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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正确的恶——从电影《冒牌上尉》说起

更新时间:2020-03-05 08:43:37
作者: 杜君立 (进入专栏)  

  

   与平庸的恶不同,正确的恶更加积极主动,更有攻击性和侵犯性,宁左勿右,擅长变本加厉,放大人性中的恶,也更容易扩大化和极端化,失去控制,滥杀无辜,殃及池鱼,让一场小灾难变成巨大的人祸。远的有法国大革命,近的有文华大革命。

  

   在法国大革命中,死去不仅有暴君和贵族,更多的则是普通农民和工人。随着革命一步步深化与扩大,最后被杀人的越来越多,以至于连刽子手都不够用,而很多刽子手也被塞进了断头机。司法部长丹东曾向罗伯斯庇尔哭诉道:“如果你不是暴君,那你为什么用己所不欲的方式对待人民呢?这样疯狂的境况是不会持久的,它与法国人民的良心格格不入。”后来,就始作俑者罗伯斯庇尔也未能逃出革命的剃刀。

  

   回顾人类历史上的很多灾难,都是这样风起于秋萍之末,依靠极少数善于投机钻营的“积极分子”,在一连串“正确的恶”作用下,推波助澜,形成层层加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最后让社会秩序彻底失去控制,所谓“乱世用重典”,酷刑相加,人性沦丧,变成一场旷世浩劫。

  

   在德国达豪集中营入口处,刻着17世纪一位诗人的警世名言:“当一个政权开始烧书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烧人!当一个政权开始禁言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灭口!”?

  

   希特勒屠杀中的幸存者马丁·内莫勒牧师曾说:“当他们来抓共X党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X党人;当他们来抓犹太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来抓天主教徒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后来,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帮我说话了。”

  

   进入1945年,纳粹帝国奄奄一息,败局已定,柏林四面楚歌,但在一大批像郝罗德这样的骗子蛊惑下,政治正确的大旗依然不倒,困兽犹斗,最后玉石俱焚。从4月15日到4月30日,半个月时间,柏林城被从地球上抹去,30万苏军和近100万德军沦为希特勒陪葬品。这就是政治正确的代价。

  

  

   曾有人提出一个“三角定律”,即(政治)正确、诚实、智商,三者之间,最多只能占有两个,不能同具三者。也就是说,如果要政治正确,那么他要么不诚实,要不就有智商缺陷,甚至既不诚实,也不聪明。反过来,一个人要是诚实,又足够明智,那么他就会政治不正确。

  

  

   如果说不诚实的人是骗子,有智商缺陷的人是傻子,那么郝罗德就是骗子,而艾希曼则是傻子,但他们都做到了政治正确。如果再换一种说法,那就是在所有体现政治正确的游戏中,每个人只能在两种角色扮演中进行选择——要么做骗子,要么做傻子。人们既是作恶者,又是受害者和牺牲品,所谓“洪水爆发时,没有一滴雨是无辜的”。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指出,极权主义对社会的统治并不依赖法律,甚至不依赖权力,而是依赖“运动”。所谓“运动”,就是一场政治正确的全民总动员。用一句中国话说,由大乱到大治。在这场颠覆正常社会秩序的乱世激荡中,大浪淘沙,反复淘洗,即使不能将所有诚实的人和明智的人清洗掉,也起码会铲除掉一个社会的诚实与智商。就像《芙蓉镇》中,秦书田对胡玉音说:“活下去,像狗一样的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运动是一种革命,运动主要依靠的是暴民。按照阿伦特的说法,所谓暴民,一般都是各个阶层的多余人,他们不是缺乏诚实,就是缺乏独立判断力,常常是生活的失败者;只有在社会秩序崩乱的运动中,他们才能找到自信,依附权力,获得道德的至高点,以期实现一个铲平化的平庸时代。

  

   “民众缺乏才智,伟人没有良心。”奥尔特加在《大众的反叛》中指出,一个平庸的大众社会往往是暴民的沃土,最后导致多数人暴政。“大众把一切与众不同的、优秀的、个人的、合格的以及精华的事物打翻在地,睬在脚下;任何一个与其他人不相像的人,没有像其它人一样考虑问题的人,都面临着被淘汏出局的危险。”

  

   阿伦特说,暴力不具有自我言说的能力,因此,所有的暴力都需要一种解释作为“画皮”,或者宗教或者意识形态,换言之,也就是“政治正确”。正如人们所见,政治正确是无形的,它并不必然意味着暴力,但它离不开恐怖,即不可侵犯。它能随时随地赋予一个俗人以神秘的权力,这个权力就像是神奇的春药。就连猥琐如阿Q,当他成为“革命者”时,也变得精神抖擞,趾气高昂。

  

