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倪梁康:胡塞尔与帕托契卡的生活世界

——作为纯粹哲学家的现象学家

更新时间:2020-03-05 21:59:03
作者: 倪梁康 (进入专栏)  
直到40年之后产生的《异端论文集》”。哈格道恩的这个梳理是就他于2006年首次以德文编辑出版的帕托契卡哲学史论文集《进入现代的另类道路:从文艺复兴到浪漫主义的欧洲观念史研究》的一个概述和阐释。这些以系统和历史的双重视角再现了帕托契卡在这个问题上的持久努力结果。

  

   但与胡塞尔在《危机》中提出的观点不同,帕托契卡并不认为现代的危机产生于伽利略将世界数学化的做法以及它所导致的现代的精确自然科学的产生;同样,他也没有像尼采和海德格尔那样将问题追溯到古代就已开始的酒神精神的泯灭或存在问题的遗忘。在帕托契卡的历史哲学研究中,很可能他在早期巴黎学习过程中结识的柯瓦雷对他的思想影响更大。虽然柯瓦雷也受到胡塞尔的“科学史就是观点史”思想的影响,但他的科学史研究实际上独立于胡塞尔后来的《危机》书。无论如何,帕托契卡没有将科学的革命以及产生两个世界的分水岭确定在16世纪的伽利略,而是追溯到更早和延续更久的文艺复兴,即从14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17世纪。

  

   帕托契卡所实施的这种纵向的探讨方向,与胡塞尔后期在发生现象学和历史哲学名义下所展开的思考路径基本一致。但胡塞尔会对“两个世界”的说法持保留态度。这里可以参考凯恩斯的回忆录:1931年12月31日,当他与胡塞尔的学生莱纳(Hans Reiner)在胡塞尔家里做客时,莱纳曾谈起到原始人和文明人的“不同世界”。当时胡塞尔说:“‘不同世界’这一说法虽有其妙用,却也有其危险的一面。严格说来,说有两个或更多的现实世界存在实属荒谬。所有的心灵(意识)拥有一个同一的世界,这一世界又具有一个同一的形式存在论的结构。通过他人之心灵对我而言所具有现象的存在这一实情,此观点可得到确认。”因此也可以理解,胡塞尔本人为何使用更多的是“观点”(Einstellung):科学的观念、自然的观点、哲学的观点,它们是对同一个世界的不同视角。虽然胡塞尔在《观念》第二卷的本体论意义上也谈到物质自然的世界、动物自然的世界和精神世界,但它们都是同一个世界的组成部分。

  

   笔者在这里已经开始从对生活世界的纵向研究的脉络追踪过渡到横向研究的脉络追踪。


二、横向研究的脉络:世界与诸生活世界的关系


   帕托契卡在回忆录中曾记录了1933年在胡塞尔家做客时给他留下深刻影响的一个情景,即在面对充满纳粹反犹的敌意和日益浓烈的战争气息的欧洲时局以及由各个敌对国家学生构成的和谐的周边环境时,胡塞尔就“现象学的世界”概念说道:“我还记得,他[胡塞尔]当时说:‘我们在这里的统统都是敌人。’他指着我和芬克:‘敌人。’指着中国人和日本人:‘敌人。’‘而超越一切的?现象学。’”不过,在回到布拉格之后,帕托契卡在胡塞尔那里感染到的乐观情绪很快便消失殆尽。他在同年9月13日写给芬克的信中便写道:“布拉格现在成为了一个反德宣传的中心,这使得我在这里的生活异常困苦。”

  

   此后,捷克斯洛伐克于1939年3月遭纳粹德国入侵和占领,直至1945年5月才在苏联军队的帮助下获得解放。而在德国占领期间,帕托契卡仍然在思考胡塞尔的“敌人?超越一切的现象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在哲学上被理解为在民族文化与世界精神之间的冲突与张力,也可以在政治学上被理解为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冲突和张力,而在生活世界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它也是我们身居其中的唯一世界与诸多生活之间的冲突与张力。

