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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道德、逻辑与常识——读周志强《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与《阐释中国的方式》

更新时间:2020-02-16 23:57:30
作者: 王彬彬  
并不是对高速路管理者丧失了信心,而是对管理这些管理者的机制失去了信任。抗议激情的丧失,并不是社会趋于合理化的现象,反而是社会极端不合理化的产物。(第3页)

   这全书开篇的话,就让人不知所云,说这是语无伦次也并不为过。高速公路上因收费而拥堵,这与“龟兔赛跑”的寓言有什么关系?在这里,谁是龟?谁是兔?一方面说“人们似乎已经对这种现象麻木不仁了”,一方面又说“车内的怨气是明显可以感觉到的”,这让人怎样理解当时的情形?既然已经“麻木不仁”了,又如何“不断从车窗探出头来张望,焦躁的面孔写满了诅咒和无奈”?公路拥堵,车辆是一辆挨着一辆地平面摊开的,怎么能说成“堆积”?一个多小时里发生两起车辆碰撞事故,人们不断从车窗探出头来张望,并且脸上满是焦躁、诅咒和无奈,这说明人们其实已经怨气冲天了,怎么又说人们“心安理得地接受高速收费站这种‘高收费,烂服务’”?因为对管理这些管理者的机制丧失了信任,所以人们心安理得地接受“高收费、烂服务”,这又是什么逻辑?

   周志强教授接着写道:

   收费路段不同标准的收费,同时构造了这样一种国家与资本共同维系的敛财形式。在许多收费口,大大的红字书写出这样的标语:贷款修路、收费还贷。唯一令人觉得不解的是:谁在贷款修路?如果是国家贷款修路,那么在银行国有的前提下,修建高速路乃是这些资金的题中之意;如果贷款人是私人,那么不禁要问,既然国家有银行资金的支持,难道不能自己建设道路而为什么非要让私人来修建国之命脉的高速路呢?(第4页)

   读周志强教授这番慷慨激昂的话,我始而目瞪口呆,继而哭笑不得。周志强教授真是桃花源中人啊!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然而,却又偏偏极其热衷于谈论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大大的红字标语“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是指地方政府是从银行贷款修建了高速公路,政府因此欠了银行的债,需要收费来连本带息地还债。周志强教授以为,既然银行是国有的,国家就可以任意支配银行的金钱,这真是缺乏起码的社会常识。国家的财政支出,并不来源于银行系统,而来源于税务系统。至于周志强教授怀疑高速公路是私人贷款修建,就真让人不知说什么好了。在当代中国,道路,尤其是“国之命脉的高速路”,可以私有吗?如果连这些问题都弄不清楚,还有资格总是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高谈阔论吗?

   紧接着,周志强教授批判了当代中国的“地方集权”。在《裂变》第16至第17页,则写道:

   随着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展开与完善,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社群生活方式逐步消失,以风险为代价的现代社群生活逐步建立,人们承担风险的广度、强度增加了,而提供风险保障的社会机制却没有建立起来。

   几十年以前的中国,中国公民通过对“家族”或者“单位”的依赖体制,获得生活保障的信心。即使在最为穷困的时刻,国家(社会单位、家族村落)全面承担人们的生存风险,形成村落权力家族化、社会单位村落化的局面。

   时至今日,现代经济秩序和社会体制的转型,破坏了传统中国国家保障系统,对于竞争机制的整体引入,医疗、保险、住房和教育推向市场化的趋势,使得短短时间内把公民推入“自由而无助、无权而无助”的生存境地。其结果则是,国家减负,而公民加压。与之相应,“社会无助感”就滋生疯长了。(第16至17页)