   在《芙蓉镇》结尾,疯子王秋赦临死还在敲着他的破锣,幽灵一般呼唤:“运动了,运动了——”

  

  

   二战时期,那些在斯大林的秘密警察面前俯首帖耳的人,面对纳粹入侵时,却表现出无比的勇气。造成这种差别的理由,不在于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比纳粹军队更为残酷,而在于他们是以孤立个人的身份面对秘密警察,但面对纳粹时,却自感是一个“伟大民族”的一员。

  

   这就是政治正确的力量。

  

   在现代社会,民族和国家是统治者精心描绘的画皮,但对大众来说,却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问题是,大众缺乏想象力,因此,这种想象和认同需要长期灌输和洗脑,才能树立和巩固。运动其实就是一场强化认同的对内战争。

  

   所有的运动都是政治正确的征伐,鼓动者都是郝罗德这样的骗子,而运动的实施者常常是艾希曼这样的傻子。从这个意义来说,作为一种野蛮的社会治理方式,运动的组织成本非常低,傻子总比骗子多,但“集体无意识”的结果也是灾难性的,最后走火入魔,陷入以恶制善的逆淘汰死局。甚至到了最后,连一个真正的罪犯都找不到,只能找一个替罪羊。

  

   因为运动本身就是一场合谋,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介入其中,扮演一个貌似政治正确的角色。据说,波斯军队兵临城下,雅典全城总动员,每个人都忙起来,犬儒第欧根尼不得已,只好把一个啤酒桶在广场上推来推去,以表现得自己也很卖力……

  

   极权社会没有全民公投,也没有民意调查,运动是关于政治正确的一场社会测试。如果用一个比喻来描述这一情景,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皇帝新装”运动和“指鹿为马”运动。

  

   在“皇帝新装”运动中,原本是裁缝的骗子,宣称皇帝新装的“伟大光荣”,天衣无缝,而围观的傻子们都一起欢呼万岁,在政治正确的大潮下,只有一个智商并不高的孩子因为诚实而犯罪。在“指鹿为马”运动中,鹿就是马,马就是鹿,这是政治正确问题,不是动物属性问题,因此是不能讨论的。当骗子说这是一头长了角的马时,傻子们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鼓掌称是。

  

   苏联时代的一个著名笑话是,当斯大林讲话时,其他人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鼓掌。在斯大林时代,鼓掌也是个技术活儿,不能鼓早了,也不能鼓晚了。一旦鼓起掌来,就不能停,谁第一个停下,谁就会被送到劳改营去。这里的鼓掌已经不单单是拍个巴掌,而是政治正确,所以不做骗子就要做傻子,没有第三种可能。

  

  

   恐怖是极权主义的本质,而所有的恐惧都是极其隐晦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正如所有的暴力和权力都见不得光,经不起审视和质疑。《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将希特勒和斯大林作为两个权力标本进行了深度分析。

  

   比起希特勒,斯大林更加深谙权力的深层逻辑,他发起的大清洗运动比纳粹的“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更加残酷,这场运动将政治正确的力量发挥到极致。

  

   瓦尔拉姆?沙拉姆夫的《科雷马的故事》一书写道:

  

   亲历劳改营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不要去劳改营,在那里分分秒秒经历的都是负面的东西。人在那里只有变坏,没有别的选择。在劳改营里,有很多事情是人根本就不应经历的,但看见人性之恶的底线,这还不是最恐怖的事。最恐怖的事情是,如果那个人性之恶的底线变成了一个人的所有权时,当人的道德底线是从労改营的经历中获取的时候,当囚犯把犯罪道徳用于生活之中时,那才是最可怕的事情。如果人的理智试图努力去理解那些劳动管的规则,那他自己也就自然会去这样做。……劳改营对一个人来说,是对人的本质、普通人的道徳的一个极大的考验,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无法通过这个考验,包括那些没通过考验,还有那些通过了考验试图比别人更好的那些人和那些对自己非常严苛的人,最终都一起死去。

  

   从技术上来说,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只需要极少数像郝罗德这样的“骗子”,就可以顺利地进行下去,但具体而琐碎的“脏活”,却需要大量像艾希曼这样的傻子——群氓化的傻子向来是权力的基石。加拉宁就是劳改营里一名模范刽子手——

  

   加拉宁在担任劳改营总指辉的职务时目无法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人们在他面前会像苍蝇一样成片倒下。加拉宁还时常有兴致开枪打死劳改营的指挥官们。……加拉宁每天亲自开枪杀死的人有几个、十几个,有时甚至有几十个。他杀完人后要么就大笑,要么就哼唱快乐的曲调。贝利亚会突然下令让他杀人,亳无理由,说可能是日本间谍。其实这个身材魁梧的、肌肉发达的白俄罗斯农民的儿子原本是个铁匠,连字都不认识几个,他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叫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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