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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俊琳:当传教士成为被告:清末乌石山教案的法律史分析

更新时间:2020-02-08 00:00:08
作者: 许俊琳  
4月2日丁日昌离开福州,未能见证英国法官的审判,但离开前已将控告事宜安排妥当,余下的事交其举荐的通商局道台方勋、盛世丰办理。报刊也报道士绅进行了好几次热烈的会议,商讨的结果非常一致即要到英国法庭打官司。他们还公开表示会在各方面把传教士打败,绝不接受圣公会搬到城内其他平地的任何妥协方案(32)。这为最终走向法庭铺平了道路。

  

   二、英国外交官和传教士对法庭审判的考量与分歧

  

   吊诡的是,与中国官绅走向法庭相反,尽管英国在自己的法庭里掌握着主动权,英国外交官却倾向于以外交而非司法来解决传教士的侵地案,并希望传教士能站在他们一边,但传教士只能接受有条件妥协,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条件,他们宁愿选择法律作为抗争的终极手段,他们不想背负侵占的罪名,所以双方在是否走向法律解决上产生了较大的分歧。

   不过最早提出由法庭判决的却是英国外交官,但这更多是英国应对中国官绅的一种交涉策略。早在案发前1878年8月19日,星察理针对中国照会,指出绅董如有证据,可“自赴英领事衙门具控侵占界址”(33)。而8月30日星察理之所以未参与会勘而委翻译代劳,是为了避免法官传本人出具口供的笑话,因为他是领事法庭的裁判官(34)。案发后,当中方一再指控教士侵地为案件原因,他则反驳案前早就致信总督,领事法庭是向绅董开放的,但他们没有充分利用这一权利却采用烧毁的方式,现在来谈侵占太晚了(35)。10月17日他在给驻华代理公使傅磊斯(Hugh Fraser)报告中,也指出案发前已向总督表示“根据条约侵占一事应该由领事法庭作出判决”,在给外相报告中重申这一点,指责士绅“比起采取法律措施,更愿意将房子推倒并烧毁”。案发后关于界址纠纷,他表示如中方遵照正确的法律途径,这一事件也可以适当的方式解决(36)。后来星也多次向中方表示如绅董愿意可重勘地基,然后由法院判决是否侵占,但他觉得官绅“不想将这件事情带到法庭上,因为他们没有控告传教士的证据”(37)。可见,尽管他多次向中方表示绅董可向领事法庭控告,但这只是一种应对中方的外交辞令,他预计中方不可能走向法律路径,且即使控告,审判权掌握在他本人之手,仍有很大的操控空间。他并不想走向法庭,他想以外交交涉获取额外的金钱赔偿和跑马场,在他看来乌石山案主要是毁楼案。所以当他知道士绅已延聘律师颇为意外,有些措手不及。

   这种意见也上升为英国外交部反驳中国的一种外交策略。何慎之曾把乌石山案的来龙去脉和前述两位香港律师的裁断制作成英文小册子《公平地思考乌石山事件》,驻英公使郭嵩焘将其转给英国外交部,试图提高传教士侵地在事件中的责任。但英国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Marquis of Salisbury)明确提出,暴徒焚毁房屋的行为不能容忍,传教士侵占与否应由法律来解决,无论对错都不能成为宗教迫害和焚毁房屋的借口(38)。外交部官员也向其表示对传教士的侵地指控,“本国一切准照律文办理,断不循庇教士”(39)。很显然,由领事法庭来解决传教士侵地更多成为英国应付中国官绅控告的一种外交辞令,他们不想这成为中国拖延焚楼案处理的托词。另外在华传教士和英国侨民也在福州和上海的报刊上制造舆论,指责绅民的暴乱行为,如果传教士的土地权利不明确,“可以到法庭上解决,领事也会提供帮助,因为他有责任阻止侵占行为的发生”(40)。这种公共舆论对官绅形成一定的压力,但也从反面对促进他们走向法律途径提供了动力。

