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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金友:大变局时代保守主义向何处去:特朗普主义与美国保守政治的未来

更新时间:2020-02-15 19:20:00
作者: 庞金友 (进入专栏)  
新现象、新变化层出不穷,新矛盾、新问题不断涌现。这些变革对政治发展的影响是多维度、全方位和深层次的,既是难得的契机,也是重大的挑战。除了要面对传统的对手,解决常规的议题,保守主义还要应对一系列全新的议题。

   其中,最棘手、最难缠的就是需要面对一个又一个的“后现代化陷阱”。

   所谓“后现代化陷阱”,是指现代化进程发展到较高阶段后所遭遇的困境与危机。它具有如下基本特征:一是必然性。现代化的发展并非总会一帆风顺,并不总是指向正向的进步和发展。岔路、弯路、歧路都是正常的,这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趋势。二是破坏性。它源自现代化,却反噬现代化。溯着启蒙 时代的美好目标和梦想,各国现代化的探索之路却波折不断,险象环生,一旦应对不慎,甚至有跨向反现代化和退回前现代化的危险。三是高阶性。只有 现代化达到一定程度才会遇到问题。换句话说,这是一种现代富贵病。那些 现代化程度低或发展水平不高的国家,连遭遇陷阱的资格都没有。四是个殊性。虽然后现代化的困境是必然的、是普遍的,但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各国在何时、何地、何种条件下,以何种方式呈现出来却各自不同。20世纪末,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重构、经济形态的变迁以及工业生产水平和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升级,全球化、市场化、资本化和民主化进程进人深度转型期。作为战后逐渐霸占世界舞台中心的超级大国,美国开始遭遇来自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全方位、多维度的冲击与挑战,危机四伏,困难重重。“后现代化陷阱”表现愈加明显。

   第一,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商品和劳动力流动与交换的速度和频率不断攀升,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民族、城乡的壁垒被打破,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世界公民等现代观念广泛普及,经济样态、价值观念、生产形式渐渐趋同。作为战后最具影响力的发达国家之一,美国既是全球贸易的轴心,也是文化输出的基地,更是移民迁徙的目标国。随着移民数量的激增,美国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利益格局频频洗牌,社会分化日趋严重。

   第二,技术革命持续升级。当今世界正在大步迈人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特征的数字时代。技术是一把双习剑,在为人类带来便捷、效率和舒适的同时,也对传统政治格局产生了颠覆性的冲击和影响,在政治秩序的构建、政治观念的传播、政治话语权的转移等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信息革命和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政治正以某种方式在改变着”。一方面,异军癸起的新兴媒体开始与一度一统天下的传统媒体全面较力,普通民众与政治精英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扭转;另一方面,网络参与的碎片化、社交网络的部落化对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构成了直接的威胁自媒体时代,受五花八门、形态各异却拥有惊人的同质化力量的社交平台的蚕食、抢夺和挤压,传统的公共话语、大众空间与社会根基岌岌可危,个性话语、小众空间与私人领地却喧嚣尘上“。第三,身份政治迅猛崛起。自启蒙时代以来,强调个人优先于集体的价值选择成为个人主义思潮的灵魂所在。进人当代,随着个人主义的深度发展,个人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强大、越来越积极,被过度推崇的个人价值、被过分强调的个人选择将现代”人“推向了一个近乎神化的危险境地,集体利益、普遍价值和基本善则被动后退,备受冷遇,甚至面临边缘化的危险。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不断削减普遍个体对公共领域、公共生活的关注度,不断松动个体对共同体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依赖感。这种畸形的发展态势最终造成了一个可怕的局面:自由至上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疯狂生长,社会信任和政治共识消解耗散,公共利益和共同体权威则面临崩溃瓦解的命运。于是乎;”以个人主义为内核、以 个体和私人为表征、以情感关联和文化认同为轴心,围绕各式各样的身份属性而形成的群体、组织和网络最终浮出水面“。进人21世纪,后物质主义浪潮喧嚣尘上,人们越来越珍视非物质的精神和意义,注重主观的体验和感受,并以此建构政治认同,激发社会运动。在最近几轮的总统选举大潮中,涉及移民、宗教、种族、性别等身份属性的议题占比持续攀升,政治精英和竞选团队乃至普通民众越来越习惯于诉诸身份政治题材制造政治议题,影响选举议程。