   这样的论述,同样令我目瞪口呆,但却没有哭笑不得,因为实在笑不起来。这里表达的是对几十年来改革开放的质疑、批判,然而,用以与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形成对照的“几十年前的中国”,却不知说的是哪里。这里既说了改革开放以前的城市,也说到了改革开放以前的乡村。改革开放以前,我生活在乡村,对那时的乡村比较了解。周志强教授说改革开放以前的乡村公民过的是“以血缘为核心的社群生活”,是能够通过对“家族”的依赖而“获得生活保障的信心”,说那时的乡村是“村落权力家族化”,实在是完全说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乡村有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而土改运动的一个重大政治功能,就是摧毁乡村社会的宗法传统和宗法势力。而地主、富农、富裕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等阶级成分的划分,则是摧毁宗法传统和宗法势力的特别有效的手段,因为虽是亲兄弟,却完全可能属于不同的成分,因而也就属于不同的政治阵营、有着不同的政治地位。土地改革之后,有互助组、合作化运动,最后在乡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而以生产队为最基本的行政单位和核算单位。在那时候的一个乡村生产队里,完全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弟弟因为是贫农而当着队长,哥哥因为是富农而受着“管制”,是随时必须跪在大众面前接受批斗的对象。说那时的乡村是“村落权力家族化”,真是痴人说梦。相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的阶级成分取消,倒是真有宗法传统复活的趋势。说改革开放以后,某些乡村出现“村落权力家族化”的现象,那是很有可能的。至于周志强教授认为那时的乡村公民“即使在最为穷困的时刻”也能获得“生活保障”,那恐怕实在因为太年轻的缘故。

   文理不通、概念混乱的现象,在周志强教授的论述中也是普遍存在的。例如,上面这几段论述中,周志强教授一会用“几十年前的中国”这样的说法,一会又说改革开放“破坏了传统中国国家保障系统”。在周志强教授这里,“几十年前的中国”与“传统中国”是可以互换的说法,这也实在是荒谬的。知识界、话语界、学术界,对一些常用说法、习惯用语,总有约定俗成的共同理解,这是交流和讨论的前提。通常,说到“传统中国”时,决不能理解成几十年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

   周志强教授《裂变》的第二个专题是《青年正在“消失”》,其中这样说道20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年轻人,逐渐面临两种与此前的年轻人不一样的命运。20世纪70年代恢复高考,造就了大学校园中无数离乡背井的年轻人独立生活的状况。他们离开父母,虽然依赖汇款单,但是,经济却相对独立,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购买行为。盒带、言情或武打小说,因为有了这群年轻人,而逐渐成为流行商品。商人开始为了年轻人定制商品,在此之前,工厂很少把他们作为消费的主体来对待。当牛仔裤和文化衫成为商品的时候,“青年”也就变成商品文化的新的产物。在这样的时刻,中国的“青春文化”开始萌芽,逐渐取代了“青年文化。”(第25至26页)

   周志强教授在寻找所谓“青春文化”萌芽和流行的原因时,实在有些隔靴搔痒、买椟还珠。大学校园里有无数背井离乡、经济相对独立的年轻人,并非20世纪70年代恢复高考后才有的现象。在1949年后的十七年间,大学校园里有无数学生,却没有带来“青春文化”的萌芽和流行。后来,虽然取消了高考,但大学校园里有无数“工农兵大学生”,他们不但经济相对独立,而且经济条件一般比后来通过高考入学的学生好得多,但他们也没有带来“青春文化”的萌芽和流行。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盒带、言情或武打小说的消费者,绝不只是考入了大学的学生。更多的没有考入大学而高中毕业便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也是盒带、言情和武打小说的消费者。这个群体人数比大学生多得多,经济条件一般来说就更比大学生好得多了。谈论“青春文化”的萌芽和流行而忽视他们,显然是不合理的。实际上,如果真有所谓“青春文化”的萌芽和流行,那原因,首先在于时代的文化宽容,在于那个时代整体的精神气候,在于社会上洋溢着的青春气息。

  

   三

   文理不通、逻辑混乱、常识错误,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难以明确区分。继续举几个例子吧。

   在《裂变》中的《青年正在“消失”》专题部分,周志强教授对“80后这一代”的生存困境充满同情。在《裂变》的第31页里,周志强教授指出:

