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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如 等:急疫乱,思墨家——紧急疫情下的墨家对策

更新时间:2020-02-12 10:00:14
作者: 顾如    
而慎到这些齐法家,比较公认的是属于道家。刚才我提到“左右”。儒家就非常的左。他们讲求“以孝事君”,“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的大一统。整个的属于“左”。杨庄道家则非常的“右”。杨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面对公共危机,儒家和所谓法家肯定是依赖政权进行救助。儒家是要“博施济众”的。但孔子认为,从事慈善是和君主争夺民心,是不能碰的事情。这其中有明哲保身的因素。孔子认为“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则改作“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要不要出来救济百姓,要取决于天下是否有道,和他们属于孔子派,还是孟子派。道家认为“道无所行,唯有强股肱”。当然,这是被墨家批评的杨朱的言论。后世道教等人还是积极救世的。面对危机,墨子认为“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老子说,“为无为,事无事”。墨家大抵接受了这种思想。墨家认为“平,知无欲恶也。惔然”是最好的状态。《经下》所说的“挈”,就是要使之重归于静。

  

   至于纵横家,那是当时绝顶聪明的一帮子无产文人。他们知道,唯有天下战乱,无产文人才能战胜贵族,获得权位。墨家指责孔子,说孔子在齐国失意之后,派子贡到处煽动战争。这些人宁愿荼毒天下,也要成就自己的功业,属于极端的自私,不提也罢。

  

   黄蕉风:从历史上看,墨家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典范意义的、始终提倡并且有能力践行“私力救济”的团体。墨家“止楚攻宋”,成功制止战争,就是历史明证。墨家不仅是一个谈辩说书的学术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成员与成员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联系紧密的武装团体。当然,也可能正因为这一点,而遭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忌讳,所以历朝历代没有统治者敢用墨家,害怕任由墨家在民间横生斜长会扩散~民~间~自~组~织~的生存空间,从而对皇权构成实质上的威胁。民间力量与皇权力量的博弈和斗争,最终前者失败了,后者胜利了。这是中华民族的不幸。而今,千年皇权社会已经终结,中国已经迈进新时代,故重新从墨家中发掘可资借鉴和援引的资源,我认为是现在大力弘扬国学、推动墨学复兴、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做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阐释的题中之意。

  

   其他诸子,当然也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值得今人学习和借鉴。但就针对此次疫情而言,特别是在政府力量被完全牵制、前线资源捉襟见肘的时候,民间“私~力~救~济”这个问题,就很明显的凸显出来。在这点上,我以为墨学有发言权的,能做一点贡献。


非政府组织是应对危机绝不能少的一环

  

   唐家行乐图:如何评论此次抗疫战争中社会动员的状况?重点是社会的组织性及运作效率,和各类机构、结构的协调性,以及对动员效率的评价。

  

   程楚键:每次灾难发生,民间组织都会响应并积级参与救助。但因体制的弊端,此次抗疫前期反而增添许多阻碍,其中政府也起不到良好的协调作用,相对而言,中国还是缺乏独立自主的非政府组织。

  

   吴布言:此抗击疫情,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全国上下直至基层迅速动员起来,是抗击疫情成功的关键!只要基层动员起来,老百姓就放心,许多人的焦躁不安情绪也有所平复。但我们也看到,有些基层和机构官员玩忽职守,人浮于事,致使当地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和医疗物资分配无序混乱。所以广大网民呼吁,基层官员要民选,让他们对当地百姓负责。

  

   崔任杰:此次疫情,因当时某些官员的不负责任错失最佳防控时机,导致疫情蔓延扩大,但后来上报后国家政府调度还是雷厉风行,及时有效的。全民重视,村社参与,社会动员力度颇大,全国各省市县乡村社层层把控和检测。但就疫区的救治和防控工作情况来看,实事求是的说各类机构的相互协调性还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像红会,慈善总会等这样的机构直接是让人大跌眼镜,失望透顶。其能力和作为几乎为零。

  

   刘永在:墨家就是先秦时代的最有行动力和组织资源的民间组织,也是彼时社会自力救济的主力。民间组织往往具有体制性组织所缺乏的灵活性。在以前,它们只是政府力量的补充;在是次抗疫斗争中,则充当主要力量。

  

   顾如:各地表现不同。我认为可以拿广州作为一个治理的范本。

  

   黄蕉风:广东确实做的很好。比如说广东是最少发生对湖北人、武汉人的“地域歧视”的省份。这大体和广东历来领风气之先、民风开化得早、市场经济发达、~公~民~社~会~活跃以及地方政府的治理水平更加先进、更加开明有关。广东过去是、现在是也将长期是中国其他省份,尤其是内陆省份学习的榜样。

  

   唐家行乐图:红会、慈善总会这类理论上的非政府组织,在这次抗疫中表现拙劣,是他们实质体制化的必然结果吗?

