成政府对科技自主的关注,会提升国内企业之间的协同合作,由此也就会加速产业链的建立。当然,“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观念在21世纪之前具有很大的现实合理性,因为当时中国的资本匮乏,而有更重要的基础产业需要发展和建设;但是,目前中国社会已经有了相当的资本积累,而且基础产业也已相当健全,从而就可以通过集中资源投入和技术攻关的方式在这些高新技术产业实现突破和发展。同时,由于技术自主创新和产业发展成熟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国内产品的质量可能低于国际水平;但是,只要生产力能够得到持续提升,那么,忍受这一段时间的消费效用或交换价值损失之后,中国高新产业将会取得全面发展。最后,世界经济大变局能否出现,关键还在于,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对这场贸易战的政策和战略是否得法?是否会涌现一批具有雄心且实干的官僚和企业家?在很大程度上,当前中国已经拥有了这些条件,且不说存在一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技术官僚,更在于存在任正非、马云、马化腾等一批极具雄心的企业家。

  

   三、基于市场保护效应的分析

   毋庸置疑,贸易战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冲击,甚至会改变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和方式,进而会降低中国大众的经济收入和福利水平。但同样,贸易战也会对美国经济发展造成冲击,甚至还会更大幅度地降低美国大众的经济收入和福利水平。究其原因,自由贸易本身就是相互的,贸易剩余为双方所分享,而且强势者所分割的贸易剩余往往更大;进而,无论从低级产品的买方市场还是从高级产品的卖方市场角度上说,美国都是强势者,从而从中美贸易中获取的交换利益也必然更大。为此,我们就需要深入剖析美国在中美贸易中之所以出现巨额而持续的贸易逆差之原因,由此才可以找到真正有效的解决之策。

   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在国际市场上购买中国产品,并不是因为中国非经济力量的“强制”,而是美国基于自身的收益最大化原则的自由选择,从而也必然就符合美国的利益。试问:中国人民通过勤劳而艰苦的劳动以及低廉的报酬向国际市场上提供价廉质优的商品,进而美国按照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自由购买,这又如何能够说成美国在中美贸易中吃了大亏呢?尽管美国付出了钱,但它是以非常少的钱从中国换取了从其他地方换不到的商品呀!当然,引起美国政府以及激进分子担忧的是:美国人为何会花钱从中国购买如此之多的商品、乃至美国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贸易赤字?根本上,这源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结构,进而,这不仅与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和支付体系有关,而且也与美国自身的社会文化和相关制度(如信用消费等)有关。试问:这又如何怪罪到中国头上呢!竟然要强迫中国“自愿”采取不利自身的行为!

   不幸的是,特朗普政府恰恰就不愿从这些维度去寻找真正的深层次的问题症结,不愿改变目前这种以美元交换他国财富以及支付债务的国际货币体系;因为,这种货币体系有助于美国攫取他国的巨额财富,也有利于继续维持国际政治经济的超级大国地位。同时,特朗普政府也不愿将之归咎于美国大众并劝诫他们改变自身的生活方式,劝诫他们应该多劳动而少消费;因为,这将会触犯那些投票给他的选民,从而会影响连任之路。相反,特朗普政府却试图维持甚至强化目前那种有利于维护其霸权的国际货币体系,并强制要求其他国家向其输送更多的经济利益,由此来继续维持美国人的高水平物质享受;同时,它又仅仅抓住并扩大贸易顺差这一引人注目的表象,进而将中国当成美国经济衰落和福利享受下降的首要替罪羊,由此试图以“输毒于敌”的方式来缓解国内不断积聚的矛盾。这样,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至少在表面上没有损害美国大众的利益,反而似乎在努力维护他们的应得权利;相应地,特朗普政府也就可以把自己打造成美国大众的“代言人”和利益维护者,由此来实现维持和巩固其权力的目的。

   更为不幸的是,深受新古典自由主义影响的主流经济学人也根本不愿听上述分析和解释,根本不愿从经济、文化、制度乃至政治角度去深入剖析美国社会的病症;相反,他们往往只是看到“钱”最终进入了中国人的口袋这一事实,于是就宣称既有的贸易体系是不公平的,进而鼓噪如何改变目前这种“自由”贸易体系,等等。而且,在这些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人看来,不仅要为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进行辩护,而且美国必定会在贸易战中大获全胜,而中国必然会选择妥协和屈服。其基本就理由是,中国的大量贸易顺差就意味着在中美贸易中赚了大便宜;相应地,中美贸易的中断将为中国经济带来不可承受之重,而美国反而可以重振本国产业和经济。果真如此吗?这就需要对美国的市场化保护特征及其衍生的经济效应做进一步的剖析。大体上,新古典自由主义者对特朗普主义的鼓吹和对中国政府的责难主要基于如下几点,因而这里也逐层加以解析。

第一,既然美国通过自由市场交易而可以最大化自身收益,那么,中国为何不能同样通过实行“三零”政策(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零补贴)和开放市场而提高社会大众的收益呢?这里的关键涉及交换价值与生产力提升之间的替代关系:中国对国内市场的适当保护,尽管可能牺牲暂时的收益或交换价值,却有利于生产力提升而为未来赢得竞争优势。其关键又在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产业还处于持续发展阶段,在技术水平和规模经济方面还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相应地,只有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才能维持这些产业或企业的生存,进而借助庞大的国内市场而得以不断发展和壮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对一些产业采取适当的市场保护,从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角度上看是正确的,也符合当前国内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现实。同时,对本国市场的适当保护本身就是一个国家的主权表现,而且也已经成为“二战”后国际社会所形成的共识;究其原因,因为每个国家都有使用其资源(包括以技术换市场)进行发展的权利,而且,国际协定(无论是联合国的框架精神还是世贸组织的具体规章)也都允许发展中国家采取适当关税等措施来保护和促进本国经济和产业的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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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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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察网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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