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刘晨:太平天国统治区的民变与政府应对研究

更新时间:2020-02-07 23:51:58
作者: 刘晨  
这表明长洲太平天国政府的“镇压”原则。

   在桐乡,咸丰十一年(天历辛酉十一年,1861)七月,符天燕钟良相颁布安民告示,附列“规条十三则”,其中有“住租房、种租田者,虽其产主他徙,总有归来之日,该租户仍将该还钱米缴还原主,不得抗欠”之内容,禁止抗租。该告示亦在濮院镇关帝庙、观前等处张贴,已影响到秀水一带。(15)

   在秀水,同治元年(天历壬戌十二年,1862)三月,濮院镇右营师帅沈某出示,“禁恃强索诈、恃强卖买、欺骗、霸占、抗欠及假冒枪船等约十条左右,贴在大街之中”。(16)“霸占”包括抗租,“抗欠”包括抗粮、抗税,这些均在政府严禁之列。

   在石门,太平天国政府对抗租抗捐行为的态度在发富户沈庆余的安抚劝谕中有所体现。同治元年(天历壬戌十二年,1862)九月,石门守将邓光明颁给沈某护凭一张,“嗣后……或有强佃抗霸收租,纳捐不交,以致不能安业……仰该沈庆余放胆持凭即赴监军衙门控告。如监军不理,则必来城于四门击本掌率所设大鼓,自当详请追究,一洗沉冤”。(17)同年十二月,□天福李某、吏政书舒某颁发沈庆余会谕,称“顽民欺懦,遂鏖诈于多方……全赖弟等禀知,则弟等庶不至再为乡员所蒙蔽,刁顽所欺凌……如果有胆投告,除此恶习,本爵等定当从重奖赏,决不食言”。(18)“顽民欺懦”“刁顽所欺凌”可能均指佃户抗租,应对此类行为,政府鼓励业户放胆投告,许诺严查追究。此外,两份文书所列鼓励沈庆余投告的条目不只有佃户抗捐、抗租,还包括“不法乡员恃强借掇,任意苛捐,及土棍刁民、军中弟兄或以有妖朝功名,强勒索需,或以助妖粮饷,诈取银洋;或以在前清时曾受凌辱,欲复前仇;或有官兵往来,打馆滋扰”等内容,会谕也强调了“乡员知情,得从中而舞弊”的现象。其中,乡官贪腐、太平军勒派掳掠也是引发民变的重要原因,从中可以看出石门太平天国政府准许民间社会合法抗争的态度,有别于应对集体暴动的原则。

   在海盐,两件政府颁给业户的辛酉年(1861)完粮易知由单印有“该粮户如敢挜交丑米,短缺放刁诬控,罪至反坐。各宜遵照严令,依限完纳,毋得迟误,自干罪戾”的字样。(19)“罪至反坐”“自干罪戾”表明政府认为抗粮行为应置重刑。

   嘉善富户赵某在咸丰十年(天历庚申十年,1860)九月十一日给其表弟晓秋的信中说:“俟长毛三日后发告示,再议取租章程。以长毛之威,不怕租米不还也。”言外之意是预测太平天国有保护“业户取租办赋”的态度(20),“长毛之威”指太平军以武力震慑佃农按限如数交租。根据嘉兴各县实际,嘉兴地区太平天国政府对抗粮、抗租行为的严禁态度是一致的。

   在诸暨,咸丰十一年(天历辛酉十一年,1861)十月太平天国政府出示:“分地产所出之息,为天朝维正之供,勿遗勿漏,致干匿税之诛;毋玩毋延,共免追比之苦。限十一月初十日扫数净完,逾限倍征,同遵天父之庥命,相为天国之良民。如有隐匿,封产入公,如若迟延,枷号责比。”(21)这里所说民间“玩延”“匿税”的是国家“正供”,指漕粮。对抗粮,处以田产充公,相关人员枷号杖责的惩罚。同年十一月政府再次出示:“业户固贵按亩输粮,佃户尤当照额完租。兹值该业户粮宜急征之候,正属该佃户租难拖欠之时,倘有托词延宕,一经追控,抗租与抗粮同办。”(22)抗租和抗粮同在政府惩办之列,虽未明确具体措施,但措辞相当严厉;诸暨地方政府接连针对租粮事务出示,并明令禁止抗租抗粮,似可说明在此前或同期发生了较有规模的抗租抗粮事件。

   上述苏州、嘉兴、绍兴各太平天国政府颁行的文告,主要针对抗粮、抗租行为;对抗捐税,政府也是一贯持禁止和严惩的态度,像同治元年(天历壬戌十二年,1862)五月苏州太平天国政府颁布告示,责成所属各县佐将“先办田凭,次征上忙,再追海塘经费。次第举行,以抒民力;并勒限完纳,不准蒂欠”。(23)

