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臧雷振:政治合法性来源的再审视——基于中国经验的政治学诠释

更新时间:2020-03-07 15:53:20
作者: 臧雷振  
冲淡了非西方国家学者对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正视力度,转而倾向于采取西式思维逻辑来思考合法化途径[21]。但在第三波民主化回潮中随着大量新兴民主政体的崩溃衰败,人们逐渐意识到民主化道路也蕴含着合法性危机。其中一个缘由便是在政府能力不足和稳定性脆弱的民主国家,民众更倾向诉求短期利益而非建立长效民主机制,因而其政治行为极易滋生出工具民主和暴力民主[22]。即便在民主稳固的发达国家,竞争性选举也免不了被困于多数与少数的冲突、选举与罢免的失衡、授权与用权的偏离[23],所以福山(Francis Fukuyama)将美国批判为“否决型政体”(vetocracy)不无道理。同时,这也凸显出合法性与稳定性的区别,正如当前西方政治事实所遵循的人民同意原则,并不代表其已实现人民主权这一理想化状态[24],而缺乏价值依附的稳定性同样也无法满足合法性对认同的需求。

   综上所述,在当前关于中国合法性的解读中还存在主观性较强、分析视角单一以及西方民主价值预设的阐释困境,这就割裂了合法性作为一个复杂概念所应具备的整体特质。为此,下文将构建一个新的合法性分析框架,并尝试从三个层面矫治上述研究困境:第一,在辨析合法性现实来源的基础上,提炼其基础性来源与多种影响机制,以提供更为完整的研究视角。第二,解读合法性在不同来源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自我修复与调适弥合机理,剖析各个来源内在的客观联系性。第三,探究技术变革等外部因素对合法性造成的冲击,以及不同来源在抵御冲击时的回应状态,展现合法性因时因地的动态特征,以及吸收多元价值观的包容性。在此分析框架下,合法性将以系统全面的姿态被重新诠释。

  

   二、合法性诠释——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固然,不同国家的合法化路径对意识形态、程序规则和绩效的倚重程度不同,但三者却根植于每个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体系中。随着历史的流变,虽然合法性来源的现实载体林林总总,但从其体系的长远发展着眼,何为根基、何为枝叶则有待被重新挖掘和定义。并且在互联网技术的革命性介入下,需要充分考虑合法性所受冲击及其在压力传导中的回应策略。下文将从基础性来源、补充性机制和技术变革三个视角及其互动来构建新的合法性分析框架。

   (一)基础性来源:法律性、有效性与宗教性

   法律性与有效性一直是公认的合法性基石,不论是先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政治权力都需要在既定的法律框架下产生和行使,而有效性则保证了民众的基本需求和未来预期。前文已对二者的重要性作出论述,然而学界却对二者的含义和边界一直存有歧见,若不对此加以辨析将难以保证分析的严谨性。

   法律性作为程序合法性的载体,有学者认为其并不包含政体色彩,如戴维·毕瑟姆(David Beetham)将法律定义为能够被公众所信仰的既定规则[25](P16)。也有学者认为其必须体现选举程序,如福山将法治与民主选举的结合视为良好政治秩序的必要[26](P16~22)。但正如上文所分析的,脱离有效性的民主选举程序并不能为政体带来稳固,普力夺社会(Praetorian)即体现其鲜明特征,因此,法律性应以保障制度良好运转为内涵和目的,而不应被民主或非民主价值观所垄断。

   就有效性而言,在传统解读中,韦伯将其归纳为政府组织能力,李普塞特强调公共物品的供给,亨廷顿主张制度化和公共利益分配的重要性,而罗尔斯则侧重社会秩序。虽然近几十年来的多项研究肯定了民主化对经济增长与国家发展的相关贡献,但学者在界定有效性时普遍倾向于将意识形态排除在外,如罗斯坦(Rothstein)认为权威能否被民众接受,仰赖于政治系统的输出端——政府质量和政策效果,而非政治系统的输入端——民主政体或专制政体[27],福山也提出政体与绩效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28]。本文同样认可有效性应在价值中立的前提下被界定,而不是内生于某一政体。虽然有学者将公平正义看作合法性来源的独立分支,但以“保护最不利者阶层利益”为核心的公平正义也是有效性的一部分[29],因此,不能抛却其在提升有效性时的显著作用。综合上述分析,对有效性可以从四个层面进行理解:(1)经济绩效,国家宏观经济水平与个体微观经济水平相结合的绩效表现;(2)政府效率,政府行政效率、服务质量与政策执行效果等;(3)社会稳定,社会秩序和治安的稳定性;(4)公平正义,社会经济水平的差异性、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平性、社会福利的完善程度。

