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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殿青:如何捍卫我们的生命权力:福柯论医学与政治的共谋

更新时间:2020-02-12 23:42:10
作者: 陈殿青  
”同样,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社会政治宏观层面上 的理性原则的确定,也并不意味着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全面的合理化。

   三、不要把权力当作统治整体的单质现象,权力关系是在社会内部发生、发挥作用的复杂多样的奴役。在权力关系的底部并不存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那个充当一般模型的二元的无所不包的对立。相反,权力关系是广为散布的,权力在无数地方得到实施,在不等关系和运动的相互作用中实施。因此,我们应该把权力作为流动的东西或作为只在链条上才能运转 的东西从而加以分析。权力从没有确定的位置,从未落在任何人手中,不是一件被人占有的 商品或是一笔财富。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此,作为网结的个人既受限于其他人又限制其他人,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权力分析不应该把个人或集体当作基本的核心、初始的原子,而权力依附在它身上。实际上,肉体、话语和欲望被认定和被建构为个人,正是权力的最初结果之一,权力正是通过它建构的个人来运行。

   四、福柯的权力分析方法的关键所在,即我们不应从权力的中心出发对权力进行推演,试图去看它在下层延伸至何处,在甚么范围内被生产,被重新带到直至社会最小的要素。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对权力做上升的分析,从它最细末的机制入手,沿着它的历史轨迹、它实施的技术和战略出发,再观察越来越普遍的机制和整体的同质形式怎样对权力机制进行投资、殖民、利用、转向、移位、展开。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上升分析”(analyse ascendante) 的终点并非某种普遍的、确定的理论,而是由此获得审视社会机体中异质权力空间及其断层的视角。事实上,福柯本人对诸如疯癫、性、规训中的权力效应的分析,都是从最低层开始,在社会的基本细胞里历史地调查权力机制如何发生作用。

   最后一个原则,福柯承认庞大的权力机器会伴随着意识形态的生产,但是,权力在自己的微末的机制中运转时,则没有也不需要意识形态的伴随和建构。在权力网络所及之处,存在更多的是知识形成,是一些观察的方法、记录技术和权力运作需要的实际工具,而不是意识形态,因此,权力是知识积累的结果,权力运行需要观察方法、记录技术、调查程序以及控制 装置等等。

   权力的微观分析法是与利维坦模式相对的一种权力分析方法。利维坦模式塑造了一个国家和统治权作为中心,然后从这个中心出发对权力做自上而下的分析。与此相反,福柯关于权力 关系的研究则是“去中心”的,权力不再能够按照意向性来分析──“谁拥有权力以及他的 目的是甚么?”权力研究不再能够完全集中于合法的、机构化的权力中心,如国家机构。福 柯认为,必须避免司法主权和国家机构的有限领域,应该从事一种关于权力的自下而上的分析,即如果权力产生出了各种各样的后果,那么只有在下面,在它运作的最细末的点上来分析权力才能察觉出这些后果,而人的身体是最恰当的分析点,在这个点上,权力的微观分析能够有效的展开。正是这种关于权力作用于身体的微观分析产生出了福柯的惩戒权力和生命 权力的观念。通过这种关于权力作用于身体的的微观分析,福柯揭示了惩戒权力、生命权力和统治权之间三足鼎立的局面。

  

   三权鼎立:权力的衍生

  

   文艺复兴之后,统治权理论描述的那个至高无上的模态和组织方案的权力在民主力量膨胀、 工业化道路加剧的社会中变得再也无力支配经济和政治个体,以至于有太多的东西既在下层又在上层,既在细节上又在整体上脱离了旧的专制的权力机制。为了找回尊严,重新控制社会,权力开始了痛苦地变异或分化,其行使方式也被迫从公开野蛮的统治变为隐蔽的威慑。权力的变异产生了两种与统治权理论描述不同的权力机制:惩戒权力和生命权力。需要指出的是,新的权力机制并不是要取代统治权的古老权利,而是补充它,新的权力并不是取消旧的权力,但是将进入它、改变它。

   新的权力机制完全不能用统治权理论的术语描述和辩护,但它们共同存在。新旧权力机制根  本上的异质在新的权力机制日益壮大的情况下为甚么没有带来统治权理论大厦的坍塌呢?为什么统治权理论在君主的头被砍下的情况下不仅继续存在,而且继续组织法律原则并供给欧洲呢?为甚么统治权理论作为意识形态和重大组织原则能如此持久呢?福柯认为,一方面因为统治权理论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卖主求荣调转了炮口,从维护君主政体转为“反对君主政体和一切阻挠惩戒社会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统治权理论和“以它为中心的有关法律规则的组织可以在惩戒机制之上附加法律体系,从而掩盖前者,抹去惩戒中固有的统治及其统治技术的因素”。最终应允统治权的民主化,使人们产生了统治权在自己的手中的幻觉。