   英国外交官在话语策略上主张法律解决而实质上不倾向审判的矛盾在两位驻华公使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1878年9月19日代理公使傅磊斯在给总理衙门的五条照会中实际上对侵地案是淡化处理,只是在第三条中要求:传教士房屋界址不清之处,应由地方官和英国领事会同勘察(41)。而在12月12日傅得知道山观绅董要向领事法庭控告后,他给外相的报告明确指出希望和解而非诉讼,他觉得“这个案子很难判决”,因为租约是根据当地习俗而非英国法律签订的,而英国法务人员运用当地法的能力非常有限。因此他强调“某种妥协是唯一可能的方式”,应根据条约由中英官方协商解决(42)。1879年2月19日他再次向外相表示“比起让教会与其房东到领事法庭上打官司,我更倾向于和总督达成一个关于此事的官方解决方案”。因为假如判决不利于中国人,诉讼将无休无止,而如果不利于传教士,将妨碍他们的赔偿(43)。他预言法庭审判不可能是结束,所以不主张走向法庭,希望能和总理衙门达成一个官方解决方案。

   所以案发后,傅磊斯拒绝了星察理借案索取巨额赔偿和额外利益的企图,要求他放弃节外生枝之举。同时他也否定了星察理借“赔补”和“rebuilt”的翻译之差坚持要求在原地重建,这种争议在中英之间引起较大风波,星察理目的在借此为获取更多的利益加码。傅磊斯解释要重建但不必坚持原地重建,除非有租约能确实证明胡教士有权在该地建房(44)。威妥玛后来也提到:翻译差异不是大问题,传教士可用赔偿的钱重建房屋,当然重建地点需要等到法庭判决,他认为傅磊斯一直强调在侵地问题弄清楚前不重建是正确的(45)。所以傅磊斯一直促使星察理和丁日昌“达成一个公正的解决方案”(46)。他特别希望能把被总理衙门接受的五条落到实处,而他“有责任尽力阻止这一失败的发生”(47)。所以当丁日昌完成焚毁洋楼案的审判,傅磊斯对丁的审判表示满意,甚至认为对凶犯的惩罚超过了他的期待(48)。他觉得案件这么处理已基本达到与总理衙门达成的条款了,剩下的就是第三款传教士房屋界址问题。他也积极指示星察理与福州官厅商议会勘和平解决,但这种调解方案并未成功。1879年3月13日是福州官厅约定和星察理一起会勘的日子,但绅董在代理律师希剌的建议下未出席,希剌告知星察理原告已经将此事告上了法庭,所以此案已进入法律程序(49)。

   事实上尽管傅磊斯很不愿意将案件诉诸法庭,但他也预感到诉讼难以避免。因为他看到中国人更愿意上法庭解决此事,领事法庭不可能予以拒绝,而另一方面坚信自身权利的传教士也不可能无条件接受妥协。因此到最后他也无奈地接受诉讼,希望领事法庭能彻底弄清真相解决冲突(50)。3月8日傅磊斯从香港离开中国,他未完成的任务转给了威妥玛。休假归来的驻华公使威妥玛收到了傅磊斯留给他的便条,嘱咐他尽快前往福州,因为“案件很可能已提交给领事法庭受理”。所以威妥玛即马不停蹄地赶往福州。但同时电上海英国驻华法院最高法官傅兰治(George French),请他派人到福州,在诉讼时给领事馆提供帮助(51)。他也是两手准备,使领毕竟是行政官员非专业法官,法律知识可能不足以支撑其判决。

   3月22日威妥玛到达福州,虽然福州士绅已正式起诉,但传教士尚未做出回应,所以他开始“尽全力避免诉讼”。当晚他即邀请胡约翰到领事馆详谈。威妥玛晓之以理,苦口婆心地指陈即使传教士赢了官司其处境也不会变好,反而可能更坏,因为若赢得官司传教士势必重建房屋并继续在道山观居住,而这将会再次引发危机(52)。所以他避免诉讼的方法就是让传教士搬离乌石山,彻底断绝引发冲突的源泉。阻止诉讼正是他前往福州的核心目标,他向外相表示:“我本次来福州的首要目的是避免针对教会的司法诉讼”,因为“诉讼会对教会的最高利益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他不赞成教会过多依赖政治强权的方式来维权,他觉得传教士留在乌石山就是留下灾难的火种(53)。他希望传教士改变过去的激进政策,“更有能力,更有学识,更加耐心,更加宽容”地去应对中国官绅的反对,他想以此为传教士在中国的事业提供一个和平的永恒基础,诚如他所言“我更看重的是未来而非过去”(54)。当然,为教会着想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和平更符合英国的对华国策,他更担心的是传教冲突会影响英国在华的政治和商业利益(55)。

