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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慈禧太后与义和团之十

——​八国联军占领区:国民劣根性之“顺民习性”

更新时间:2020-02-12 10:27:52
作者: 安立志  
原来十国尽王师。

  

   排外原非历史耻,劳师毋乃国民羞。

   郎君热血侬清泪,枉作无情江水流。

  

   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史密斯(明恩溥)也是目击者,他在著作中同样记述了联军占领北京后,京城“顺民”的种种表现:“八国联军刚刚占领北京并且划分了各自军队的巡防区域,中国人就开始适应这种新的关系,就像水根据容器改变形状一样轻松。日本人由于和中国人使用同一套书写系统,因此率先进入了这一新领域。三天之后整个城市都插满了印着红色圆盘的小旗,无数房门上都出现了‘大日本帝国顺民’的字样。有一段时间经常可以看到手拿小旗的中国人,旗帜的上半部分是空白的,下半部分写着‘顺民’,根据个人情况把具体国家的名称填进去——这可谓是对‘爱国主义’令人惊讶的补充。街头碰见十个人,八个手里都会拿着各国国旗(只是做工粗劣的模仿品,一下雨图案就会淋得不成样子)。中国人经常建议彼此不要‘学外国人’,现在却是这么个结果,这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少见的。并非只有旗帜成为向陌生异国表达忠心的手段,英语本身也惨遭蹂躏。哈德门街头用破布拉出了‘归日本’的英语横幅,另一块木牌上写着‘好大老爷,不要开枪,我等顺民’。……一座不久前还是义和团总部的庙宇门前现在已经刻上了‘上帝基督民’的字样。街巷的剩余部分也插满了请愿的标语——‘官老爷留情,我等顺民’”。(《动乱中的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页253-254)在这个外国传教士的记述中,有一句话格外刺目,中国人“就像水根据容器改变形状一样轻松”,那意味着可以接受任何人做主子。这不正是中国传统思维中的“有奶就是娘”、“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动写照么?

  

   从这些史料来看,京城被占领之后,这些“天子脚下”的中国臣民争做“日本顺民”,似乎颇为扎眼,原因之一在于日本文字与中国文字的相通与相似之处。这其中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侵略强盗的虚伪狡诈与故作正经,从而展现了一幅十足的“狼外婆形像”。《庚子大事记》有载,“洋兵入城之后,日本先占户部银库,以库内尚存银三百万两之数,此次日本劫得公私两款,较他国为多焉。”(《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册,页28)“东城戛戛胡同宝中堂府第,有银三千万两,藏于井,由其仆引线捞出;该家人托友婉言,以十五万两为报效,日本不听,悉数载还东瀛。”(同上书,页30)许多史料证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这些外国强盗进行了一场毫无顾忌的抢劫比赛,而其中获利最多者就是日本。就是这样一个掠夺大盗,竟然充当起帝都沦陷区的“大救星”。这似乎是37年后日本全面侵华时“中日亲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预演。“(1900年闰八月)二十四日,日本因民间乏米,开旧太仓以发粜,每老米一石,易银二两五钱。于是后先将京、通各仓粮食,悉数以轻价发粜;故京师虽遭兵燹,而米粮可无愁匮乏,市价亦平。日本于兹既市美名,又得沽价,京、通十七仓之粮食,所得不赀,可满其欲壑矣。”(同上书,页34)从这种情况来分析,战乱之中的北京百姓,竟能从日本手中买到廉价的粮食,因而甘当日本“顺民”,这样的报道显然存在一些为其假象所欺骗的部分。

  

   从事历史资料的整理,最应强调的是客观与中立,应当最大限度地排除感情色彩与倾向性。《庚子大事记》的作者杨典诰,履历不详,从其留下的史料推断,应为清廷的官绅。他对八国联军占领下的北京,记述是相当详尽的。其中有这样一段,“美界绅民以归美国暂管以来,地方安谧,刁斗不闻,于是制造万名旗伞匾额等,用鼓吹送至美提督暨兵官等四份,以志感铭。自是各界一律照办。美国为地球上称极治之国,今观其来京举动,不若各国之横行强夺,奸淫惨杀;惟一意保护地方,俾阛阓高枕无忧;当与日本同为环球文明第一国也。”(同上书,页35)强盗似乎也有好强盗与坏强盗之分,至少他对美国占领区的社会治理是赞许的。在这段记录中,又提到了日本,从而使上述引文得到印证。

  

   这些来自世界各国的侵略者,无疑罪恶昭彰。然而,一些侵略者却“老虎戴捻珠——冒充善人”。许多史料证明,在占领北京的军事行动中,德军是后继者,但其行径却是最为凶恶、残暴的。德国以其公使克林德被清军杀害之借口,不仅要求各国接受了德军统帅瓦德西作为八国联军的总司令,而且在这之后,德国“台面上”的政治、军事行动以及“台面下”的杀戮与抢劫,在所有侵略者之中也是罪行累累、罄竹难书的。史料记载,“(1900年闰八月)初五日,自德人分界以来,虽出示安民,而各兵之骚扰如故,致居人不安,陆续尽室以行,仅留笨重器具。……德界官绅以德人横行,日拉大车挨胡同搜括,且每日早晚两次拿人作工,无不痛心疾首。”(同上书,页31)当德军得知美国占领军得到北京居民的“万名伞”之后,竟然恬不知耻地向其驻区的官绅主动索要。“德人见美界人民制万名旗伞,用鼓吹送至美提督各官,铭其保护之忱;于是德人欲仿行之。有数兵官至魏染胡同广源银号,问其执事,言美界绅民既送旗伞于美官,德界亦宜如是,尔其首倡此举为要。广源执事答言,德界百姓因劫掠骚扰,均迁徙出境,街巷竟不见一人,万名伞等一家一名,今家家逃避,何从得其名乎?德官言,尔既住此,印一名伞亦无不可。后又令舌人到店言之,于是该银号于无可如何之中,设法劝办,勉送两伞以了事。”(《同上书,页35)由此可见,这类“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胳膊拧不过大腿”式的“顺民习性”,或者确如狄葆贤所说的“迫于时势之不获己,腼颜求活”。然而,德国占领军作为的侵略强盗,做了婊子还要别人为其竖牌坊,倒是无耻之尤了。

  

   鲁迅关于“奴隶”的两种状态,也可用来描述“顺民”。周作人在称引《平等阁笔记》史料后评述说:“中国自唐以来即常受外族的欺凌,而其间之本族政府又喜以专制为政,人民的一线生机盖唯在叩头而已。‘德政碑’、‘万民伞’可也,牌中写‘兴、盛、昌、水’亦可也,皆以标语表示叩头,至其对象之为中为外则可无论也。”(《瓜豆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183)一个用刀笔刻划状态,一个用淡墨剖析原因。兄弟二人南辕北辙,在这点上却有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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