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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阿隆:什么是方法论个体主义?

更新时间:2020-03-05 22:10:57
作者: 雷蒙·阿隆  
那么只有当足够多的个体在收入增长时确实有更多的钱的情况下,这一命题才为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条关于社会整体或社会集体的命题,而其真值可以还原为一系列有关个体的命题。

  

   凯因斯的第二条命题:储蓄和投资必然相等,至少从事后看来如此。这条命题对个体而言并不为真,它只有作为经验上的普遍性时才为真;它是根据凯因斯对储蓄和投资这两个术语所做出的定义而在逻辑上为真的。

  

   第三个命题是最有趣的:随着文凭持有者的数量增加,文凭的社会价值下降。这条命题是否像有关储蓄增长的命题一样,可以还原为一系列关于个体的命题呢?这条命题可以还原,但并不在同一意义上,也并不以相同方式。实际上,假设有x个雇主对应聘某一职位的人要求具有文凭y,而持有该文凭人数大大增加:大量雇主在寻找这一职位的担当者时会有更多选择。我们同样来假设根据收入的增长,集体储蓄也会增长。在这一情况下,所谈的是大量个人的相似行为,这一相似行为是由相同的外部形势所造成的:面对同一个外部形势,即收入增加,许多人的相似反应会是存更多的钱。而在文凭价值的例子中正相反,一方面是教育体制,另一方面是工作岗位的体制,只有在这两者间建立联系,也就是说在这两个几乎独立于个人——即岗位持有者——的体制之间建立联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一命题的意义。然而,构成这类体制的,恰恰是那些社会整体,它们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一部分,是我们的社会学家试着要理解的东西。

  

   最后,我发现,有一个英国分析哲学家把那些关于个体主义的基本论点总结为三条命题,也把集体主义的基本命题概括为三个命题,这只要把前面那些命题倒过来就行。我说的那位英国的分析哲学家是丹托,我已经好几次提到他了。他说,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条命题:1)在原因性上,社会性个体或集体性个体取决于个体行动者的行为,而不是相反;2)对于集体行为的解释从来不是终极解释,而应该再通过个体行为来解释;3)对于个体行为的解释从不应该用有关集体行为的语词来表达。

  

   假如你们想得到有关方法论集体主义的基本论点,那么只需要用以下方式来解读:1)在原因性上,个体行动者取决于社会性个体或集体性个体;2)对于个体行为的解释从来不是终极解释,而应该再通过集体性行为来解释;3)对于集体的解释从不应该用有关个体行为的语词来表达。

  

   令人失望的是,或者说有趣的是,这两个命题系列中的任何一组,对于精神而言都是同样令人满意的。来看第一个命题:在原因性上,社会个体或者集体性个体取决于个体行动者的行为,而不是相反。事实上,法国大学中的个体行动者的行为非常密切地取决于集体结构;很显然,教授和学生的行动,是根据集体结构所定出的行动而来的。根据个体行动而做出解释,或者根据集体而做出解释,要肯定其中一种解释的绝对性,似乎是困难的;这两个命题的任何一个都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则不然。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大学的例子了。假如我们说,在原因性上,法国大学这样的社会性个体或者集体性个体取决于个体行动者的行动,这样一个命题在某种意义上是真的:大学如此运作,是因为我如此行动,学生们和我的同事们如此行动。但为什么在某些方面,法国教授们和其他大学的教授们有不同行为呢?显然,因为他们身处某一性质不同的集体中。换言之,用个体来解释集体,或者用这些集体来解释个体行为,在我看来,几乎不可能使这某种解释的终极性具有绝对的逻辑价值;事实上,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在一种意义或另一种意义上来解释。严格说来,假如我们会对方法论个体主义有一种模糊的偏爱,这仅仅是因为个体是我们所知觉到的具体现实,而我们无法知觉到法国大学,只能把它构思出来。但是,当我们要说明那些构成法国大学体制的个体们的行为时,我们至少需要经常参照这种大学的结构,从而在体制内理解个体的行为,同时我们又参照这种行为来理解体制结构究竟是什么。换言之,有关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集体主义的逻辑讨论,无法给出任何某些人所想得到的哲学上或本体论上的结果。比如,有些人想要从方法论个体主义出发来拒斥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不合理的。假如方法论个体主义仅仅意味着,当我们研究社会现象时,我们归根结底要走到个体上,这是大家都接受的。但是,逻辑并不能排除这样一点:这些社会原子的举动取决于原子之间的稳定关系,而它们又以一种普遍的方式组成了我们所谓的集体,集体又是这些个体的行为的决定元素。

  

