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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经太:七十年来唐宋文学研究的历史启示

更新时间:2020-03-04 10:25:43
作者: 韩经太  
如果说以上例证属于直接参照新方法,那赵昌平的《唐诗演进规律性刍议——“线点面综合效应开放性演进”构想》(《文学遗产》1987年第6期),诚如作者后来的自我回顾,则是对新理论纷至沓来的一种积极回应。作者想对当时热议的外部因素转化为文本内含的中介问题作一回答,于是有如葛兆光之所言,题目逐新而内容其实是中国的传统的。赵昌平从一开始就具有深沉的诗史意识,尽管最终遗憾地未能完成《唐诗史》这一规划中的著作,但他思考问题的方式始终具有把握诗史演进规律的学术关怀。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新方法热”其实并没有遮蔽坚持“传统方法”的学术创造。葛晓音的文学研究方法论自觉,强调“吸取新方法应以传统方法为本”[7]。从论文《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和专著《八代诗史》开始,她总是要求自己对文学史实有更深入的了解,总是追求对作品文本的精深解读,参考各种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而使传统方法的本体更加丰满,数十年如一日,以其坚实的学术足迹为当今学界作出了示范。

   《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程千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一文,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程千帆先生以“小中见大”亦即“以大观小”的学术方法,精密考察《春江花月夜》自初唐而至于现当代的“被理解和被误解”的文学接受史轨迹,其中包括他对闻一多和李泽厚之评说的分析,精到细密。即使到了文学接受学蔚成风气的21世纪,程千帆先生此文依然可以视为典范。其中,缘乎《春江花月夜》是否“宫体诗”而展开的讨论,引出陈后主和隋炀帝两个文学传统以及隋炀帝双重性的问题,程千帆指出:“隋炀帝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作家,有一种比较独特的二重性。他是宫体诗的继承者,又是其改造者。”“作为乐府歌辞的《春江花月夜》虽然其始通过陈后主等的创作而以宫体诗的面貌出现的。但旋即通过隋炀帝的创作呈现了非宫体的面貌。而张若虚所继承的,正是隋炀帝而非陈后主等的传统。作品俱在,无可置疑。”基于此而重新思考隋唐文学一体论述的问题,正是近年来唐诗研究领域的新动向,而程千帆先生的智慧启发,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显现出来。

   周勋初先生的《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与程千帆之文有异曲同工之妙。周文指出:“严羽和明人虽然都推崇盛唐诗歌,但实质上却有很大的不同。严羽推重的唐诗,是指那些保留着很多汉魏古诗的写作手法而呈现出浑朴气象的诗歌;明人推重的近体诗,是指那些写作技巧全然成熟而表现为精工的作品。”“到了清代,明人的意见更是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其实,这种对诗歌技艺成熟的讲求,在宋初欧阳修所推介的梅尧臣“意新语工”的批评标准中,就已有充分显示了。江西派黄庭坚对杜甫到夔州以后诗的欣赏,以及其有关“不烦绳削而自合”的方法论讲求,包括“活法脱胎换骨”的方法论自觉,都说明在严羽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后来明人的诗学意识。所以,这与其看作是宋人和明人的差异,不如看作是宋人内部的不同追求。再进一步,“意新语工”而又“浑然天成”,不正是“不烦绳削而自合”吗!由此可见,富于方法论探索意义的“小中见大”,其“接着说”的空间既深且广。由此亦可见,如是“小中见大”的研究方法,不正是“微观研究”而又具有“宏观研究”的学术穿透力吗!

   《文学遗产》杂志的“古典文学宏观研究征文选载”栏目,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术界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陈伯海先生近年在回顾当年倡扬“宏观”之初心时指出,宏观研究后来转型为文学史观的探讨,更提升为文学史学的构建,其意义不可低估。众所周知,当时古典文学界兴起的“方法论探索”和“宏观研究”热潮,是文化界掀起的气势磅礴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本学科领域的回响。虽然这两次学术热潮,由于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积淀、大的文化气候的变迁等复杂原因,没有留下多少经典性的成果并滋生了一些不良的学风而广为学界所诟病;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革新了数十年的研究方法,扩大了研究视野,重新调整了研究格局,确立了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古典文学研究因此而实现了艰难的转型。这两次颇具革新意义的学术思潮,给我们的启示是:新方法、新理论虽不能“点铁成金”,却常常是摆脱困境、开拓学术新境的重要途径。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应该对这两次学术热潮的倡导者和参与者表达深深的敬意,犹如我们同时应该向那些在新思潮风起云涌时坚持“传统方法”的学者致敬!