  

   程楚键:有报道指出医院向某会申请医护物资时,需要出具介绍书。但众所周知,介绍书此类依据“熟人”的陈旧材料证明,其实质就是腐败的根源之一,更不须说在疫情面前的傲慢与拖延了。

  

   崔任杰:红会、慈善总会之所以能在此次疫情中表现拙劣,就是国际社会救助组织变成了地方体制化单位,在遇到问题或救助物资接收和调拨时,首先想到的不是灾情的严重和刻不容缓,而第一时间是请示所谓上级(非真正国际红会)的命令,看地方领导的眼色行事,在这种层层请示的过程中,出现的必然是推诿扯皮,一动不如一静的状况,因此导致需求单位不能及时得到救援,而红会等这些机构却羁押大量物资。再者当慈善组织变成了体制化单位后,必然也是利益至上的,这也就是平日里谁听自己的话,能给自己谋利赚钱,便用公众的爱心作为自家的本钱充当大哥罩小弟,将本该用于疫情救治和防控一线物资任性的私发给莆田系医疗机构。

  

   顾如:红会表现不佳是必然的。红会负责接收各种捐助的物资,然后根据指令分发出去。这种机制在平时如果得到确实执行,就类似财物的会计和出纳相分离的做法。在承平之时或许比较稳妥,然而“动则尚左”——在疫情紧急、前线缺少粮弹的情况下,必然因为过程繁琐而失败,信息沟通也必然出问题。分发的也不知道接收了多少物质、有什么物质。

  

   更为致命的是不符合墨家的尚贤原则。墨家认为一个贤者需要从基层一点点积累经验和能力。然而红会那些人,平时并没有多少收受分发大量物资的经验。他们有的只不过是在官僚机构的经验。他们确实是一级一级升上来的,但却没有积累到相应的业务经验,自然也没有相应的业务水平。让他们去应对疫情,就像正在打仗了,突然派一个小兵去做将军。哪里可能胜任呢。要我做将军,得先让我去学习,去战场历练。实际上不是他们素质不好,而是他们没可能获取到足够经验。这个“不可能”是非常关键的,也是不能弥补的。后来改由有经验的商家负责分发,很快就分发完毕。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有经验。

  

   墨子说,“非人者,必有以易之”。没有替代方案批评别人,在墨家这里是不行的。在我看来,官方的慈善机构近乎没有存在的必要,效果也不好。一定要保留的话,保留一二个干事,处理一下感谢信之类的就行了。但要制定预案,有备无患。有事就花一点钱,请商家牵头做事。预案也请商家代写。效率会高得多。墨子说了嘛,没效果的东西不可以遵循。当然,墨子是工商层的思想代表。我对工商层也特别好感。也许用了屁股说话,大家可以批评。

  

   黄蕉风:顾如讲“墨家尚贤”,我极赞成。红会的改革势在必行。首先从精兵简政、裁撤冗员开始。然后就是简化物资分配流程、完善讯息公开制度。red会自从“郭美美事件”之后,丧失了整个社会公信力,到现在还没有复原。人民群众为什么宁可捐款给韩红基金会、爱德基金会或者基督教、佛教等宗教团体?因为red会已经在人民群众中彻底丧失了作为慈善团体的应有德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red会爆出一次一次的丑闻之后,人们宁可把善款委托给明星和宗教团体,也不会再信任红会这种组织。红会此次的拙劣表现,让人感觉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独立王国”、“自肥团体”,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上给政府添乱,下给人民添堵。若不能亟行改革,以后红会这个组织,我看没有存在的必要,还不如让商业基金会或者民间慈善团体来代劳。很明显,这次商业基金会、民间慈善团体、民间物流公司的专业性、透明度、责任感,都比某些地方红会来得好。

  

   唐家行乐图:如何评价此次抗疫战争中社会动员的状况?重点是社会的组织性和运作效率,以及各类机构的协调性、动员效率?

  

   崔任杰:记得看过一些资料,之前在民族危难之时有道教、佛教、基督教出来组织人力物力的救助活动,但近些年比较低迷,如佛教反而丑态百出,让人心寒失望。基督教要好一些,但也跟民国时期无法相提并论了。

  

   顾如:我信息来源比较窄,没看到相关报道。蕉风上次发过一个图片,好像是一些和尚在做法会祈福。各自做点什么的都好。NGO有NGO的做法,宗教组织有宗教组织的做法。我觉得,既然自称爱世人,就得做点什么。墨家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才是关键——“行莫辩于身者不立”。

  

   黄蕉风:宗教团体在这次抗疫斗争中表现得非常卓越。我国的主流宗教如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都发动信徒踊跃捐款。不少宗教团体还组织志愿者上阵帮扶,让人感佩宗教徒的慈悲济世的精神。甚至如摩门教、巴哈伊教这些在非主流宗教,乃至一些海外的宗教组织,也发动其教内的力量来帮助中国购置急缺战略物质,如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宗教团体在救灾方面,一直有其优势,像台湾“人间佛教”代表证严法师的慈济功德会,就是一个享誉世界的慈善救助组织,非常专业。我认为在类似地震、瘟疫、海啸、饥荒等天灾发生时,政府可以更加信任这些宗教团体,放手让他们去组织、去做事,政府和宗教、官方和民间,多方位的协调起来,充分整合宗教的资源。这也有利于增强宗教徒对社会的责任感、对家国的归属感。

  

   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复杂国家。天灾人祸一直很多。什么都要推给政府、等政府来解决,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我一直提倡民间的“私力救济”、主张政府多和宗教团体以及NGO协调合作。如果政府不能充分信任宗教团体或者NGO组织,那么他们参与社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就根本不可能调动得起来,社会责任感也会因之淡漠。到最后人人都是自了汉。这其实对于政府的有效管制也是不利的。

  

墨家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宗教根性的学派团体。墨家信徒,也就是墨者,向来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赴汤蹈刃死不旋踵。这种急人所急、剑及履及的精神,一直为后人所感念。我常思想为什么墨家信徒有如此强大的精神动力?我认为,它可能来自于“宗教”,也就是华夏的古之道术,也就是古老的上天信仰。墨家的十大教义中,就有“尊天”“事鬼”两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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