   换句话说,在这些抽象讨论上花了不少时间以后,我认为这讨论并没有什么价值;我想说,逻辑学家在这类争论上所发展出来的热情,在我看来,和这些争论的实际意义并不成比例。我觉得,这类讨论的结论非常简单,在人类现实的研究中有不同水平层次:微观水平、宏观水平,等等。根据这些水平,有不同的词汇。而在另一方面,在每一水平上,又有特定的现象,甚或有特定的规律。根据不同情况,我们能或多或少地通过那些有关微观水平的现象或规律,来说明宏观水平上所发生的事,但是,我们无法取消不同水平的特性:任何社会学家都在某些情况中,通过个体所处的社会条件来解释个体行为;而在另一些情况中正相反,社会学家通过个体举动来说明集体。

  

   在这堂课的最后,我想要引入这些抽象讨论的最后一部分,即哈耶克和波普尔对历史主义论点的批判。历史主义讨论和波普尔的思想联系得更紧密,而不是和哈耶克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更多地参考波普尔的著作。那本书翻译成法语便是《历史主义的贫困》(即《历史主义贫困论》),但是我要补充一点,最重要的著作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波普尔和哈耶克,像对抗全体主义那样充满热情地对抗历史主义,而他们并不按照德国人的用法来定义“历史主义”。波普尔是这样来理解历史主义的:1)同意有一些规律有关总的发展演进:社会全体性被当作是一种自成一格的现实,一种从较低水平的现实中释放出来的现实,可以假定有一些规律引导着这种全体性的发展演进;2)根据这一把历史当作对象的全体观,历史主义者们同意,历史可以分成,或者细分为一系列时期或这一系列封闭的系统,而系统的独特性只能从直觉上来把握。

  

   哈耶克和波普尔一样,在“历史主义”这一名称下所指的也是这类论点。说实话,在我刚才告诉你们的“历史主义”定义中,波普尔还加了一些补充特征。首先,我们可以认为,波普尔指责黑格尔和马克思,也就是那些德国哲学家们。波普尔认为,对于20世纪影响人类的大灾难,他们负有责任——这可能有点过了。所以,他不仅指责这种“由规律领导的历史全体性”的表述,而且认为历史主义和“先知做派”联系在一起:黑格尔的先知做派,以及——尤其是——马 思的先知做派。因为,假如有一些规律领导着全体历史的发展演进,为什么不能以这些规律来预测、预言未来呢?这就是为什么在波普尔的思想中,历史主义、先知做派、乌托邦主义都是连在一起的。历史主义不仅预告了一种预先决定的未来——因此这一未来比人类的意志更强,而且同时还预告了一种符合所有对世界的希冀的历史;它把不可逆转的决定论的概念和对于人间天堂的期待、对于乌托邦的期待结合了起来。波普尔还补充了最后一点特征,这就是“革命主义”:只要历史主义预告这样一种世界,它与之前的世界截然不同,它必然出自未来的内在规律,那么个体的角色就是要催生出历史、加速这种不可避免的运动,于是人们就同时结合了历史决定论与革命主义;在这种图式中,你们可以辨认出一种多少显得有点通俗的马主义哲学的表达。这就是哈耶克和波普尔所要驳斥的历史主体,即便他们这么做是出于不同的理由。

  

   如果说在这场论战的背后,哈耶克是为了保卫自由主义经济,那么我们会发现,波普尔是要保卫、维护某种对于社会现实的态度,他称之为工程师的态度。他认为,唯一符合理性主义精神的态度,就在于分析某一给定的处境,从中寻找缺点并努力加以改正。换言之,波普尔力求通过逻辑论证来维护、说明的是一种改革家态度,而不是革命家态度——在他的想象中,革命家态度以某种历史哲学为基础。而在我这一方面,在我和萨特的对话中,我之所以也要维护、说明改革家态度,而反对革命家态度,可并没有把这种态度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我这么做,是把它建立在我的偏好以及概率论的基础上的。波普尔想比我走得更远,也就是说,他想通过逻辑论证来维护改革家态度的合理性,试图证明那导致了马克思式的革命主义的全体主义哲学是矛盾的、错误的。

  

   我没有时间来展示整个证明,但是我要讲讲它的第一点元素。从本质上来讲,这一证明可以分为两点:1)精确理解我们所谓的全体或者全体性的意义;2)证明在逻辑上,不可能预言未来,也不可能建立起一套有关历史发展演进的规律。因此,证明就由两个基本元素构成,第一点是有关全体性概念的两种可能意义的严格定义,第二点是对于历史规律想法的驳斥。

  

