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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雷振:政治合法性来源的再审视——基于中国经验的政治学诠释

更新时间:2020-03-07 15:53:20
作者: 臧雷振  
具体表现在由于不同地区间互联网的普及程度和使用水平不同,个体间本已存在的经济、教育和社会地位差距,因政治信息获取量和获取质量的异化被再度加大,致使大量政治参与渠道只限于部分群体使用。并且在信息化水平不同的地区之间(如城乡之间),信息鸿沟甚至还引发了社会交往隔阂加深、社会生活兼容性降低、社会流动弱化等现象,不但加剧了群体间的不平等感和相互融合的难度,而且导致各项利益更倾向于信息丰富的一方。

   最后,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稳定层面。互联网弱化了国家间的边界,使网络空间呈现出一种“无政府”状态[43]。这种状态一方面强化了民主国家对非民主国家的思想渗透和价值观出口,另一方面也为非民主国家的社会网络培育生存空间,令政府的社会支配和渗透能力受到阻滞。而由此引发的社会脱嵌和价值观脱域,使非民主国家不得不在防范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异变的领域投入更多精力和成本。

   可见,小到社会交往,大到政权更替,互联网对政治的影响力超越了任何一个时代的政治精英,而它的巨大冲击也诱发了合法性的变动。因此,能否在合法性体系内建立应对互联网冲击的压力传导机制,对政府能否在新时期延续有效性、践行制度规则并加固意识形态显得尤为重要。

   (四)合法性框架建构:基础性来源、补充性机制和技术变革

   通过划分与界定合法性的基础性来源与补充性机制,以及分析技术变革伴生的影响,可以看到三者对合法性的独特影响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力构成了一个多向关系网,当代合法性体系的建立与运作即被揭示于网络下,从而构建出本文的复合型分析框架(见图1)。

   第一,基础性来源为合法性提供建立基础,其所包含的法律性、有效性和宗教性(政教融合类国家)水平和程度越高,合法性的基础越稳固,反之则会造成合法性流失甚至崩溃。

   第二,基础性来源为补充性机制的运作塑造环境,是保证补充性机制有效实施的根源,而补充性机制则对基础性来源进行填充和弥补,进而达到强化合法性的作用。且不同政体所采取的补充性机制不同:民主政体倾向于利用开放型机制增强合法性,威权政体偏向于采取控制型机制提升其稳定性与合法性。

   第三,技术变革既冲击着基础性来源的各个要素,又影响着补充性机制的形式和效力,给合法性带来诸多问题与挑战。同时,技术变革也催生了基础性来源和补充性机制的回应与革新,促使二者在把握技术机遇的基础上演化出多种形式以实现对合法性的修复和弥合。

图1 合法性分析框架

   通过上述分析框架可见,现代合法性体系具有复杂性和系统性的特质,中国的合法化实践也无例外地运行于此框架中。大量已有研究之所以会出现盲人摸象式的单一路径,一方面是对合法性基础来源的认知偏差,将西方的竞争性选举等民主范式与之混为一谈,无视有效性在合法性体系中的基石作用;另一方面是割裂了有效性或绩效的整体特征,将经济增长的负外部性夸大为绩效合法性的先天缺陷,并且忽略了中国在有效性领域的自我修复能力以及基于国情特色创立的补充性机制对合法性的强化效果。而本文提出的复合型分析框架则从理论层面整合了合法性的来源分野,揭示程序、绩效和意识形态在其体系中相互依附、相互混合与相互补充的微观机理,避免走入仅从某一来源坐井观天式的狭隘视野;在方法论层面区分了合法性的基础性与补充性要素,克服只谈绩效而不谈程序、只谈危机而不谈现实的研究困境;在政治哲学层面映射出,尽管当代合法性呈现经验与规范的融合趋势,但对其研究仍须建立在事实之上并通过经验主义范式寻求规范化途径。

  

   三、合法性分析新框架下的中国实践诠释

   将分析视角回归中国合法性体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其大体经历了三次重要变迁:一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意识形态合法性逐渐让位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绩效合法性[44](P11-25);二是1990年前后,苏东剧变及一系列政治波折迫使中国对意识形态和社会稳定施以补充和修复;三是2003年至今,中国的政治实践关注点逐渐向公平正义倾斜[45],并不断与互联网变革相交融。基于前文分析框架,下文将以上述三个时段的中国政治合法化实践为案例,通过阐述合法性体系在不同时段所展现的外部状态与运作逻辑,对分析框架内各机制的表现形式和功能互动加以诠释,从而更好地验证分析框架的解释效力与合理性。

   (一)1978-1988年:合法性基础来源恢复与补充性机制萌发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破坏性打击,使新中国成立初期由经济恢复和土地改革带来的社会稳定遭受严重震荡,更让中国的法律尊严、经济发展、政府效率与公平正义受到巨大摧残。因而1978年的改革开放可谓是一剂救命良药,从多角度推动政治系统和社会生活复苏重建,挽救中国于崩溃的边缘。

   在合法性视角观测下,彼时中国民众最迫切的是对法治和有效政府等合法性基础的恢复重塑。而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肩负起第一步重任,转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低下的局面,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财政包干制的实施则给予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权,使萎靡不振的地方经济得到巨大改观。同时,地方的改革成果还推动国有企业承包责任制改革、经济特区建设、开放沿海城市等至关重要的改革创举,既激活了全社会的生产积极性,又令国家宏观绩效得到提升。然而,在全国大部分民众享受改革硕果的同时,社会犯罪率升高以及国企和地方经济自主权过大等都对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造成了负面影响。为此,政府一方面对社会成员的极端情绪进行安抚和控制,另一方面则采取“反腐败”“严打”等政策措施对政府失效的领域作出及时补救。

