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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勤通: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制的存否再辨——以所有权的公、私对抗性差异为主要判断标准

更新时间:2020-03-10 16:50:43
作者: 李勤通  
(66)(P225)王权存在的本身是政治目的,民生也是政治目的。天下财富是为了养活天下人,而非仅仅供养君主。天子、百官存在的目的都是工具性的,民是国家利益的根本承受者。

   第二,否定私人土地所有制无法解释传统观念中皇帝土地所有权的存在。在家国一体观念的影响下,很多学者直接将国家土地所有等同于皇帝土地所有。(67)但在传统观念中,皇帝私产与国家产业是分离的,甚至于在汉代会出现皇帝私人财富补贴国用的情况。(68)(P180)如果皇帝能够成为私人土地所有权的主体,那么土地私有制不存在的重要论据“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证明力就要大打折扣。

   第三,否定了国家承担的公共服务功能。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传统赋税并没有交换公共产品的功能。(69)(P83-85)从实践来说,任何国家政府都不得不提供大量的公共产品。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政府之所以采取专制模式,恰恰在于不得不提供大量公共产品。故《盐铁论·力耕》云:“故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70)(P27)又以唐代为例,政府对赋税的支出主要用于军费、俸禄、赈灾、皇室费用、交通与行政费用等,(71)(P59-111)不可否认经常会出现“国家租赋,太半私门,私门则资用有余,国家则支计不足”(72)(P2871)的局面,但这种论述方式本身已经体现出赋税认识上的公共性,而且不能否定赋税在相当程度上承担着公共职能。从理念上来说,“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赋共车马兵甲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17)(P1120)“王者之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73)(P159)赋税从观念上来说是为了维护整个国家秩序存在的(包括政治秩序及社会秩序)。这种质疑能够提供的最重要的一点启示是,如果国家层面具有独立实体意义的话,当政府不再重新分配土地时,土地私有制可能是存在的。它之所以不具有对抗国家的有效性,是因为承担了相当重的社会责任。就现代社会而言,财产所有权与其社会责任也常常是并存的。赋税被滥用大多是权力异化的结果,中国古代也存在与现代社会相类似的财产权双重性。

   然而,这种看法只能在理想政治形态下成立。实践的政治形态以保存家天下为主要政治目的,“王莽失败后,变法禅贤的政治理论从此消失,渐变为帝王万世一统的思想。政治只求保王室之安全,亦绝少注意到一般的平民生活”,(74)家国一体在实践与理论上也都占有优势,也即具有公益性的国家的存在感是薄弱的。最具有说服力的论据是,君民关系转变的关键时刻在元代与明初,此时出现了“全民服役和君臣关系主奴化”的社会关系转变。(75)土地自由买卖的发展与专制依附关系的发展是相悖的,即在土地自由买卖最为兴盛之时却是专制主义最发达的时期。西方文化中,财产权是自由权的支柱。而在中国古代,私人土地所有权在私领域的发达并没有使得官、民在公领域更加自由。如果官民相对皇权的仆从化是逐渐加强的,那么他们处理土地的权利之本质究竟应该如何定性也就很清楚了。财产流动性的增强乃建立在国与民的人身归从关系上,如果人本身都属于国家,那么以他之财富所生之财富在这种意义上也不过就是为皇帝守财而已,故北魏孝文帝称“使地利无穷,民力不竭,百姓有余,吾孰与不足”。(38)(P3106)而梁治平称“中国古代法中‘公’的性格的另一个方面,是把一切私人关系都公共化了”(76)(P55)正是深得其中三昧。因此,私人土地所有权在公领域的无效应该是中国私人土地所有权的主导方面,那么私人土地所有权这一概念被用来分析中国古代社会就十分不合理,而中国古代的土地私有制也是不存在的。那么由此产生第二个问题:既然私人土地所有权不存在,那么谁拥有土地?这需要根据国家与政权掌控者之间关系的实际状态来分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应该从赢者通吃的政权逻辑下,解释为政权掌握者拥有土地的最终支配权,私人对土地的支配不过是掌握政权者获取财富方式转变的客观结果罢了。

  