   第四,传统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被反向激活。随着大量外来移民的涌人,美国本地民众渐感不适。外来移民群体结构多元、成员复杂、利益诉求多样。他们利用一切机会抢占就业机会,心安理得地分享社会福利,不断提出权利诉求。渐渐地,他们已不满足于最初的平等、反歧视要求,开始以各种方式表达对美国制度、法律和习俗的不满,甚至提出”差异公民“优等待遇”等非分要求。对此,美国民众既失望,又委屈,更心下不平。他们开始重新审视“我们是谁”的问题,这种普逼遍的、被动的身份焦虑反向激活、同时也变相强化了美国本土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这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意识觉醒,在“失落的低收人白人群体”铁锈地带“的白人工人以及大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当中最为流行。和弱势群体、少数群体与非主流群体的诉求不同,这种”回应性身份属性“是为了自我保护,在摆脱”反向歧视“的同时,还有恢复原有优势地位和上层身份的初衷和企图。

   第五,多元文化主义深陷困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一直被美国人视为是解决族群问题的最佳方案。但没有想到的是,迈人21世纪不到20年,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已经千疮百孔、漏洞百出了。之所以出现如此结局,恰是因为多元文化主义暗含一个无可避免的内在矛盾:除非不让少数族群意识到自身的差异性,否则就会激发少数族群成员的族群认同;族群认同一旦形成,势必将不断与国家认同和公民认同疏离。没有哪个国家或政府能够做到让少数族群与多数族群一无二致、毫无差别。在现实生活中,少数族群遭排斥、歧视的现象极为普遍,抗议、示威此起彼伏。不仅如此,一些激进的少数族群甚至提出”差异公民“的诉求,要求获得比普逼公民更优厚的薪酬和待遇,从而招致美国本地居民的强烈不满,一种久未出现的排外情绪正在美国各地潜滋蔓长。

  

   三、“一切为了美国利益”:特朗普主义的行动逻辑

   作为没有任何从政经验和政治人脉的政治素人,初登总统大位的特朗普,不得不草草搭建一个行政班子,政府成员大多是经人推荐的。经过一年的时间,特朗普熟悉白宫的政治运作后,开始了频繁的人事任命。特朗普选人的标准很简单:在政治和外交上奉行强硬立场,在意识形态上倡导新保守主义,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美国国家利益至上,必要时不拒绝军事手段,在共和党中属于鹰派阵营。随着外交、经济及国家安全几个关键部巾的人事更迭的完成,特朗普初步建立起与自己理念、原则和立场最为一致的执政团队。特朗普不在意哪些理论和方针是共和党或民主党的,也不在意哪些经济政策和贸易主张是温和的或激进的,他只在意能否维护美国利益,能否确保美国利益至上。从这个意义来说,特朗普主义的行动逻辑简单而纯粹:兑现承诺,拒绝空谈,将更多的保守主义理念付诸实践。

   第一,确保经济复苏。美国经济的振兴与繁荣,是特朗普主义的首要任务。为此,特朗普想方设法、不遗余力地确保“两升两降”: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工资水平稳步提升,税收和失业率持续降低。有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的CDP比2017年增长超过3%,第三季度CDP的实际年增长率为3.4%,第二季度为4.2%,工人的工资实现近10年来最大的同比增长。与之相应的是,消费者的信心指数也飙升到了近18年来的最高点。与此同时,自特朗普执政以来,已经增加了近500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达到惊人的4%以下。特朗普还颁布法合确保妇女优先的经济权利,使妇女失业率达到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值。通过签署《减税和就业法案》,特朗普颁布了一系列旨在“清除美国经济复苏障碍”的规模空前的减税方案。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此次减税方案基于四个基本理念:一是为普通的、辛勤工作的美国人减税;二是为美国企业减税,恢复企业竞争力,让美国人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工资收人;三是让税法更简单、更公平、更通俗易懂;四是鼓励美国公司回归,海外资产回流“我们将会为中产阶级减税,为普通美国民众制定更简单、更公平的税法,我们将带回那些离开我国的工作和财富”。

