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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阿隆:什么是方法论个体主义?

更新时间:2020-03-05 22:10:57
作者: 雷蒙·阿隆  

  

   本文将展开方法论个体主义的问题讨论,并重新审视我之前说起的那三个论点。我来提醒你们一下,这三个论点是这样的:1)现实,作为人文科学、道德科学的对象,是由个人的意见或态度组成的;2)社会整体不是现实,而是建构;3)终极解释总是那些由个人举动所做出的解释。

  

   我对于第一个论点讨论了很久,它可以归结表述为人文科学的主观性。而我现在要讲另外两个论点,特别是第二个,它涉及社会整体或者社会全体性的非实在性。

  

   假如我们参照那个生命有机体的类比,那么在我看来,讨论便可以轻松地结束,根本不必在两种极端表述之间做出选择。很明显,实际上,某些器官现象事关有机体整体,而我们在解释这些器官发生何事的时候,不可能不考虑其他器官的行动、反应。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会说,这是有机总体性,而不是各部分的相加。这是一条古老的、传统的、说腻了的对立意见,不值得多加讨论。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今天肯定地知道,最有效果的、最合适的、最有生命力的科学解释都是把有机体整体切分为元素的分析性解释,也就是那些最终追溯到元素的解释,哪怕在生命科学中也是如此。只需要提一下染色体理论或者基因理论就能知道,从某个观点来看的有机体的全体性,绝对不排除从另一观点来看的原子解释或者元素解释的可能性。此外,只需要参照生物科学的整体,便会知道在生命的每个层次上,都有不同的特定性规律。在一次诺贝尔奖典礼上,我从一位英国医生那里听说,今天自然科学中真正的区分并不是根据领域而实行的——植物或者动物,而是根据研究层次:有人口层次的研究、个人有机体层次的研究、动物细胞层次的研究,而不同层次之间的区分在他看来意义重大,就如同传统的领域区分一般。但对于现在讨论的社会整体的问题来说,这些只是类比而已。

  

   如果说个人是现实的,那么在这一意义上,社会整体并非现实,这一命题我们接受起来没什么很大的困难。这样一来,在英美逻辑学家的讨论中有三个例子就很有意思了,我们来看看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讨论这些整体的实在性而并不带出任何有关整体性的形而上学来。这三个例子是:宗教改革运动、大学以及国家。

  

   假如我们谈论宗教改革运动,我们可以很轻松却不怎么风趣地说,除了个人意识、信仰中所发生的事以外,别无其他现实。但是当这么说了以后,假如我们想再进一步,那么我们所谓的“宗教改革”——这一关于历史运动非实在性的表述——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或者说,这一命题意味着宗教改革并不像加尔文或者路德那样现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大家都会毫无困难地承认,我们赋予宗教改革运动的那种实在性,和我们赋予个人的那种实在性是不同的。拿破仑战争的实在性不同于拿破仑本人的实在性。我们赋予这一表述的第二种意义是,如果不考虑个人,我们就无法谈论宗教改革。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命题是错误的:我们可以实际上建构起大量命题,其中的主语是宗教改革,可以有不少形容词或者命题是有关宗教改革发生时的形势环境的。换言之,在逻辑上,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像谈论一个集体中的个人那样谈论宗教改革,或者探究它的源头、特征以及结论。

  

   方法论个体主义者大力强调的一点,是整体的特定非实在性。事实上,他们害怕的是,我们从“集体运动是实在的”这一命题中得到这样的观点:个人被那些超过自身的力量卷走。然而,我们关于这一理论所能说的是:这并非是一个逻辑理论,而是一条关于事实的命题。在我看来,显然每个时代中,任何个人都不能完全自由地决定自己能做或者不能做的事情。至于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处境中,统治者以及被统治者所掌握的自由限度究竟有多大,则是一个无法取决于逻辑命题的问题,此外,这也无法从任何形而上学讨论中推断出来:诸如我们究竟赋予我所举例的那样的历史整体——宗教改革——多大程度的实在性。

  

   第二个例子,大学。显然,假如我们以法国大学为例子,那么关于这个实体,没有什么比表述一系列逻辑上构造良好,甚至确实为真的命题更轻松的事情了。这些命题并不适用于某个个人,只适用于法国大学这样的整体。假如我们说:“在1968年以前,法国大学像世界上的任何大学一样集中化”,又或者:“在1968年以前,只有唯一一所大学,并不是像国外那样有多所大学”,我们所面对的是逻辑上正确且符合现实的命题。不过,即使这样,“法国大学”整体也能——在这点上我们应该对方法论个体主义者感到满意——分解为一系列角色明确、互相之间有稳定关系的个人。还要补充一下,法国大学就像任何组织机构一样呈现出一种特性:即使有血有肉的个人在变,但个人之间的关系却能继续维系。比如说,“法兰西学院”这一机构就有这样的特点:教席不是永恒的,而是在每个教授退休或者去世的时候,由教授大会来决定创制的新教席。法兰西学院正是根据这一规则而存在的,所以我们可以脱离这些席位的实际持有者,甚至脱离这些不同席位的特定名称,而来谈论这一学院的特性。换言之,在这一情况中,使我们谈论这一作为组织机构整体的历史整体的东西,是那种存在于角色持有者之间的关系的永恒性,这些角色互相之间通过超越特定个人的职位持有、超越特定个人角色的规则而联系在一起。当我们说法国大学比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都更加集中化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一针对大学整体而有效的命题分解为一系列更加特殊的命题。我们可以说,在所有法国大学中的职务任命都是由国家教育部签署的,在原则上,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中的岗位部署均取决于国家教育部;一些个体正是按照“法国大学是集中化的”这一命题为真的方式而扮演自身角色的。换一种说法,有关组织机构整体的命题在逻辑上是正确的,并且可以分解为一系列有关个体的命题。但是之所以谈论社会整体这一举动是正当的,这是因为这一整体是由角色之间的可持续关系构成的,而这些角色本身是由那些具体个人不断变换着担当的。

