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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林:七十年来明清小说戏剧研究的成就与启示

更新时间:2020-03-04 10:21:59
作者: 梅新林  
皆为小说、戏剧目录的代表。其中孙楷第作为通俗小说目录学的创立者,其学术贡献集中体现在其《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编纂、修订与完善上;而傅惜华《中国古典戏曲总录》,向以收罗宏富、考订精审最受学界好评,其中第四编为《明代杂剧全目》(1958),第五编为《明代传奇全目》(1959),第六编为《清代杂剧全目》(1981),堪称戏曲书目著录的集成之作。

   3.文献编纂。主要有传谱与文集。由于作家作品是学术研究的核心,所以作家传谱与文集编纂自然成为文献整理的重中之重。

   (1)传谱。包括传记与年谱,其中传记又有合传与单传之分。合传方面主要有赵景深、张增元编纂的《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中华书局1987年版),庄一拂《明清散曲作家汇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续编》(1997)、《三编》(1999),陆萼庭《清代戏曲家丛考》(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以及中国戏剧出版社的《戏曲家论传丛书》。单传以汤显祖最盛,其中《汤显祖编年评传》(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以编年方式,对汤显祖的一生创作逐年铺叙,则是编年与评传的两相融合。年谱方面最为重要的成果是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共收录三十九位戏曲家的年谱,犹如一部晚明戏曲史,可谓这个时期戏曲文献研究的扛鼎之作。至于个体年谱方面则有章培恒《洪昇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袁世硕《孔尚任年谱》修订本(齐鲁书社1987年版)、孟醒仁《吴敬梓年谱》(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以及张景樵《蒲松龄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路大荒《蒲松龄年谱》(齐鲁书社1980年版)等有关蒲松龄的年谱著作。

   (2)文集。包括总集、别集与丛书。总集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是谢伯阳编《全明散曲》(齐鲁书社1994年版),凌景埏、谢伯阳编《全清散曲》(齐鲁书社1985年初版,2016年增补版),《历代曲话汇编》(黄山书社2007年版)等。《全明散曲》收录散曲作者406家,小令10606首,套数2064套。《全清散曲》收有散曲作者342人,小令3214首,套数1166套,明清两代散曲基本已可窥全貌。此外,中国戏剧家协会主编的《中国地方戏曲集成》,共收录121个地方剧种的368个剧目,是地方戏总集的集大成之作。别集方面,多集中于名家名著。其中徐朔方笺注《汤显祖全集》积半生心血,最见功力,魏同贤主编《冯梦龙全集》二十二册以及浙江古籍出版社编辑《李渔全集》二十卷,则卷帙浩瀚,规模宏大,皆为小说戏曲家别集的重大成果。总集、别集之外还有丛书,小说丛书方面的重要成果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古本小说集成》(1990年后陆续出版)与中华书局的《古本小说丛刊》(1987年至1991年陆续出版),基本收录了20世纪以来所发现的重要小说作品及重要版本,具有集大成之功。而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明末清初小说选刊》(1980年至1990年陆续出版),巴蜀书社的《明代小说辑刊》(1993年后陆续出版),也都重在收录明清时期的孤本、善本和珍本小说并加以整理出版。戏剧丛书方面的重要成果是郑振铎主持的《古本戏曲丛刊》(1954年开始陆续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古代戏曲丛书》(1983年至1992年陆续出版),中华书局的《明清传奇选刊》(1988年至2004年陆续出版),以及台湾学者王秋桂编纂的《善本戏曲丛刊》(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等。近年来,域外汉文小说研究成为一个新的热点,孙逊主持编纂的《域外汉文小说大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后陆续出版)是对汉字文化圈中小说文献整理与文集编纂的拓展。

   4.文献综论。相关论文和著作以丰富详细的研究史料,分别对20世纪中国古代戏曲和小说研究文献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梳理和述评。有关戏曲文献学概论著作,分戏曲目录学、戏曲版本学、戏曲校勘学和戏曲编纂学等四编,每编都阐述了相关知识及实践操作方法,能较好地将学术性与实用性融为一体。有些学者关注到海外小说戏曲研究学术史,结合历史语境、理论形态和文化心理,旨在厘清海外明清小说研究的历史特点和发展方向,富有借鉴意义。

   以上四个方面,以被纳入通代或以明清为主体的两种不同方式,同时展示了明清小说戏剧文献整理的主要成果,但从更高的要求衡量,还应大力强化明清两代的本位意识,比如就文献综论而论,迄今尚无专以本土明清两代小说戏剧为对象的文献学著作问世,需要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并努力加以弥补。进入新世纪以来,明清小说戏剧文献整理的发展趋势是走向信息化、智能化与集成化,尤其在数据库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总体而论,还处于起步阶段,在跨界合作的机制、方式、成效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加以进一步的改进和优化。

  

  

   明清小说戏剧研究成果的第二个板块,是居于核心地位的经典诠释。文学经典因其民族性、开放性与超越性而具有历久不衰的永恒魅力,也是文学批评与研究的核心之所在。关于明清小说戏剧的经典诠释,首先需要选择和确认经典作品的具体名单,其次是分析与探讨经典作品的诠释路径,最后是总结与归纳经典作品的论争及成果。现综合明清小说戏剧作品本身与学界研究两个方面的诸多因素,确认《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为明清小说戏剧十大经典名著。其中小说名著七部,戏剧名著三部。在七部小说经典名著中,又可划分为三个序列:一是以《红楼梦》居于十大经典名著之冠,堪称超级经典,其余九部皆为一级经典;二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号称明代“四大奇书”,是一个同时兼具鲜明时代特征与小说特色的经典组合;三是《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同问世于清代前期,但总体成就稍逊于“四大奇书”。另外《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三部戏剧经典名著自成系列。