   第二,重塑保守政治。从政治光谱的角度,很难简单描画特朗普的立场,因为“特朗普在名义上是共和党成员,政治光谱属于右翼而非左翼。但是仔细考察他的心智取向、政治理念(如果有的话)和政策主张就会发现,他在贸易和对外政策方面比希拉里·克林顿更左,但在移民议题上则比传统共和党更右。他鲜少通过主流媒体发言,而是惯用群体集会以及网络广场——推特, 像古希腊的民意煽动者那样与拥趸直接发生联系。与另类右翼一样,他不了解也不珍视民主传统和基本价值,不断挑战 '政治正确性'的边界,突破社会习俗和常规的底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一特征像极了激进右翼的个性和风格。虽然特朗普不属于这个阵营,但他对右翼政治的崛起绝对贡献不小。

   过去几十年来,主流的保守主义一直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将激进主义、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隔绝在主流政治理念之外。但特朗普通过无与伦比的破坏力,轻松地终结了保守主义在右翼政治中的主流地位,成功地突破了“政治正确性”的底线,为另类政治在美国政治中的崛起寞定了坚实的基础。另类右翼攻击的目标是主流保守主义和共和党的建制派力量,他们的目标不是革新,而是革命: 废弃保守主义,取而代之。在另类右翼看来,,主流保守派最大的问题不是对左翼自由派的背叛束手无措,而是对自身对右翼政治的背叛束手无措“在另类右翼眼中,问题不在于主流保守派面对自由派对自由主义的背叛视而不见,而在于主流保守派对于自身对右翼政治的背叛视而不见。因此,与主流保守派的任务不同,另类右翼从未打算把自由主义从进步主义手中解放出来,而是力争把右翼从传统保守派的手中解放出来”。

   特朗普主义的盛行,势必给美国民主的困境火上浇油。进人21世纪,美国民主陷人重重困境。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经济状况的恶化。民主制度之所以长期繁荣,是因为人们坚持自己的财富会不断增加的乐观预期。但近些年现实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却是贫富差距拉大、工资增长停滞、不平等加剧和劳 动力市场萎缩,人们对未来生活越来越悲观,这就削弱了人们对体制的信心,促成了激进主义和极化政治。与其说美国民主正在崩溃,不如说它正在恶化,“我们的分歧不仅出现在政治方面,而且深深植根于社会中”。二是政治信任的危机。民众与政府彼此之间不再信任。社会生活中出现大量的“不宽容群体”,生活环境不同,价值追求各异,缺乏达成共识的社会基础,更没有沟通交流的必要。数据显示,1960年,5%的共和党人和4%的民主党人反对他们的孩子与政见不同的人结婚。2010年,这组数字分别上升到46%和33%。政治分歧的黑手正在无情地撕裂美国社会。三是政治信念的匮乏。政治淡漠流行,人们不关心政治,投票时也毫无理性而言,更多的时候只是追求一种模糊的不确定议题和导向,甚至常常屈从于固有的阶层观念。人们对民主原则的信心日益低落,对于传统政治价值的认同开始模糊,对民主制度丧失了信心,种族认可和愤怒情绪不断攀升,身份政治的泥潭日益显现。

特朗普如何应对这些困境呢?为了迎合恐惧和仇恨,特朗普捋民众的愤 怒直接引向了“穆斯林人境禁命”和“墨西哥边境高墙”,而这些政策实际上没有一项会给特朗普支持者的生活带来实质的改变。也许,这原本就不是特朗普的目的。为了坚定信念,重拾信心,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这种建立在对历史的神化、理想化之上的政治话语,不会鼓励选民们去思考未来,而是促使他们转而开始思考已经失去的东西。这种怀旧情绪是一种精心设计 的策略,有遮掩特朗普缺乏解决现实问题能力的嫌疑。更为关键的是,特朗普主义正在毁坏美国民主的“柔性护栏”。众所周知,规则、惯例和习俗一直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强大支撑,如法治原则、新闻自由、三权分立、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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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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