  

   在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关系的问题中,“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都始终不言自明地被理解为单数。这个意义上的“生活世界”也可以等同于与科学世界相对的“文化世界”。胡塞尔所说的“欧洲人的危机”或“欧洲科学的危机”,是指欧洲科学的危机以及它所引发的欧洲文化世界的危机,胡塞尔在《危机》的一开始便将其概括为“作为欧洲人根本生活危机表现的科学危机”(Hua VI, 1 ff.)。

  

   但事实上,自然科学以及它所展示的那个世界并未处在危机之中,它始终维持着它的统一。即使它们的定律和命题时常会在矛盾和抗争的状态中相伴出现,相互否定,但它们总会被更可靠的认识所克服或证伪,新的形式上的一致性会消除歧义性。至此为止,而自然科学始终在以这种方式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如果我们精通自然科学,那么我们会发现,在它们精确发展了的领域中,一切都是明白清楚的。我们可以肯定拥有客观真理,它通过可靠的、真正切中客观性的方法得到论证。”这是胡塞尔在1907年的五次讲座中首先确定的事实。用康德的话来说,认识无疑是可能的,科学无疑是成功的。但胡塞尔像康德一样只是认为,认识如何可能或科学如何可能无法通过科学本身来解决,因此需要做认识论和哲学方面的思考和努力。但科学并未因为无法解决自己如何可能的问题而陷入危机。

  

   即使在30年后撰写《危机》时,看起来处在危机之中的也不是这个统一的科学世界,而反倒是作为复数的生活世界,它们彼此间缺乏类似自然科学式的客观统一联结。甚至可以说,科学世界是统一的象征,而生活世界是杂多的代名词。

  

   但科学的危机如何表现为欧洲人根本生活的危机?胡塞尔在《危机》中一言以蔽之:科学的“危机”表现为它的生活意义的丧失(Verlust ihrer Lebensbedeutsamkeit)。这是因为,虽然科学主义或物理学主义是人类理性的产物,但它的发展并不符合人类理性的目的。它在片面强调客观性的同时忽略了作为客观性根源的主观构成性。因此近代科学的特点是物理学的客体主义而非心理学的主观主义,后者在后期胡塞尔那里就是积极意义上的“超越论的主体主义”。胡塞尔在这个意义上将“危机”联结为科学理性发展的一种偏差,并主张用哲学的观点来对科学的观念进行纠偏。这两种观点都起源于自然的观点或生活世界的观点,但各自导向的目的地却大相径庭。

  

   帕托契卡看到并理解胡塞尔的这个基本想法,并曾在《异端论文集》中概括地阐释过由它引发的基本问题:“埃德蒙德·胡塞尔谈及作为一目的论之联结(Nexus)的欧洲历史,构成这个联结之轴心的是理性明察的思想和建基于其上的(在这里叫作有责任的)生活。在胡塞尔看来,欧洲文化通过这个目的论的观念而有别于所有其他文化。一种出自理性的生活、一种在明见性中的生活的思想使得欧洲作为相对于偶然文化而言的本质文化而从所有其他文化中凸显出来。明见性、理性是‘天生的’人性观念,以至于欧洲精神同时就是人类精神一般。欧洲文化与文明是普遍有效的,所有其他文化只具有部分的有效性,即使它们除此之外可以是十分有趣的。”此外,帕托契卡在其晚年对海德格尔“《明镜周刊》访谈录”所做的批注中也写道:“但胡塞尔关于一种哲学文化的观念,以及关于真正的文化是欧洲的文化,而这最终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哲学的文化的想法,并不是新的,还在一战后不久他就一再地对它们做过文字的表述。”

  