   从学术史的“宏观轨迹”上着眼,20世纪80年代后期所倡扬的“宏观”研究,接下来转型为“文学史观”的讨论和“重写文学史”的实践,历史如此演进的内在驱动,可以看作是整体观照所具有的历史感诉求——包括唐宋文学在内的古典文学原本就是一种历史存在——的必然结果。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感诉求,契合于“新时期”的反思文学精神,实际上赋予古典文学研究主体以特殊的历史使命感。

   罗宗强先生晚年的学术编年,从1979年说起,这本身就富有历史感[8]。在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唐代文学思想发展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中,罗先生开宗明义地指出:“唐代文学思想的发展,是从反对绮艳开始的,最后却又复归绮艳。虽然唐末五代的崇尚绮艳,与初唐承袭的南朝绮艳之风在表现形式、艺术水准和艺术价值上都不可同日而语,但最主要的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们都反对功利主义文学思想。三百年间,走了一个大回旋。这个大回旋很像是中国文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小断面。从这个小断面,文学思想发展中的各种脉络(如它与王朝盛衰、士人心理状态、创作的发展变化的关系,它自身起伏变化的轨迹等等),似都一一可寻。这些脉络,实际上涉及文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些规律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为什么历史上的绮艳之风都伴随着对功利主义文学的否定?即使到了今天,罗先生提出的问题仍然值得学界深思。这只是唐代文学发展的规律,还是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其中有没有普遍性的文学本质规定的内容?想必类似的问题当时已经回旋在罗先生的脑海里。

   对这样的问题意识,傅璇琮先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在《唐初三十年的文学流程》一文中,傅先生说:“我很同意罗宗强先生的看法:‘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重臣们对文学的影响,不仅在当时文风的变化上,而且他们的文学思想,还深远地影响着有唐一代文学的发展。’‘唐文学的繁荣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个朝代的建立之初,就已经奠定了一个比较正确的指导思想。这个比较正确的指导思想使唐文学的发展有了一个较好的开端。’”(《文学遗产》1998年第5期)傅璇琮先生重申罗宗强先生如是理念,可谓用意深远。“正确的指导思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时代思潮”,一般性思潮可以是多元的,可以被接受也可以不被接受,但指导思想必须是正确的,因为它需要被自觉接受。一般说来,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的不相一致,我们看作是文学内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而指导思想与文学发展的关系问题,究竟是文学外在生态环境的问题,还是文学内在的核心原理问题,希望当今的人文学者能够给出一个深刻的回答。

   为此,我们就需要关注文学生态环境与文学发展规律的关系,而这实际上也正是傅璇琮先生的学术追求。世人皆知傅璇琮先生的学术成就主要在文献考据,以1980年出版的《唐代诗人丛考》这本新时期古典文学研究复苏后的发轫之作为标志,傅先生在文献考据和古籍整理领域的自身贡献和组织能力,是学术史上不可缺少的浓重一笔。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傅先生文献考据的基础工作是寄托着终极关怀的。《唐代诗人丛考》“前言”开篇说道,“若干年前,我读丹纳的《艺术哲学》,印象很深刻”,“由丹纳的书,使我想到唐诗研究”,“个人的特色是由于社会生活决定的,艺术家创造的才能是与民族的活跃的精力成比例的”。这意味着,《唐代诗人丛考》的研究方法,含有某种艺术哲学的隐性元素。二十年后,傅先生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在突出资料性和实证性的基础上,把唐代社会的文化政策、作家活动、作品产生、作家交往、文学论争,以及相邻的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样式,乃至宗教活动、社会风尚等,择取有代表性者,逐年加以编排,以求“立体交叉”(《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自序”)地体现当时的文学面貌及其生态环境。学术界充分肯定这部《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的文学史范型价值,认为这是“宏观”研究的学术理性注入文学史观构建的相应产物,是真正“大文学史观”指导下的“大文学史”。