   第一条论点:对于“全体”这一概念进行分析、讨论。我们可以把全体或者全体性理解为有关某物或者某种全体性的各个方面整体的所有命题的全部整体——于是,在某种意义上,全体性就是全体性的所有特征的穷尽枚举,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全体或者全体性理解为这一全部整体的某一方面,而这一特殊的方面决定了整体的内在组织。而波普尔的论证便是如下这样的简单想法:在第一种意义上的全体性,也就是说某个事物的所有特征的穷尽枚举,在逻辑上是无法把握的,我们无法枚举完某个特殊对象所拥有的所有特质,更不用说列举完所有构成某一历史时期的所有具体事件的整体,那是更不可能的了。在穷尽枚举意义上的全体性,是一种无法与人类认识的结构模态相调和的想法。

  

   第二种意义上的全体性,显然是可能的,有关某一活着的有机体或者一个组织机构,完全可能掌握其整体中领导着整体内部结构的那一方面。假如说穷尽枚举意义上的全体性是不可能的,那么“格式塔”意义上的全体性,某一现实之本身形式的全体性,则显然是可以得到的,无论是自然学科还是社会学科,没有一种学科不在这一意义上领会、分析、解释那些全体。正如全体主义者所愿意做的那样,当我们说只有把特殊现象放进整体中才能研究这一特殊现象的时候,这一命题常常是运用于第二种定义上才有效的。确实,假如你们想要以完全令人满意的方式来解释法国大学,就必须把“法国大学”这一整体放在一个更加广阔的整体里,也就是整个法国社会整体中,即资本主义或者工业文明中。于是,在很多情况中,我们只能把部分现象放在更加广阔的整体中才能对部分现象给出令人满意的说明,这是确实如此的。而有一种错觉,却是相信把事物放入一个整体等同于第一个意义上的全体性。没有人能领会第一个意义中的全体性,而在第二个意义上,对于全体的要求便是某种极其平凡的东西:只要可能,每个人都会满足这一要求,只要这符合他的利益、符合他对解释本身的需要。

  

   穷尽枚举这一意义上的全体性,与整体内部结构这一意义上的全体性,这两者间的区分对精神而言是比较满意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很合适的,但是在我看来,这一区分还留下了第三种可能性,而社会科学中的所有讨论都是围绕着这第三种可能性的。假设某个代表马克思式的旧论点的人要回应波普尔,他会回应什么呢?他只要简单地说,当然,当我们谈起全体性的时候,并不是指第一种意义上的全体性,即一切现象——比如发生在资本主义体制内的现象——的穷尽枚举,而使我们有兴趣的是第二种意义上的全体性,即所考虑的整体所具有的那些多多少少永恒性的特征。但是,根据波普尔的论点,必须就每个问题本身进行思考,以一个工程师的方式来试图解决或者纠正某些缺陷,而一个马主义者面对这样的论点——他可能已经按照盎格鲁-撒克逊的方式来进行了分析,他可能会说在某些社会集体中,有一些现象对其他现象产生影响,于是为了修正局部的处境,人们就不得不修正其他元素中的某一个,而这一元素正是对整体施加主导行动的元素。换言之,对于某个整体而言,穷尽枚举的全体性和组织系统的全体性之间,还会有一些组织起来的整体,它们具有这样的特性:某些元素对整体具有如此的决定性,以至于对某个特殊问题进行单独考虑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效力的。

  

   再说一次,我在这里又一次要指出的,便是这些关于逻辑技术的讨论是有局限性的,那些或多或少的意识形态对立、实践上的对立便隐藏在这些讨论背后。当然,波普尔是有道理的:第一种意义上的全体性并不存在,所有的全体性都是第二种意义上的全体性;但是问题在于,面对某个社会现实中所发生的事情,是否必须当改革者或者革命者,这是一个形势的问题,而不是逻辑上的问题。一切取决于这样的问题:在某个已知的历史处境中,是否有一独特的方面,它决定了所有其他方面,因此为了修改某样东西,虽不用修改全部,但要修改这某种决定性的东西——否则就得修改全体,至少也是全体的大部分。

  

   革命者们,并没有逻辑上的负担,他们说,人们如果不从头开始、全盘改变,便什么都不能改变。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说法;假如革命者们跟随波普尔的道路,他们就会修改自己的表达,而并不改变自身的信仰,把他们的论点呈现为这样:在一个历史处境中,修改历史处境的条件是,或者取缔目前掌权的精英,或者取缔某种农民所有制的组织模式,这些元素对处境的其余部分施加巨大影响,因此,除非从铲除阻碍你们按所想要的方式来行动的障碍开始,否则你们不能以工程师的方式在这里或那里修改缺陷。换言之,波普尔以一种逻辑上完美的方式来思考,但是我却仍然相信,人们无法通过逻辑,甚至无法通过理性,来证明应该当改革者还是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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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演讲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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