   9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社会文化状况是社会主义乌托邦政治逐渐熄灭和商品大潮中功利主义甚至市侩主义的崛起。这个时期,80年代知识精英主义的文化理想已经破碎,传统红色政治的信念逐渐空壳化,而校园里面的创业冲动和产业化热情,让处于成长时期的80后一代不得不重整其青春认同。中国社会的激烈动荡的大转变,造就了整体价值生产体系的去政治化和非道德化。(第31页)

   在这样的时代里:于是,作为一种代价,80后一代放弃了父辈们的激情政治冲动和审美道德规范,也相应失去了抗压和奋争的信念支持。而到了21世纪初,80后们开始走出象牙塔,走向油盐酱醋茶的现实人生。这个时候,现实的压力纷至沓来,种种改革的不良后果,几乎都由80后这一代来承担。(第31页)

   说“改革的不良后果”都压到了“80后这一代”的肩上,这实在是危言耸听了。“80后这一代”的父亲母亲不会同意,“80后这一代”的爷爷奶奶也不会同意。周志强教授一方面依据一种抽象的理论解读社会,一方面又把“80后这一代”作为一个僵化的整体来对待,所以会发出这种奇谈怪论。所谓“80后这一代”,到今天是四十岁左右的年纪。他们的生存状态,当然是千差万别的。这差别产生的原因,也不是单一的。这就不去细说了。这些人是我们的学生、同事、朋友、邻居。我如果对他们说:“改革的不良后果,都由你们承担了啊!”他们一定会惊讶、惶惑,不知我到底想表达什么。周志强教授之所以会屡屡发出一些奇谈怪论,缺乏历史常识、社会常识,缺乏政治常识、经济常识,是重要原因。

   《裂变》中有《思想的想象力正在衰退吗?》的专题,这一专题谈论的是知识界、文化界、学术界的问题。周志强教授这样评说莫言:

   莫言的写作,却代表了另外一种有意思的中国文学走势:比现实主义少了政治批判精神和社会反思意识,动不动就祭出“人性”“人类”或者“文化”这些空洞得足以营销全球的“口香糖话语”来捕捉同好者的懵懂迷离的眼睛,好像这才是世界级大师风范;又比现代主义多了历史、风土和故事,能以恢弘的气势和令人折服的故事,构造中国历史的“民族志”......(第136至137页)

   这番论述也看得我一头雾水。“空洞得足以营销全球”,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某种东西,越空洞越能大范围营销吗?再说,为什么“人性”“人类”“文化”这些话语是空洞的呢?这些话语在周志强教授的书中,也不难道见到,特别是“文化”,可谓触目皆是。再说,为什么“人性”“人类”“文化”这些话语,与“政治批判精神和社会反思意识”是不相容的呢?一部小说,为什么不可以既“祭出”了“人性”“人类”“文化”这些话语,同时又具有强烈的“政治批判精神和社会反思意识”呢?周志强教授认为莫言的小说创作“比现实主义少了政治批判精神和社会反思意识”,这意味着周志强教授认为“政治批判精神和社会反思意识”,是“现实主义”特有的,至少,是“现实主义”特别擅长的。这同样犯了常识性错误。文学作品中的“政治批判精神和社会反思意识”,与具体的创作手法没有必然的关系。用“现代主义”手法创作的小说,完全可以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批判精神和社会反思意识”,要举例,则举不胜举。如果说,周志强教授在别处犯的还是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常识性错误,在评说莫言时,则犯的是文艺学方面的常识性错误。

   《裂变》中有专题曰《精神分裂的途中》,其中说:

   自从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国家蓝图,中国社会就开始了自己的“造梦工程”。庞大的市场与灵活多样、不断变革的管理模式,生机勃勃的消费潜能与有条不紊的政治调控,这里面种种国家形象的良好设计,都与一个国家的总体梦想设计紧密关联在一起......(第227页)

这最后的省略号是我加的。这一段以及以下的一大段都重复出现在另一本专著《方式》中,这前面已经指出。我这里要说的,是所谓“造梦工程”问题。周志强教授认为,是“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国家蓝图”,中国社会“才开始了自己的‘造梦工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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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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