   统治权虽然没有消失,但是它们必须作出妥协,出让部分领土给惩戒的权力和生命权力。传统的统治权理论围绕统治权这个中心从上到下对权力进行宏观分析,把权力视为某种先于其实施、具有恒常齐一性质的事物。但是这种权力分析不能正确地解释众多的微观权力关系, 因为细微的权力关系弥漫于身体、性、家庭、亲属关系、话语等等之中,而在这些细枝末梢的角落里,宏观权力机制缺场了。十七、十八世纪,一种新的权力机制-惩戒的权力-应运而生,填补了统治权无法入驻的领土。这种新型权力机制是建立在人类科学基础上的,它利用科学话语通过诸如家庭、学校、行政机构、医药卫生机构、监狱等作用于人的肉体、人的灵魂,从而既能提高他们的力量和提高他们的效率,又能使他们驯服,最终保证社会的内聚  力。统治权话语中的权力源自法律规则,它的实施是一种司法程序,惩戒的权力与法律是不兼容的,它有自己的话语,它是知识创造的工具和认识的复杂的场,它站在知识巨人的肩膀上。这样,至此至少已经存在两种权力机制:一种是围绕统治权的法律机制;另一种是通过惩戒运转的权力机器。权力同时通过法律和惩戒技术运转。前者权力运作的机器是国家、军队、警察、法律等,这时权力主要是否定的、禁止性的。而后者的权力主要运作在家庭、学校、医院、监狱等,在这里,疯子被排斥,儿童的手淫被监视和被禁止,人们被严密的监视,处于全景敞视的状态之下,通过惩戒和规训,这种权力制造出符合社会需要的、人们可以从中获取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主体,因而,权力不仅是压抑的、否定的,更是生产的、肯定的。

   惩戒的权力试图支配的是人的群体,以使这个人群可以而且应当分解为被监视、被训练、被利用并有可能被惩罚的个体,“它以肉体为中心产生个人化的后果,它把肉体当作力量的焦点来操纵,并同时使这个力量既有用又顺从。” 十八世纪下半叶,又出现了另一种权力-生命权力,它也是针对人的群体,但不是使他们归结为肉体,而是使人群组成整体的大众,这个大众受到生命特有的整体过程(如出生、死亡、生产、疾病等)的影响。惩戒的权力形式以个人化的模式沿着人-肉体的方向完成,福柯称之为肉体人的解剖政治学;生命权力以大众化的模式沿着人-类别的方向完成,福柯称之为生命政治学。

   这样,至今在权力家族最终形成了统治权、惩戒权力和生命权力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正如 吴蜀联盟抗曹一样,后两者也似乎结成了联盟,合力与统治权争夺地盘,那么,生命权力有哪些领地或是势力范围呢?首先,控制出生率、死亡率、人口繁殖等一类的生命的整体过程,最终实现人口质量的全面提高。福柯认为,十八世纪下半叶当出生率、死亡率、人口的 繁殖等这些过程与所有经济和政治问题相联系时,它们就成了知识的物件和生命权力控制的 首要目标。例如,人口统计学对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进行调查,得出人口过多或过少的结  论,然后,通过各种途径控制出生或鼓励生育,达到干预整体出生率的目的。中国二十多年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为福柯的生命权力说做了一个恰当的注脚。防止并消除流行病是生命权力控制死亡率的重要内容。事实上,流行病已经不仅仅被看作一种病,它也是对人的力量的剥夺、工作时间的消减、经济代价的付出,它既有治疗的代价,又有生产的损失。如2003年春天在世界很多国家流行的非典型肺炎,不但对人们的生命造成了重大威胁,制造了巨大的社会恐慌,而且还直接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政治权力也受到挑战。因而,它最终导致了政治与医学的联盟共谋,权力在它们的共谋中穿行。生命权力的这些功能导致了十八世纪末开 始出现了一种新的医学的诞生,其主要功能是公共卫生,“包括协调医疗、集中信息、规范知识的机构,还有开展全民卫生学习和普及医疗事业的活动” 。生命权力干预的第二领域则是为弱势群体庇护,为因偶然事件而丧失生活保障人提供帮助。这些人包括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受到意外事故伤害的人,残疾人以及其他各种异常人。针对他们,生命政治学不仅要求建立救济机构、医疗机构,而且还要建立一些更健全、更经济的机构,如保险、个人储蓄、社会保障机构等;生命权力最后一个领域是对人类负责,对人类的 生存环境负责。即为了人类的持续长久的利益,权力承担起了环境保护、保持生态平衡的重任。

   随着生命权力的实践,国家开始负责把人口当作资源加以管理,政府利用生命权力话语使身 体成为社会关注的物件,并利用社会政策这类工具制造特定类型的人口。例如,卫生政策用 来保证人口的健康状况,制造健康的劳动力。禁止同性恋的政策确保人把性能量用来繁衍后代,制造出国家未来的公民、工人和消费者。由此可见,人们的肉体被视为资源,可以用来 满足社会利益、国家利益。

   生命权力作为权力的第三种形式,与前两种权力有重要区别。福柯认为,统治权理论在对权 力的绝对支出中建立绝对权力,这种权力在君主专制的历史中是独裁的、阴暗的,是“使人 死”的权力,能够置人于死地,君主的权力只能从他们可以杀人开始有效果。统治权理论话语中的权力在君主的头被砍下之后,变换形式依然存在。与此不同,生命权力旨在提高人口质量、优化人们生活,使人们更好的生存繁衍下去,因而,相对于统治权的权力,它是“使人活”的权力。

   惩戒权力与生命权力既有重叠又有区别。前者围绕肉体产生个人化的结果,它把肉体当作一种有力量的有机体,并试图把这个有机体驯化为既实用又顺从的力量。而后者一方面也涉及肉体,但并不是围绕肉体以肉体为核心展开,而主要是作用于生命,集中在人口或大众身上,“它试图控制可能在大众中产生的一系列偶然事件,控制或改变其出现概率。”生命权力不是通过对个体的训练,而是通过生命总体的平衡,达到某种生理常数的稳定,实现人类整体的安全。福柯认 为,这两种权力机制一个是惩戒,而另一个是调节,处于不同的层面,也正是这样,它们才不会相互排斥,而且可以结成同盟,可以说,大多数情况下,针对肉体的惩戒机制和针对人口的调节机制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在微观领域内,两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人和社会进行塑造和管理,与在宏观领域和整体范围内运转着的统治权形成犄角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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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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