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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慈禧太后与义和团之十一

——百年功罪义和团:戚本禹如何 背弃先贤认知?

更新时间:2020-02-12 10:29:30
作者: 安立志  
不晓得他们也是和我们同在一个世界上一样生存而且比我们进化的人类同胞,却说他们是‘鬼子’,是‘夷狄’,这种愚暗无知的结果竟造出来一场义和拳的大祸。由此看来,到底是知识、思想危险呢?还是愚暗无知危险呢?”(《李大钊全集》第二卷,页344)李大钊提出的问题振聋发聩,事实上他在当时已经给出了正确答案:“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

  

   鲁迅对义和团的评价一以贯之,1925年6月16日,鲁迅在《杂忆》中写道:“我们现在所要使人愤恨的是外敌,和国人不相干,无从受害。可是这转移是极容易的,虽曰国人,要借以泄愤的时候,只要给与一种特异的名称,即可放心剚刃。……现在就可用国贼,汉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庚子年的义和团捉住路人,可以任意指为教徒,据云这铁证是他的神通眼已在那人的额上看出一个‘十’字。”(《鲁迅全集》第一卷,页238)鲁迅的文字深刻而尖利,在短短的文字中,他道出许多政治家需要用鸿篇巨制来阐述的思想。想一想,历次政治运动中,无数正直而善良的人士遭到无妄之灾,不都是被加之以“叛徒、特务、走资派、历史反革命”等各种捏造的罪名而惨遭杀害的么?

  

   胡适对义和团的评价是一贯的,1928年6月24日,他在《请大家来照照镜子》中写道:“不要尽说是帝国主义者害了我们。那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的话!……我们从不曾悔祸,从不曾彻底痛责自己,从不曾彻底认错。……现在中国全部弥漫着一股夸大狂的空气:义和团都成了应该崇拜的英雄志士,而西洋文明只须‘帝国主义’四个字便可轻轻抹煞!”(《胡适全集》第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32)如同他的“充分世界化”被误解为“全盘西化”一样,胡适这一论点也容易引起误解。这让人想起另外的命题,即国人往往把“落后就要挨打”挂在嘴边,却往往不肯深入思考,为什么中国总是落后,为什么“挨打”的总是中国?不能不说,胡适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一句“万恶的帝国主义”,一句“西方敌对势力”,就把对方一笔抹煞了,至于敌对势力优劣何在?长短如何?却拒绝思考,拒绝与闻,于是“现在中国全部弥漫着一股夸大狂的空气:义和团都成了应该崇拜的英雄志士”,可惜的是,胡适的预言后来竟然变为现实。

  

   应当指出的是,这些辛亥革命时期或受辛亥革命影响的思想者,在他们留传下来的文字中,他们对于义和团的评论,其思想与观念多数是一以贯之的,只有两人例外,那就是担任了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和实行“三大政策”时的孙中山。此时的他们,大概囿于革命立场的思考,回避过去的意见,罔顾历史的事实,无视基本的逻辑,片面地将庚子国难归结于外因即八国联军一方,为义和团的盲目排外与野蛮杀戮进行辩解。有幸的是陈独秀毕竟是一个清醒的学者,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在他穷困潦倒的江津晚年生涯中,学人的良知再次返回了他在《克林德碑》一文的立场。

  

   回溯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的思想者对于义和团动乱的反思,有几点论证的警句与思维的火花特别值得珍视。梁启超指出:“国脑不具,则今日一拳匪去,明日一拳匪来耳。”陈独秀指出:“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李大钊指出:“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胡适指出:“现在中国全部弥漫着一股夸大狂的空气:义和团都成了应该崇拜的英雄志士,……”

  

   笔者特意摘取这几位思想家的论述片断,即可看出,时间已经过去一个世纪,他们的思想仍然具有历史的穿透力,历史在他们身后几十年再次重演了。

  

   1967年3月30日,最高权威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第五期,刊登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是一篇来头很大的檄文,最高领袖亲自对文章进行审读与修改。此文的政治意义是吹响了批判最大

   “走资派”的号角(文中不点名地批判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文的文化意义,自然是为半个多世纪前的义和团动乱张目与喝彩。

  

   文章对义和团是如此定性的,“震撼祖国大地的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这是一次表现了中国人民历史首创精神的伟大运动。”义和团动乱既然如此“伟光正”,当然是不许妄议的,因此,作者声色俱厉地强调,“对于义和团的革命群众大造帝国主义的反、大造封建主义的反的革命运动,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是歌颂还是仇视?这是检验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一块试金石。”

  

   如果运用戚本禹这块“试金石”来检验,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这些思想先哲和革命先贤对义和团的所有评论,显然都是“假革命”与“反革命”。戚本禹在文章指出,“在义和团运动中,青少年是一支最生动、最活跃的力量,他们在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浩浩荡荡的革命群众,头裹红布,腰缠红带,鞋镶红边,手持大刀长矛,在大街上威风凛凛地游行。”一片“红海洋”中的义和团,像不像“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小将?“他们把驻有外国使馆的东交民巷改名为‘切洋街’,御河桥改为‘断洋桥’”。这与“文革”中大批出现的“反修路”、“反帝桥”如何?戚本禹没有提到的火烧英国代办处,与当年义和团强攻东郊民巷外国使馆如何?甚至1939年就来到延安,全程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白求恩式的医生汉斯·米勒先生,“文革”中在北京街头散步,竟然因其长相遭到红卫兵的盘问与围攻,并被扭送派出所。

  

   想想前述几位思想家的言论,历史是如此惊人的重复!诚可谓“今日一拳匪去,明日一拳匪来耳”,他们都是天才的预言家,这是中国国情的悲剧,还是中国政治的误区?不要以为这段浩劫已经成为历史,这些思想家的预言仍然没有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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