   1. 当然,胡塞尔的这些观念和想法会引出一系列的疑问:首先是欧洲中心主义的问题,其次是目的论的问题,最后还有文化普遍性的问题。这些疑问在帕托契卡的生活世界思考中都先后出现过。但他当时最先遭遇的是“欧洲”或“欧洲人”的问题。它们在胡塞尔的《危机》中是一个统一的概念,但并非地域概念和人种概念,比如说,胡塞尔不会将“欧洲”具体界定为全欧洲还是欧洲的某个部分:西欧、中欧、东欧、北欧、南欧,以及诸如此类;而“欧洲人”则既不会笼统指称住在欧洲这个地域的全体人员,也不会具体指某个生活在欧洲的人种,如,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凯尔特人、法兰克人、盎格鲁-撒克逊人、马扎尔人、希腊人、犹太人,以及诸如此类。“欧洲”和“欧洲人”更多是一个哲学文化的概念。

  

   在30年代撰写《自然世界》时,帕托契卡首先面临的是对捷克斯洛伐克及其住民的生活世界之界定的问题,还有捷克斯洛伐克文化与精神与德意志文化与精神的关系问题。还在托马斯·马塞里克1919年在奥匈帝国废墟的基础上将捷克和斯洛伐克合并建立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并担任总统之前,这位胡塞尔的哲学领路人和帕托契卡老师的老师就已经将瑞士的多民族的国家制度视为大同理想,同时并不认可现代的“民族国家”形式。而当时摆在帕托契卡而非胡塞尔面前的问题更多是:这个多民族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究竟属于何种意义上的欧洲:中欧还是西欧东欧?这里存在的欧洲总体与各个欧洲局部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胡塞尔在《危机》中所说的世界与各个生活世界之间的种种关系中的一种。

  

   当胡塞尔将“欧洲”视作哲学的文化或真正的文化,并通过目的论的观念而不同于所有其他文化时,这个“欧洲”代表了前引胡塞尔于1933年在与帕托契卡和中国人、日本人谈话中所说的“现象学的世界”,也代表了他在《危机》中讨论的单数的“生活世界”,它是“超越一切的”,当然也超越所有的生活世界,无论是文化世界,还是政治世界等,因为它具有普遍性。

  

   胡塞尔在《危机》中将“生活世界之形式的最普遍结构”定义为:“一方面是事物与世界,另一方面是对事物的意识。”这是一个意向性哲学的定义,也是一个超越论哲学的定义,类似于陆九渊“人皆有是心,心皆有是理”的普遍心理原则。

  

   2. 但在生活世界问题上同样存在着单数与复数的关系,就像在历史、语言、法权、文化、伦常等问题上存在单数与复数情况一样。这主要是因为后者可以包含在前者之中:历史、语言、法权、文化、伦常都属于生活世界的一种。

  

   如果我们也试图探究复数的生活世界,即具体的生活世界,那么这个意义上的“诸生活世界”概念就可以是具体地域的、政治的、文化的概念,同时它会从抽象的、普遍的、模糊的单数变为具体的、相互关联的和变动不居的复数。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活世界中包含着捷克的和斯洛伐克的生活世界,它们本身究竟属于西欧还是中欧或东欧的政治生活世界,这又会成为问题,甚至是致命的问题。至少这对于帕托契卡来说最终成了致命的问题。他自己始终主张捷克斯洛伐克属于西欧,无论是在“二战”前纳粹德国的统治时期,还是在“二战”后苏维埃联邦式的主宰时期。

  

   这种对本己的生活世界的持守与思考也是确切意义上的生活世界现象学首先需要做的工作。这里所说的“生活世界”是复数,它们各自的相对普遍的形式结构及其相互间的交织与疏离、统一与差异、一致与对立、包容与排斥等关系问题应当构成生活世界现象学的横向研究之对象。

  

如前所述,帕托契卡认为,对生活世界进行纵向研究的意义在于,回归自文艺复兴之后被忽略了的作为欧洲文化真正基础的古典思想。前面笔者已经在胡塞尔追求生活世界之普遍性过程中对伽利略之前的近代历史的回溯中看到类似的尝试,后面笔者还会在海德格尔那里看到类似的企图。帕托契卡在这方面受到两人的影响很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0313.html
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20年第2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