   此外,对于政治与宗教高度融合的国家,神权价值观和宗教教义对其政治和社会有效运作十分必要,因而,为完整阐述合法性的基础来源,宗教对特定国家合法性的根本性影响不应被忽视。

   根据上述界定可见,一国拥有的合法性离不开对法律性、有效性和宗教性的建立与维护,虽然相较于后发国家,先发国家现阶段的法律程序和绩效建设已经相当完善,但这并不代表法律性、有效性乃至宗教性已丧失其作为合法性基础的身份地位。因此,作为合法性体系的建立根基,本文将三者归纳为合法性的“基础性来源”。

   (二)补充性机制:开放型机制与控制型机制

   在明晰合法性的基础性来源后,紧接着面临的问题就是仅靠强化基础能否完整地塑造合法性体系?在基础之上是否还承载着与之互补的构造?有学者将民众对政权的认同划分为“体制特征合法性”和“体制作为合法性”[30],前者是指公众对国家权力如何取得是否认同,后者是指公众对政府治理行为是否认同,这与伊斯顿对支持的划分有一定共性。但也有学者对其提出的“通过创造有效性来累积合法性”存有质疑,认为“有效性必然能够累积体制作为合法性,而不必然导致体制特征合法性”[31]。通过这段辨析可以洞见,虽然有效性对合法性有着举足轻重的增进作用,但该作用却是有限的,并不能取代程序和意识形态对其体系的充实完善,且各国统治阶层致力于将执政价值观注入到法律程序中的行为,也令程序合法性呈现出价值分歧,其中典型案例就是一党制与多党制之争。但随着历史的演进,合法性不断与人民意志和公众利益相结合,加之民主政体所依循的法律规则和意识形态主张赋予人民自主性和政治参与权,因而,相较于威权国家,民选政体在宣扬自身统治合法性时更具说服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西方一直视竞争性选举和多党轮流执政为有无合法性的准绳。

   一方面,在西方民主国家的价值体系中,程序规则和意识形态必须体现民主和参与,基于此特性建立的机制通常包括:(1)竞争性选举制,各党派通过平等竞争选民支持以获得执政地位;(2)允许公民积极参与社团和组织,通过多元化社会网络表达利益诉求并影响政策过程;(3)协商民主,政策制定方和利益攸关者能够进行地位平等的协商对话,并以对话结果来决定政策动向;(4)政府透明,政府主动向社会公开政务信息并接受公民监督。此类机制通过加强公众参与程度并积极塑造公共空间来获取国民对现行政体的认同和支持,在保证法律性和有效性的前提下既能够增强程序合法性,又能对制度的有效运行起监管作用。由于其共性在于政治系统充分开放,因此本文将这四者归纳为“开放型机制”。