  

   第三个例子有关历史社会整体的另一张面孔:国家或民族。我们又可以重新开始说,国家或民族的存在,不同于一个个体的法国人的存在:涉及民族的时候,或者进一步说,涉及国家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这一种想法是一种许多人的意识中都存在的想法、一种决定了大量行为的想法、一种在未知个体个性的物理现实的情况下代表着某种现实的想法。

  

   从这些快速的分析中,我想得出什么结论呢?简单说来是这样的:哈耶克说,所有的历史社会整体只能通过或多或少粗糙的概念或图式以及通过理论而存在。那么让我们来接受这一点,认为法国大学作为一个社会个体的名称,仅仅通过那些本身在某些具体个人的意识中出现的概念为中介而存在;到这里为止,方法论个体主义便为自己做出了辩护。这样一来,即使这些社会整体或者集体性个体的前提是它们在个人的意识中有某些表达,这一事实也并不意味着这些整体是非现实的。事实上,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世界同时包含着有血有肉的个体和那些有关社会世界——那些个体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世界——所做出的或多或少抽象的表达。换言之,我们中的每一个人生活在一个世界里,而每个人只能靠某种自发的心理来理解这个世界,以科学性为使命的社会学努力把每个人自己关于宗教、教会、大学或家庭所得到的想法替换为一种更加严格的表达。又或者:社会学从有关社会——社会学的原材料——的通俗表达出发来试图对社会整体得到一种更加严格的分析。

  

   我们还要补充一点,自发的社会学(靠着这种自发的社会学我们才能够在所处的世界中为自己指明方向)与科学的社会学之间不可避免地有一种互动。在表现学生们如何理解社会体系中教育所占有的地位上,《继承者》一书产生了巨大影响。涂尔干说,我们应该摆脱那些偏见或者先入为主的看法;而我还要补充说,所谓的科学社会学对通俗社会学总是有一种永恒的影响,因为一个时代的科学社会学会成为后一个时代的通俗社会学。在这些情况下,有关社会总体或社会整体之现实或非现实的讨论,在我看来,在逻辑上便只有有限的意义:一切都取决于人们赋予现实语词的意义。我认为,更加重要的是分析这些社会整体本身的本性,尽可能做出一种类型学研究,从而决定能把什么样的现实归入每种类型。

  

   现在我要转向第三个论点,而根据这一论点,所有社会科学中的解释最终都应该走向那些参照个人行为的解释。假如我们想要完全按照严格的逻辑来进行,那么讨论将又一次变得微妙起来,同时也只会带来一些不成比例的结果。为了让事情变得相对简单点,让我们试着以下面的方式来呈现一些东西。个体主义的论点,在其极端版本中,会以下列形式之一展示出来:1)我们可以肯定,所有有关整体或者全体的命题,都能合法地还原为一些有关个体的命题;2)我们可以肯定,所有有关社会整体的解释都只有当我们追溯到个体行动的时候才是终极解释;3)第三个命题则意味着,所有有关社会整体的规律都可以从有关个体的规律或命题中推导出来。

  

   为了尽可能使讨论更清楚,我要说明有好几种可以考虑的还原类型。第一种旨在说明,我们可以通过微观规律来解释宏观规律。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可以通过原子的机械规律来说明有关气体的规律;在这一情况下,那些有关某一基本领域的规律可以说明人们在宏观水平上观测到的规律。然而,我马上要补充一点,那些有关宏观现象的规律或者命题依然是自成一格的(sui generis),并不因上述原因而消失。同样的,我们可以提出,即使生命现象可以合法地还原为物理化学现象,特定的生命现象也并不因此而消失。换言之,通过微观机制来对宏观水平上的现象、规律做出理论解释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取消这些宏观现象的特性。即使我们能够通过物理化学现象来全面说明生命现象,那些生命现象也以其本身的规律而存在着。也就是说,通过微观来解释并不取消宏观的特性。

  

   第二种还原模态,是由有关所谓的副现象理论构成的。假设我们能够通过生理学来说明意识水平上所发生的事。假设有一天,生理学家能够通过我大脑中在物理层面所发生的变化,来解释我正在对你们做的事情,就算这样,我所说的话语你们仍然会听见,我所发表的意见的意义也不会改变。换言之,对于某一领域中所发生的事情,就算假设我们能通过另一领域中发生的事情来一点一点进行解释,在心理层面上,第一个领域中的事情也不会就此消失。我给你们所举的两个例子——通过较低水平进行解释和副现象的例子——说明了较高水平上所发生的现象能够继续存在。

  

   现在让我们进入对象本身:宏观社会现象。我们有一些关于集体性个体的命题,我给你们举了一个有关大学的例子。我们是否能从较低水平上——也就是个人水平上——所发生的事来解释大学所发生的事?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中,要么能,要么不能,为了给出大家能轻松理解的回答,我要举几个不同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凯因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论点:只要收入增长,个人储蓄就会增长。这一命题是一种经验上的普遍性;我们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似乎在某个集体中,如果收入增长,个人就会把收入中的更大一部分存起来。这种经验上的普遍性在凯因斯对于经济汇集的诠释中扮演重要角色;我们知道,在某些情况下,这一命题是真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并非如此。一切取决于形势,而作为一条普遍命题,这条命题并非为真,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一经验上的普遍性可以方便地还原为一系列关于个体的命题:假如我们说,只要集体的收入增长,集体的储蓄就会增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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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演讲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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