   尽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到了良好的绩效成果,但它的普及也意味着人民公社制的解体和乡镇政府的恢复,基层权力如何衔接是这一时期亟待解决的问题。此时农村的民主选举和民主自治制度则有效地填补了基层政权的空白,既为村委会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人民支持和参与,又自下而上地为合法性注入程序来源。并且这种分权行为还被认为能够在不削弱中央权威的情况下增进国家的稳定性[46]。但与此同时,对外开放政策也伴生着西方思想文化的流入,为防止民众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发生异变,“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在当时环境下对意识形态合法性缺失的补充。

   可见,面对后“文革”时期合法性涣散的状况,我国改革开放初便致力于提升经济绩效、稳定社会秩序的实践为合法性体系的重建扎立根基,以不断充实的物质获得感和逐渐步入正轨的建设道路,令公众得以感知国家的良好发展前景。而基层民主制度的萌发,既得益于经济改观所提供的建设环境,又对巩固基层生产事业起到保障作用。此外,面对社会中出现的思想嬗变和主流价值观偏离,采取一系列管制和防范措施便是对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拨正与补充。在基础性来源与补充性机制的相互配合下,尚处在法律和制度不健全阶段的中国仍保持着民众对国家的高度认同。

   (二)1989-2003年:合法性基础来源扩展与补充性机制变革

   1989年后,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相继发生根本性变革,令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迅速萎缩。而苏联也由于认同危机和军备竞赛的恶果最终解体,一连串举动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创。中国作为正稳步前进的社会主义新兴国家,其建设步伐也受到了时局的牵绊:一方面,民众的价值观和信念发生动摇,出现质疑国家发展方向和改革开放持续性的声音,致使社会不安局面愈演愈烈;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孤立和制裁也使其生存环境更加严峻。在这一境况下,受到阻滞的经济发展及对外交往,令刚刚好转的绩效供给和本已式微的意识形态再度受挫,如此脆弱的合法性体系让中国的复兴之路再陷危机。

   面对复杂困境,中国清晰认识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衰亡源于其难以维持政府有效性,而西方国家对政体制度的投机性输出也并不适用于中国,因此,中国的合法化之路并没有仿效苏东国家向西方民主体制转型,而是持续地对基础性来源加以深耕和扩展。首先,政府以结束紧缩性财政政策并放开价格管制来刺激市场扩大化的举动,不仅向外界证明中国没有失掉改革开放的决心,还令当时严重的商品供需矛盾和贫瘠的民生状况获得一定改善,更为坚定民众的道路自信铺设物质基础。随后,为提高国企竞争力、扭转亏损局面以及开启企业现代化转型,中国于1992年进行的第五次国企改革,出色地驱动了企业效率与经济收益的同步上升。此外,建设浦东开发区、成立上交所和深交所以及成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这些举世瞩目的改革成果都象征着国家的绩效成就更进一步。然而,国企改制也使数量庞大的职工经历“下岗潮”,此时国进民退的绩效落差更令社会秩序隐患丛生。虽然下岗职工的生计问题不能立刻得到解决,但从长远来看,中国政府针对该群体在税收、工商和信贷方面的优惠政策,加之后续开展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城市低保制度,对恢复民生、稳定秩序和消弭社会不公具有积极作用。

   同时,中国同样意识到苏东国家脱离实际的制度供给和强压式控制手段,损害了法治和意识形态对国家建设应有的维护效果,因而,构建一套修复社会秩序及强化主流价值观的补充性机制,是稳固这一阶段中国合法性的重要任务。针对国内躁动不安的思想氛围和社会秩序中的不安因素,政府在文化创作、新闻报道以及思想教育方面采取的政治宣传与引导,对培植爱国主义精神、坚定社会主义道路起到了一定效用。而在加强党建、完善政协制度等层面作出的批示,也从程序角度强化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在不断扩展的基础性来源与深入变革的补充性机制的互动中,中国顺利化解了这一时期的合法性危机。

   (三)2003年至今:基础性来源转化与合法性体系信息化

   20多年的改革成绩亦以高能耗、高污染和地区失衡为代价,致使中国社会出现不平等、不信任和不稳定的建设困境[47],这种潜藏于合法性体系的公正危机,正在挫伤改革之初所强调的消除两极分化与共同富裕的发展要旨,令中央政府深切感受到维系国家基础不单要靠经济增长,还要落实社会公正。为此,中国在继续推进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开始探索可持续发展和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并通过大量普惠性社会政策对现行发展模式进行扭转,这同时象征着中国对合法性基础来源的塑造倾向也在发生着转变。

   自2003年绿色GDP概念提出后,环境资源成本和环保服务支出逐渐被纳入各省市的GDP核算指标,这既是对生态保护、能源损耗和民生发展的重新审视,也凸显出执政党以人为本的指导内核。除了在经济绩效的测度中开始为民生质量加码,在社会转型中显露的公平滞后问题也备受政府关注。农村基层选举中频发的威胁、贿选甚至买官行为,不仅损害了村民应有的公平竞争权益,还是对地方经济效益的打击[48](P87)。鉴于法律制约力度不足和村民民主意识淡薄,这种不公现象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改善。但当前困扰农村发展的主要症结集中于贫困人口基数大以及城乡收入差距显著,为此,2003年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5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和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以及2014年的精准扶贫战略,都为降低基层民众的不公正感和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作出巨大贡献。

同样在这一时段,以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社会抗争行为逐渐增多,既凸显出地方社会矛盾被激化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亦表露出基层群众对公正的强烈诉求。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对待抗争性事件时更倾向于采取“摆平”策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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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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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求实》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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