   五、结语

   土地所有制问题从法律上来说属于权利主体的问题。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概念,所有权有独立的法律内涵。从更加精细的视角分析,所有权分为公、私两个领域的形态。古代中国的土地权利状态在这两个领域有很大不同,确定何者主导的根本判断标准,乃是明确民、民之间与国、民之间关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再进一步思考则是明确私人究竟是自己的主人还是国家的仆人。正是逻辑起点对公私关注的差异,导致不同学者在土地所有制问题上存在不同认识。认清公领域内私人土地所有权的状态,就能够理解为何古代土地私有制并不存在。而相关的教科书也需要进行修正,不仅土地私有制的判断本身需要修改,而且关于“土地所有权”这一概念在古代民法研究上的正当性也值得商榷,毋宁用“具有所有权形态的土地使用权”这种修正性的表达更为合理正当。这一点也启示,在通过现代法律范畴理解中华法系时,所谓民法概念(至少国家法层面)终究建立在国与民的人身从属关系上,平等主体之间人身、财产关系的产生从根本目的上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性(满足皇权在人口、财富等方面的需求),这与西方实质民法概念存在本质隔阂。如何审慎地运用这些概念分析中国古代社会,就需要重新思考。

   注释:

   ①侯外庐很早就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经提示过,自由的土地私有权的法律观念之缺乏,土地私有权的缺乏,甚至可以作为了解‘全东方’世界的真正的关键。”参见侯外庐.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C]//.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62,页5。即在关于古代土地所有制的争论中法律标准起着重要作用,只是很遗憾他们对于法律权利本身的理解囿于时代及学科分野都有所不足。

   ②程雪阳.公法视角下的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1).

   ③又见叶明勇.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运动研究述评[J].北京党史,2008(5);郑有贵.土地改革是一场伟大的历史性变革[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5)。从法律史研究来看,认可中国古代存在私有制的似占多数。参见叶孝信.中国法制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页58;杨一凡.新编中国法制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页369;[日]仁井田陞,牟发松译.中国法制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页215;郭建等.中国法制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页151;郭成伟.中国法制史[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页55;朱苏人.中国法制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页44;张晋藩.中国法制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页67;范忠信等.中国法制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页101;王立民,中国法制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页123;聂鑫.财产权宪法化与近代中国社会[J].中国社会科学,2016(6)。尽管1949年之后史学界曾经就古代是否存在土地私有制展开大讨论,但法律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似乎在晚近。

   ④在古代土地所有权的争论中,有国家土地所有权、地主土地所有权、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概念等。根据阶级观念来确定土地所有权内在地将与国家对立的个人划分成地主、农民,甚至又在地主中分出大地主等。这种区分地主与农民的思路在所有权权能的理解上并不会产生本质差别,所以本文将与国家相对的主体划分为一类,而又由于我国古代在财产所有上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故也不称个人土地所有权而称私人土地所有权。

   ⑤程树德述,胡长清疏,苏亦工、何悦敏点校.朝阳法科讲义(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⑥唐陶华.关于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性质问题[C]//.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62,页192。又参见万国鼎.中国田制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页61.

   ⑦胡如雷.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形式[C]//.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62,页21-36.

   ⑧黄建跃.先秦儒家的公私之辨[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⑨有学者依据出土秦简认为商鞅变法后秦代的土地制度是国家授地制而非自由买卖。参见秦晖.传统十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页69;张玉勤.“战国土地买卖”辩[J].史学理论研究,1994(2);杨善群.商鞅“允许土地买卖”说质疑[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1)。这一点并不一定成立。第一,国家授地制作为土地来源方式与土地自由买卖并不冲突,贵族官僚及农民的土地来源可能是多种途径的。第二,即使秦代土地买卖并不兴盛,也不代表秦之后土地买卖不兴盛。例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载:“代户、贸卖田宅,乡部、田啬夫、吏弗为定籍,盈一日,罚金各二两。”朱红林.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集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页201。这说明土地自由买卖不仅在汉代存在,而且受到法律保护。

   ⑩程俊英译注.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1)钱穆.中国经济史[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12)周谷城.中国社会史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

   (13)赵云旗.中国土地买卖起源问题再探讨[J].学术月刊,1999(1).

   (14)郭建.中国财产法史稿[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15)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16)(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7)(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18)(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9)赵云旗.论唐代均田制下的土地买卖[J].社会科学战线,1998(2).

   (20)杨际平.中晚唐五代北宋地权的集中与分散[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3).

   (21)(宋)朱熹.朱子语类[C]//.朱杰人等.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22)叶茂.中国历史上的要素市场与土地买卖[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23)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24)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标点为笔者加)

   (25)杨卉青,崔勇.宋代土地契约法律制度[J].保定学院学报,2011(5).

   (26)(宋)袁采.袁氏世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27)参见陆红,陈利根.简析宋朝土地交易中的物权公示[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栾成显.明代土地买卖推收过割制度之演变[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4);柴荣.明清时期土地交易的立法与实践[J].甘肃社会科学,2008(1)。(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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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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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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