   但是,对以合法手段反对太平军掳掠和勒派、反对官员贪污舞弊等的抗争行为,太平天国政府所持态度较为平和。在许多太平军安民文告中均有准许民众依法抗争的内容,如“业已严禁该兵士等一概不准下乡滋扰,倘有不遵,准尔子民捆送来辕,按法治罪”,“不准官兵滋扰以及奸淫焚杀。倘竟有不遵约束之官兵,准尔四民扭送该县,以凭究办”,“如有官员兵士以及不法棍徒吓诈生端,许该民人扭赴来营,以凭讯究,决不宽贷”(24),“倘有不法官兵,下乡奸淫掳掠,无端焚烧者,准尔民捆送卡员,按依天法”(25),再如上述嘉兴石门和苏州长洲的例子。太平天国政府对民间社会以合法抗议的形式监督和纠正天国行政弊端的行为持许可态度;也就是说,相对于集体暴动,太平天国更易接受以类似较温和的方式解决政府与地方社会的分歧,这种心态反映了太平天国地方行政有向良性统治方式转型的可能。而抗粮、抗捐税、反租粮兼收等类型民变及相关个体行为,影响政府财政收入,这却是关系太平天国支援对清战争生死攸关的问题;而且实践表明上述行为几乎很少能维系在合法抗争的范畴内,一般在动员之初即具暴力性,太平天国对集体暴动则较多持以“打先锋”等形式的镇压态度。

   总体来讲,太平天国的应变原则有对民变事件分类型、分性质区别对待的特点,对抗粮抗税一类和以合法手段反掳掠反贪腐一类区别对待,对集体抗议和集体暴动所持原则也不相同。最典型的是咸丰六年(天历丙辰六年,1856)翼王石达开部将赖裕新在江西发布的安民晓谕,文后附十条法令,五条申明军纪,准民“据实扭禀”,违纪官兵“论罪处斩”,即准许民众合法抗争;另五条劝谕百姓,最后一条称“凡某处乡民如有受妖蛊惑,顽梗不化,不遵谕、不识天,或纠乡愚,或作暗害侵抗我军者,及纵妖谋害我使者,定将该某城乡镇市尽行剿洗,鸡犬不留”,虽然主要指对团练,但民变也有“纠乡愚”“顽梗不化”“暗害侵抗”等类似行为,实际表明了政府应对各类社会变乱的态度。(26)

  

   三、应变实践

  

   太平天国应对民变的实践,可以呈现为如下表格:

  

   结合上表与相关史实,得出几点看法:(一)太平天国的应变实践以剿为主。以镇压方式平息民变的比例为53.6%,如将“先抚后剿”的1起案例计入(27),镇压比例达55.1%;而以抚谕、妥协的方式平息民变的比例仅为26.1%,即使将应变实践不明的案例全部计入“抚”列,其总和44.9%仍低于“剿”的事件比例。

   关于太平天国应对民变多采“剿”策的原因,首先,江南地区传统文化氛围浓厚,江南民众对以“拜上帝”为立国基石的太平天国有强烈的排他性,在立国未稳、根基不固的情况下,乱世用重典,迫使太平天国选择高压政策对待民众的对立行为。其次,太平天国统治者缺少地方行政经验,又受战争时局影响,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耐心妥善处理突发事件,而镇压举措相对简单、直接。最后,“天国”民变主要是集体暴动,集体抗议的比例相对较少;事件规模大、烈度强,“毁局殴官”暴力性浓厚,社会影响亦大,很难激发执政者良性施政的愿望,也较难取得其他社会阶层的同情和支持。

   此外,太平天国“剿”办民变的手段残酷。同治元年(天历壬戌十二年,1862)二月,浙江慈溪富户刘祝三集众反抗,太平军提兵进剿,“周回二十里几无孑遗。刘屋被焚,血流倾亩,河水尽赤”。(28)同年四月,常熟东乡抗捐抗税,太平军大队下乡,“被其数日杀人放火,大小俱杀,大害一方,共十余市镇”。(29)

   太平天国以剿为主平抑民变的实践应予反思。民变的抗争诉求一般是经济型的,其性质与团练有着本质区别。但太平天国应对民变以“剿”为主,过分干涉基层事务,习惯于将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治化,在应变实践中产生了“打先锋”“屠灭”“掳人”等违纪行为,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导致民间社会逐渐形成太平军穷兵黩武的恐怖印象,刺激民众对立心态,不利于新政权认同。而相比于对民变以剿为主疲于应付,莫如将应变重心向抚谕方向稍作倾斜,同时修省自身弊政,缓和社会矛盾,改良乡政(30),恢复和发展战时生产,以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维系民心所向,从而保障战争所需的庞大经费和政权运作的各项开支。