   1.《红楼梦》的经典诠释。红学研究一直居于古代文学经典之首,充分印证和彰显了《红楼梦》这一超级经典的巨大而恒久的魅力,而其研究重心的转移与延续——从20世纪50—60年代普遍盛行的“时代背景—作家生平—主体思想—艺术特色”四段论,到80年代的美学研究、文化研究,90年代的叙事研究、传播研究、译介研究、比较研究直至新世纪的图像研究与空间研究,也都明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时代烙印,具有因时而变、与时俱进的鲜明特色,而《红楼梦》基于文学而又超越文学的典范意义与“实验”功能以及红学研究队伍的代际兴替与延续的确非其他经典之可比。其中新时期的开端是前后两大时段的分界线与转折点,1979年《红楼梦学刊》的创刊、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室升级为研究所与次年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的“三位一体”,一同促进了红学研究的持续繁荣。纵观红学研究历程中经久不息的学术论争,逐步形成了作者、版本、后四十回、脂批、题旨、叙事研究与论争的六大热点。其中既有如陈毓罴、刘世德、邓绍基《红楼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之类的综合性研究,但更多的是致力于专题性研究:作者研究方面主要有周汝昌《红楼梦新证》(译林出版社1953年版)、《曹雪芹小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献芹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吴恩裕《曹雪芹佚著浅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曹雪芹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等;版本研究方面主要有冯其庸《论庚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胡文彬《红楼梦叙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周汝昌《石头记鉴真》(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蔡义江《论〈红楼梦〉佚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刘世德《〈红楼梦〉版本探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至于有关脂批、后四十回、题旨、叙事或与此相关联的研究成果,则主要见于李希凡、蓝翎《红楼梦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蒋和森《红楼梦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孙逊《红楼梦脂评初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张锦池《红楼十二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王蒙《红楼梦启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吕启祥《红楼梦会心录》(台湾贯雅文化事业公司1992年版),梅新林《红楼梦哲学精神》(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等以及为数众多的相关论文。当前学界的热点是跨文本、跨文化的传播研究、图像研究与空间研究。

   2.“四大奇书”的经典诠释。与《红楼梦》一样,“四大奇书”也曾经历了从早期的“四段论”到美学研究、文化研究、叙事研究、传播研究乃至新近的图像研究与空间研究的依次兴替、与时俱进,但与《红楼梦》之间以及“四大奇书”内部都有不同重心的呈现与转移。《三国演义》聚焦于作者之争、版本之争、主题之争、形象之争四个方面;《水浒传》聚焦于作者之争、版本之争、主题之争、金圣叹评点之争四个方面;《西游记》聚焦于作者之争、祖本之争、主题之争、孙悟空原型之争四个方面;《金瓶梅》聚焦于作者之争、主题之争、性描写之争、形象之争四个方面。可见彼此在作者之争、版本之争、主题之争三个方面存在最大公约数,但具体问题与内涵又不尽相同,比如作者研究,尽管都存在着争议,但因《金瓶梅》至今作者无考,所以争议最大,除了相继形成的王世贞说、李开先说、贾三近说、屠隆说、王穉登说等五大说之外,还有诸多作者“候选人”;再如主题之争,各书都出现了诸多“主题”之论,若加上小说深层意涵的不同理解与阐释,可能显得更为丰富而复杂,但要以《三国演义》朝廷世界的“正伪”之争、《水浒传》江湖世界的“忠义”之争、《西游记》神仙世界的“神魔”之争、《金瓶梅》市井世界的“理欲”之争,也许更为提纲挈领、简明扼要。正因为“四大奇书”自有各自不同的学术焦点,诸如《三国演义》的谋略型、《水浒传》的江湖气、《金瓶梅》的性描写、《西游记》的游戏性,都足以显示各自不同特点与风采的关键所在。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四大奇书”作为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的经典之作,在其开创之初即登上了无可企及的高峰,则无疑是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正与“四大奇书”名实相副。就此而论,“四大奇书”除了需要深化各自独立的学术研究之外,还要重点强化贯通性的整体研究,尤其需要注重“四大奇书”各自独特“体式”的比较研究,美国汉学家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等都对此作了新的探索,浦安迪著作提出“奇书体”概念,富有启示意义。

3.《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的经典诠释。这两部名著都问世于清代前期,作者蒲松龄与吴敬梓皆有文集传世,学界也分别编有年谱,于是在《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与作者蒲松龄、吴敬梓及其文集之间形成两条学术主线,彼此可以相互参照、相互阐释,这是“四大奇书”以及《红楼梦》所无法比拟的。归纳《聊斋志异》研究重心,主要有蒲松龄家世生平研究、创作(包括渊源等)与版本研究、社会文化意蕴研究、艺术特色与成就研究四个方面,而在艺术研究方面,则聚焦于整体风格、立意构思、人物形象、小说语言等方面[1]。《儒林外史》与此互有异同,主要集中于吴敬梓研究、创作时间与版本研究、人物原型研究、创作方法与作品思想研究、艺术美学研究五个方面。由于《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所建构的是以女性为主体的狐魅世界与以男性为主体的士林世界,由此延伸于女性世界的理想寄托与士林文化的自我批判,所以尽管在否定科举制度方面不难找到彼此的共通之处,但无论在托愤讽世的题旨还是艺术创造之体式与方法上多有不同,并因此形成互有异同的两个学术论争之焦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在进入新世纪后,《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同样摆脱了先前普遍流行的“四段论”而趋于美学研究、文化研究、叙事研究、传播研究、比较研究、图像研究与空间研究,而传播研究、图像研究与空间研究显然还有广阔的学术空间;而就《儒林外史》研究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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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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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 2019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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