   在威妥玛的努力下,胡约翰勉强同意可接受有条件搬离,可在城内另择适合地方调换,但坚决反对离开城内,这与威妥玛期待他们搬往城外的设想有异,但他还是同意了,至少可以离开乌石山。得到胡约翰的首肯,威妥玛随后展开了调停,但都以失败而告终,绅教双方在地点和租期上没达成一致。胡约翰主要强调所选地方“不利于身体健康”,中方提供的地点诸如污水池之类的地方具有侮辱性,自己情愿到法庭上辩护(56)。尽管威妥玛多方努力,但传教士渐渐失去耐心,4月9日胡约翰向总会报告表示自己不会不做任何抗争就搬走,坚持要采取诉讼(57)。另一位传教士也强调法庭的公平审理会让是非一清二楚,而威妥玛阻止讼案的目的,是要迫使传教士接受妥协而搬走(58)。所以传教士不愿意妥协,宁愿走上法庭审判。

   后来《字林西报》指出诉讼“是因传教士不愿接受任何形式的和平妥协引起的”,严厉批评传教士缺乏妥协精神,并希望乌石山教案能教育传教士在争议时学会和解(59)。传教士史荦伯(Robert Warren Stewart)解释之所以不接受妥协是因为原告提出的方案是要我们承认被毁学校土地是非法占有的,而事实上我们没有做过任何无权做的事(60)。所以传教士认为坚持诉讼也是为名誉而战,坚信他们并未有非法的侵占行为,坚信他们的建房等行为都是在契约允许的范围内的。

   到4月24日调停失败的威妥玛只得无奈地表示:“坦白的说我们所要竭力避免的审判必须进行了”。(61)丁日昌也提及威妥玛曾对他表示:“只好听绅董控告,等审到教士无理,由公堂断令驱逐,我亦不加怜悯”。(62)星察理此时也表示:“教士如此恃强无理,必须由绅董控审,将其实在侵占凭据和盘托出,然后英国朝廷始知教士无理底里,免致将来处处袒庇教士,调停之说,断不可行”。(63)威妥玛阻止诉讼以失败而告终。

  

   三、英国驻华高等法院的审理、判决与善后

  

   在调解未果后此案于1879年4月30日在福州正式开庭,并未由福州领事法庭而改由上海英国驻华最高法院审理。星察理曾向丁日昌表示:他“系保租之人,尚须回避,将来应由上海刑司来此会同公断”(64)。当然,这只是部分原因,否则很难解释星先前提过的士绅状告他将是法官的言辞,星拒绝更多的考虑是他与传教士的关系已经弄僵,传教士正在向他的上峰威妥玛甚至外交部抗议其不良之举,无论他做出的判决倾向何方,都可能陷入某种困扰,所以邀请福州之外的傅兰治主审是一个恰当的人选,也更专业。此案原告为道山观绅董周长庚等四人,聘请希剌律师,被告为胡约翰,聘请律师哈南(N.J.Hannen)。原打算在英国驻福州领事馆内进行,但因旁听人数众多而改到有利银行新建的大楼进行(65)。

   原告的诉求主要是:判决1867年租约无效;将1867年租约所得或非法占有房地全部收回;断明1867年租约中两造的权利及房屋的租期和地界的界址(66)。而正式的诉状涵盖26条,其中控告的重点是传教士新建洋楼以及围墙等建筑侵占了公地,包括传教士对房屋的摧毁改建等。胡约翰的书面答辩对此逐条驳复,重点是否认侵地,而改建等行为也并未遭到反对(67)。正式的审判也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就像哈南所强调的本案的核心问题是:1867年租约如何解释?密教士所租小地是哪块地?(68)原被告之间的辩驳一共进行了八天,其中4月30日到5月4日为原告方陈述,5月7日到5月9日为被告方的辩护,除原被告及其律师外,双方都找了很多的证人来作证。

首先是关于1867年租约的性质。4月30日希剌陈述:1867年租约为暂时而非永久性,否则依据当地习俗租约会写明“永远”二字。契约中“如无欠租,董事不得另租他人”之语,其意并非永租,而是不能随意涨租或租给他人。5月1日,前任福州知府丁嘉玮(见证1867年租约)和侯官县令程大令(日常职责是处理民刑司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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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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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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