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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宋诗再想像

更新时间:2020-02-13 17:57:34
作者: 龚鹏程 (进入专栏)  
不可求之于形名度数者。

   徐先生没弄清楚这些曲折,也忘了治史时作为证言的材料,其本身很可能就已带有某些历史诠释在,应该仔细地予以过滤。所以他分析的“山谷怎样学杜”,可说毫无意义。

   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徐先生的解释破绽甚多,并未达成他原先的企图。不过,就问题意识和方法论的自觉来说,徐先生的表现,至少在他那个时代,确实无人能及。

   三、

   他对宋诗的研究,是一种进行艺术风格分析的方法:借着“唐”与“宋”的对比,把宋诗界定为一种艺术风格,然后再尝试着说明这一风格的特征。

   他很清楚艺术风格是由一堆特性结合而成的,这些特征会形成一互有关联的特征群集或结构,并带有某种侧重点或连续性,作为各个具体事项的构成原则而出现。因此,具体事项若脱离了这个原则,就面目模糊,无法辨识。

   例如哥特式建筑的特征是:尖尖的拱门、高高的拱项、高度倾斜的房顶、细长的柱子、薄薄的墙壁、巨大的有色玻璃等。巴罗克的建筑风格则是幽深、开阔、具有有机规律性和相对清晰性等。这些特征不单独琐碎地存在,而是有一构成原则的统合群集。脱离了这整体构成原则,长柱子、尖拱门便不代表什么意义;光看尖拱门也不能抓住该时期建筑的风格。

   换言之,宋诗之所以为宋诗,不只有时间意义;研究宋诗,也不只是在研究“宋代的诗”。宋诗是具有艺术风格学意义的研究物件,所以必须讨论形成这一风格类型的特征是什么,而不能顺着时间,叙述自王禹偁到谢叠山各有些什么诗。

   其次,宋诗因其具有某些特征而成就为一种宋诗风格,但并不能说所有的宋朝诗都有宋诗风格。

   犹如巴罗克风格的年代和地理分布是在1550年至1750年的欧洲,可是并不是此一时期全部艺术都是巴罗克风格的。不过,在这两百年欧洲文化及其艺术表现中,会有一种最典型、最基本、最独特,又最能解释该时期各种艺术及文化分支的特征。具有此一特征者,我们即称它属于巴罗克风格。

   而宋朝诗中,最能显示宋诗之风格特征的,当然是黄山谷所开创的江西诗社宗派。

   这就是徐先生想借着前人对江西诗派的描述,看出宋诗的基本风格特征,并考察风格特征形成的原因。

   这不能不承认他有过人的识见和方法的自觉。但他毕竟不免于夹缠和误解,亦未抓住宋诗发展的线索和主要问题,原因又在哪儿?

   风格特征的描述,可以指向那些能从感觉上直接观察的性质与关系(例如:红色),也可以指向那些具有确切文化含义的性质和关系(如十字架暗示基督教)。特别是后者,汤玛斯.门罗(Munro)曾论及:

   暗示出来的理性含义、思想和情感态度,本身就可以是

   艺术作品和风格的必要组成部分。它们可以成为一种特殊风格的主要特征。风格概念不应局限于艺术表面的式样或狭义的形式方面。例如在文学中,它可以包括表达的思想、信仰和态度,也包括表达它们的方式。要对艺术品中那些可以观察到的风格进行描述,除了从理论上分析它们的因果关系之外,还要描述它们表达的深层精神含义和基本的心理与情感态度:“时代的精神”。

   徐先生显然就是没有触及宋朝的时代精神,所以一方面他所观察的风格特征,仍局限于句法字眼格律等形式;二则构成这一形式的因果关系,由内说,是黄山谷个人的创造用心,由外说,是他所分析的六个原因。

   但历史情境的构成因素颇为复杂,无论如何累积因果分析,历史情境的意义及其与论述项的关系都是无法充分把握的。

   而个人的艺术天才,又是自发的、不受外界影响的,为什么欧阳修、王安石、黄山谷等人会不约而同地走上素朴平淡的风格呢?