   1997年初版的“宋代研究丛书”之一的《宋代文学通论》,尤其是以“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为标题的《绪论》,是该书主编王水照先生开启“新宋学”[9]事业的标志性论述。以“宋型文化”这一特定范畴为标志,宋代文学研究从此开拓了新空间。当然,同时也要看到,另外那些并不标注“宋型文化”的研究成果,同样把捉到了宋代文化与宋代文学的整体脉搏。比如,周来祥、仪平策的《论宋代审美文化的双重模态》(《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已然指出,宋代审美文化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之典型,既有古文运动与诗文革新,又有专门讲求句法格律的“江西诗派”,既强调“明道致用”,又讲求“唯造平淡”“不涉理路”“高其韵味”“妙悟”,如欧阳修,一方面是古文革新之领袖人物,另一方面又讲究“闲和严静之意”“萧条淡泊之趣”,如此等等。吴调公在建国初十七年时代就阐述过司空图的“韵味”诗美理想。新时期启动了他的再阐释热情,《心灵的远游——诗歌神韵论思潮的流程》(《文学遗产》1987年第3期)将司空图、严羽、王士祯确认为“三位远游人”,整体阐述诗歌神韵论的历史思潮,因为三位远游人中的两位,正好是唐宋时代的诗学家,所以这里的神韵论思潮实际上是对唐宋诗学思想的一种特殊阐释。吴调公指出,神韵诗美源自儒、道、佛的互补之境,“司空图的雄浑的本体论混合着孟子的养气。他要用‘养气’纠正他所认为‘都市豪估’之类的元稹、白居易笔力不够遒劲的弱点。这是偏于儒家的‘内充’。但当他赞美王维、孟浩然的‘澄淡精致’而‘岂妨道学’时,显然他又认为这两位诗人之融佛理于诗,不但没有妨碍创作,相反地还有助于他们的风格的空灵澄澈。显然这儒家的‘养气’又和禅宗的要‘心悟’而不要‘外求’相结合”。不难发现,周来祥的“双重”说和吴调公的“神韵”论所强调的儒、道、佛互补之境,都与王水照“宋型文化”乃中国传统文化之成熟型范的判断相契合,只不过王水照着眼于整个文化形态,周来祥着眼于文学艺术整体上的审美追求,而吴调公着眼于诗学之内在精神就是了。

   总而言之,“新时期”四十年唐宋文学研究的丰硕成果,需要大量的篇幅来综述介绍,这里所例举者,仅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任何一种例举都是为了说明某个带有关键意义的问题,而本文所想说明的问题,也正是四十年学术实践所提供的特具学术启示意义的经验范式:学术方法的创新如何才能真正有助于文学本质的发现。如此言说,有着特指当代时尚的用意,想必世人都已经意识到,“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赐予当今学术以极大便利,往昔学人需要穷尽一生之力去搜求的资料,如今可以在鼠标点击的几分钟内完成,而问题恰恰在于,技术条件的强力支撑如若不是进一步追求文本精读基础上的科学推理和审美感悟,或者是对材料积累的贯穿性审视考量,那就只能是大家一窝蜂去建“数据库”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现在是“数据库”有余而“思想库”稀缺。

  

  

学术争鸣,是学术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在“新时期”唐宋文学研究四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引起学界持久关注而又足以引发未来学术讨论的学术争鸣,应该是以下两项:一是关涉中国韵味审美和神韵诗论的司空图诗学思想与《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的学术争鸣,二是关涉中国散文这个文学本质性问题而具体落实在文章学体系建构问题上的学术争鸣。这里所谓未来的学术讨论,自然是指关系到中国特色文学体系建构的学术讨论,基于唐诗宋词的韵味诗学和基于唐宋古文的文章传统,是整个古典文学中的华彩乐章,也是当代学人自觉建构中国特色文学体系的灵感源泉和思想基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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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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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2019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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