   另一方面,相较于民主政体,威权政体的政治系统则是在对公民一定治理控制下运作的。虽然缺少民主程序对合法性的强化,但威权政体在优胜劣汰中为谋求自身适应而演化出的“韧性”(resilience of authoritarian),使其能够应对国内外的形势变化和各种政治风险[32],这既是韧性的目标又是其意涵。由于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和统治能力存在差异,使得韧性的提升途径也呈现出混合特征,其中既包含对社会的支配和民主的限制,又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民众政治参与的权利,将其加以归纳可得到如下机制:(1)执政党控制下的选举,执政党以巨大的竞争优势获得连任,或采取威胁、贿选、压制等手段击败反对党;(2)政府和政党引导下的社会组织,政府和政党将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定位在丰富文化生活、供给公共服务和福利补缺等层面,限制其政治参与或对决策施压的能力[33](P69);(3)吸纳反对者和社会精英的民主机制,将反对者和社会精英纳入执政党或政府机构,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其发表政见的权利与义务[34];(4)宣传说服策略,通过向社会传播意识形态、政党形象、政绩效果和未来预期,引导舆论以树立社会信任,并适时发动社会动员来转移或弱化社会矛盾[35];(5)社会渗透,利用身份登记、信息普查和税收机制等掌握社会的动态变化,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加以应对[36];(6)地方分权,在较大程度上赋予地方政府自主决策权,将社会矛盾限制在地方,避免中央政府受到威胁[37](P11);(7)强制手段控制,为稳定和维持社会秩序、防止大规模冲突,对与执政党政见相左的组织或个人实行强制手段以达到警示作用[38]。

   在这种看似矛盾的政权塑造取向中,若仅从表面推导出威权体制必将迫于民意扩大和程序开放而被牵引至民主体制,便是进入了威权终将衰败且民主即为普世价值的“历史终结论”误区。对这一现状最好的解释应从合法性来源的分配入手,其威权的一面为自身提供维持绩效和管制意识形态的政治统治力,推动国民价值观与统治阶层价值观趋于一致,而民主的一面则为缓和社会压力以及适应社会转型建立程序通道,减少由专制行为引发的决策失误,由此,相悖的政治行为在合法化视域下得到了有机整合。如学者言,“一些有着良好经济绩效和公共服务表现的威权国家,与政治精英斗争、社会严重对立的劣质民主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使人们认识到民主未必是一个成功国家的决定因素”[39],且“一定的民主制度为威权政体提供了更持久的生命力”[40]。这也从侧面证明,通过运用这些机制,威权政体不仅从有效性中汲取合法性,程序规则的包容性和意识形态的聚合性也是其通向合法化的必要途径。因此,本文将此类以控制为目的、以开放为策略的政治行为归纳为“控制型机制”。

   如前所述,仅靠有效性获取的政治成就不足以获得民众对现行体制的充分支持,对法律性的具体描述也无法独立于各国的意识形态取向,但不同政体所外显的程序规则和意识形态,一方面充实了法律性的现实表征,完善了程序合法性的具体内容;另一方面则弥补了有效性对价值认同的塑造缺陷。因此,开放型机制与控制型机制为合法性的基础来源作了填充与补足,所以本文将二者并称为合法性的“补充性机制”。

   (三)技术变革:对合法性的双重影响

   互联网2.0是当今最为深刻的技术变革成果,其特征在于以个体用户为节点组成的信息网络逐渐成为互联网的主体。而基于信息传递的便捷性与低成本性,互联网2.0也广泛地影响着政治系统,既成为个体开放数字化政治参与的渠道,也成为政府释放政治信息的工具与平台,这种政治与互联网紧密结合的状态亦被称作政治2.0时代。在此背景下,互联网以其爆发性的革新速度和潜移默化的渗透能力,不断冲击着合法性体系的各个部位,其具体影响可见于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在程序规则与政府效率层面。互联网将信息传播与政治沟通转变为政府、政党和社会的多方交互,其所构筑的信息网络平台既便于政府向民众开展政治宣传,又成为民众反映社会问题的新渠道。但这并不代表政府总能从中获益,新形式的政治沟通也挑战着政策议程设置的透明度和政府回应能力的多样性。并且,民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在信息时代出现了“狄德罗效应”,即随着公众对互联网技术的吸纳,其所具备的跨时空特性使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不断被刷新,而传统的政治参与方式、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和政府行政效率,已无法满足民众对时效性和便捷度的更高要求。同时,政务信息是否具有易获取性、政府透明度能否在信息时代得到进一步提升,都是影响政府建立社会信任与支持的重要考验[41]。

其次,在公平正义层面。互联网的出现逐渐令社会地位、经济水平和教育程度不同的个体陷入信息鸿沟和参与鸿沟[42]。(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0335.html
文章来源:《求实》2019年第2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