   (二)太平天国的应变实践不注重善后。无论剿或抚,在民变平息后,政府均应做出追根溯源、防微杜渐的姿态,对事件进行反思和善后。但在数十起民变的应变实践中,较少看到太平天国政府自我检省,修正弊端。在部分案例中,太平军的行动甚至有仇杀性质,咸丰十年(天历庚申十年,1860)十二月,安徽贵池乡官吴彩屏因作威苛费被乡民杀死,后其子告发,“引贼报仇,颇多烧杀”(31);咸丰十一年(天历辛酉十一年,1861)春,浙江嘉善民变,监军顾午花因贪酷被百姓杀死,“贼以顾为忠,复焚劫民间为顾复仇”。(32)烧杀过后,太平天国政府几乎不可能再提出建设性举措,往往造成地方暂时的社会失控。

   也有太平天国政府关注民变善后事宜的案例。例如在常熟昭文地区,有时即使镇压民变的行动结束,守将钱桂仁仍会采取有限度的善后。咸丰十年(天历庚申十年,1860)十月王市变乱,钱桂仁发兵下乡,事平后,“众贼毛奉钱逆之令,不准妄杀”。又如咸丰十一年(天历辛酉十一年,1861)四月,常熟鹿苑民变,钱桂仁“先发福山长毛黄逆到彼,于四下杀掠焚烧”,又亲率二千人后至,“见田野尸横数百,地方被掳成墟。乃责黄暴虐,自相争斗,扭禀苏城见伪忠王,即叱众送还民间之物,又使钱伍卿到彼安抚士民”。(33)同年十一月昭文柴角等处因“借口加粮”又起民变,“城帅侯、钱发兵痛剿”,事平后“幸蹂躏各乡奉令赦粮”。(34)“讲道理”也可作一类善后措施。如前述,常昭太平天国政府的某些应变实践确实遵循了民变发生后打先锋应对,事平后再讲道理安民的一般原则。

   同样是在常昭地区,由于各处驻扎将领保留有相对独立的行动自由,应对民变的实践方法也不尽一致。像咸丰十一年(天历辛酉十一年,1861)十一月常昭民变,丞相薛姓带三百人打先锋,“自花庄到海洋塘,俱遭焚掠”,“师帅土棍徐茂林竟率市中无赖,随贼下乡劫掠”,此事并未经钱桂仁首肯,也未见善后措施。(35)另外,地方事务多由乡官直接处理,基层政府得以解决的问题一般不再上禀于太平军军政当局,同年六月陈塘坝乡农聚众反对官员浮收,乡官周某、陈某带听差数十,坐卡太平军将领鲍某亦带兵镇压,“各农散走”。事后太平军进行报复,“文生唐清如与侄省亲路遇被获,关锁黑牢,罚银百两始得释放”,“伪职声势加倍利害”。(36)因民变规模不大,乡官联同坐卡将领直接将其镇压,事情未必会惊动钱桂仁。多数情况,民变的结局以太平军镇压、百姓溃散告终,少见太平天国政府处理涉事官员,严谕革除流弊,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善后举动。

   清朝律例规定对酿成民变的涉事官员严厉制裁,如“州县官员贪婪苛虐,平日漫无抚恤,或于民事审办不公,或凌辱斯文,生童身受其害,以致激变衿民,罢市、罢考,纠众殴官者,革职提问(私罪)。……不知情者仍照失察属员贪劣例议处”。(37)当然,受到惩办的主要是知府、知县等中下级官员,鲜见高层官员因民变受到处分,但规范的问责、追责机制在当时已算可贵。仅就善后政策得失评价,惩办涉事官员对改善吏治、监督地方行政和预防民变再生有积极作用。太平天国同样有处置涉事官员的例子。咸丰十一年(天历辛酉十一年,1861)二月为平息吴县民变,苏州太平军当局杀乡官局差郁秀以平民愤(38);同年五月常熟民变,钱桂仁、曹和卿、钱伍卿等下乡安民,撤换涉事军帅、旅帅(39);九月常熟先生桥镇有鲍姓将领率太平军抢掠,乡官声诉至城,钱桂仁杀鲍姓手下头目宣某塞责。(40)但这些主要是政府为尽快平息事端而采取的安抚手段,并非旨在“善后”。

(三)太平天国的应变实践过分干涉租佃事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0042.html
文章来源: 《近代史研究》 2019年02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