   第三,素朴平淡,可以用来描述宋诗的风格。然而何以选择素朴平淡?此一美感价值的选择,有无深层的精神含义及心理态度?在美学上,此一选择是否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假如这些问题并未获得处理,那当然不是究极之论。

   同时,作为一个风格描述语,“素朴平淡”的描述效力是不够的,它只指涉了风格的表现,不能说明形成及展开风格的力量;也不能以“素朴平淡”作为宋朝诗其他艺术门类、其他文化倾向的整体说明。

   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使用“知性的反省”一词,来描述宋诗之基本风貌的原因。

   四、

   知性的反省,是我所界定的宋代“时代精神”,为其文化之特质。透过对宋文化的理解,我们才能较准确地掌握宋诗。

   这种说法,与一般浮泛地说要了解一个时代的文学应了解该时代的文化是不同的。我不是历史论的批评家,也不是社会文化论的研究者,我的处理,在《江西诗社宗派研究》《诗史本色与妙悟》等书中,自成一论述脉络。这个脉络,大概是这样:

   (1)研究宋诗的人,无论他是尊宋还是贬宋,几乎毫不例外地都会采用唐宋对比的方式来讨论宋诗之发展与特质。因此,我们必须晓得“唐”与“宋”代表着两种互相对照的美感风格。唐诗与宋诗,不仅是时代的划分,更有本质上的差异,展现了不同的风格形态。

   (2)宋诗这种风格形态,并不是孤立的表现。一方面它显示了宋文化整体的倾向,与文、书、画、理学、史学、经学一样,具有宋文化的基本特质;另一方面,整个宋文化,似乎也可以宋诗的表现为典型,最足以代表宋文化。

   (3)这种宋诗和宋文化的特质,我们可以用“知性的反省”的精神来概括。

   (4)此一知性反省之精神,是因面对唐代中期所出现的文化变迁使然。中唐的社会文化变迁,甚为剧烈,故思考变迁后的社会应朝什么方向走,在新的文化走向中存在着什么问题,即为中唐以后之宋文化所关切之时代课题。

   (5)以诗来说,开创新风格的杜甫、韩愈,就显示了这种变动。而杜甫、韩愈所形成的诗风,以及他们作为“变迁的典型”,对宋朝有极大的影响。但反过来说,宋朝人对这样的典型究竟能不能作为未来的指标,也争论不断。

   (6)晚唐五代,姚合、贾岛、许浑等人,代表了另一种典型。这一典型跟杜、韩等人所代表的典型,在宋朝一直在竞争着。但整体说来,是杜韩为主、姚贾为辅。

   (7)欧阳修喜韩而不喜杜,黄山谷喜杜而不喜韩。经由北宋时期这些人自觉的努力与价值的选择之后,宋诗的方向大抵即是依中唐所开启的诗风而发展的。

   (8)自觉地建立诗风与方向,不仅在做价值的选择,更要处理其中所列含的问题。例如杜韩诗风与汉唐诗歌传统不同,何者较符合诗之“本质”?若二者有所冲突,应如何融合?汉魏三唐的抒情精神,可能产生何种问题?怎样从知性的反省上去解决?主知的创作又会使诗偏于议论说理,应如何使知与感相融?……诸如此类,逐渐形成“法/悟”“知/感”“赋/比兴”的辩证融合理论架构,以及诗之“本色”的讨论等。

   (9)此一辩证融合的进路,乃一种超越的处理,讲究“援毫之际、属思之时,以情合于性,以理合于道”,所以是一种技进于道的创作形态。

   (10)然而此一创作形态,是由知性的自觉中逐渐省察而得的,所以只是在理论上超越辩证地解决了一切问题或预示了解决的方向。是知道要技进于道,而不是表现为技进于道,所以在创作上仍不免有技有知有法。元明清三朝之诗与诗论,即缘于此一内在困境而继续处理之。

   我以为,通过以上这十条题纲,我们才能够说明宋诗之发展理路及其中所包蕴的一切问题,才能明白一种文学体类如何在时代文化中贞立本身的价值与地位,才能解释诗与其他各文化体之间内在的关联,才能探讨文化变迁与文学体系中常与变的规律。对宋诗的研究而言,我不以为还有其他的方法或途径比这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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