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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海汀: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领域、议题与总体趋势

更新时间:2020-02-04 00:18:30
作者: 费海汀  
学者们主要关注类似韩国这样有着深厚儒教传统的国家如何实现政治转型,以及为何此类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常常面临许多阻碍的问题。有学者指出,类似韩国的儒教国家之所以难以自发走向现代化,主要是因为儒家教义已经被权力重塑和改造,造成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高度融合,无法为社会发展提供制度空间(28)。

   在英国政治文化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关注英国为何能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推动政治发展。有学者指出,恰恰是传统文化中的父权主义使得英国率先完成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29)。英国政治文化的独特模式主要是传统特征与现代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呈现出两大特点:源自贵族文化的顺从型政治态度与理性精神和实用主义相结合产生的渐进主义行为方式(30)。

   在法国政治文化研究中,核心问题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政治文化以及革命对政治文化的影响。有学者指出,法国的专制主义传统根深蒂固,“彻底决裂”的期望美好但不现实,反而造就了一种内战式的政治风格(31)。也有学者从另一个角度指出,19世纪的法国其实已经出现了“公众舆论”的重要转变,大革命是一个必然的结果(32)。

   在德国政治文化研究中,我国学界最为关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政治教育体系。学者们普遍认为,联邦德国建立之初到20世纪70年代,公民文化的塑造是联邦德国民主制度成功的标志和根本因素之一。战后德国的政治教育从理念转变、目标更新、主题转换、体系重建和发展等方面完成了对德国政治文化从纳粹权威到民主政治的改造。

   (三)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

   无论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还是中外政治文化比较研究,其目的都是为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提供参照系,为推动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现代化提供理论和方法。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也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整体政治文化与现代化路径研究、主要政治亚文化研究、政治文化重点领域研究。

   1.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与政治文化现代化路径研究。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学界力图从整体上对其进行概括描述的同时,还致力于从宏观层面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寻找路径。学者们认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由三部分构成:以集体主义、现代民主、参政意识和法制观念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占主导地位,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同样存在,且对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构成了一定冲击(33)。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文化领域,我国已经确立了新的观念、新的思维和新的模式,但从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的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早在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就已经对政治文化转型和重构的必要性达成共识,但在政治文化转型的目标、路径方面则存在争议。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总体而言,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取决于认真反思历时性结构,积极改造共时性结构,切实铸造价值核心,让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转变(34)。具体而言,参与型政治文化是转型的基本目标(35);而缺乏社会生长机制是政治文化转型的主要困难(36);未来中国的政治文化转型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认识,同时扬弃西方政治文化(37);具体的路径则应该是在已经成功构建的政策文化的基础上,构建稳定而明确的体系文化和均衡的过程文化,理性面对不同的传统并从中寻求支持(38)。

   2.主要政治亚文化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亚文化具有高度的复杂性,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了以下几类政治亚文化:第一,农村、农民和农民工的政治文化。王沪宁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整个社会均衡的现代化,因此,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在于乡村的现代化。我国一方面要创造宏观社会条件来促进家族文化消解,另一方面则要调控其机制以充分利用其潜能(39)。学者们研究发现,随着农民工大量进入城市,这一群体相应的政治亚文化实际上也在发生变化,且并未沿着传统—现代的单向路线推进,而是呈现出公民文化、臣民文化和暴民文化三种亚文化形态(40)。同时,对农民与农民工这一亚文化群体政治文化的转型和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制度供给的不足与城乡二元分割的固有模式(41)。由于政治身份与政治生活的错位,这一群体中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甚至会对社会秩序产生负面影响的政治文化现象(42)。

   第二,少数民族与边疆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国在地理上的广阔性与复杂性使得各个地区及生活在各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在文化传统上存在巨大差异。对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的研究,很难用政治思想研究予以代替。在相关研究中,学者们主要是关注当前相对落后地区政治文化的成因,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特征,亚文化群体的文化传统与现代政治文化的矛盾,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以及政治文化现代化与民族国家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等。

   第三,“中产阶层”的政治文化与政治态度。根据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基本假设,中产阶级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助推力量。但在实际研究中,学者们却发现,中国的“中产阶层”虽然在一些方面符合西方的理论预设,具有较强的社会批判意识和民主意识(43),但与西方不同的是,其政治态度还取决于其与“体制”的关系(44)。总体而言,中国的“中产阶层”政治心理健康、理性,是社会的重要稳定力量,适应并将有助于中国渐进式民主的发展(45)。

   第四,公务员群体的行政文化。近年来学界大量使用政治文化的方法对行政文化展开研究,主要关注的议题包括公务员的社会化过程、行政哲学、行政伦理与行政道德、行政心理,以及与行政文化相关的一系列观念、不同领域的行政文化构建途径等。

   第五,青年学生的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及其政治社会化过程。改革开放以来,青年价值观的发展对政治生活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因此,研究者们开始关注青年学生的社会化渠道、价值观建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和途径、网络对青年学生政治观念的影响等。

   第六,网络政治文化。有学者认为网络文化以其消费化、世俗性与娱乐性消解了国家意识和政治观念,甚至会造成信仰危机(46);也有学者认为,网络文化由于其开放性、透明性和去中心化的特征,实际上有利于政治主体的平等交往(47)。应客观认识和理解网络文化,它具有政治环境的虚拟性,政治文化的扩散性、同质性、直观外显性和双选择性等特征(48)。但网络文化实际上是现实政治在网络空间的延伸和反映,互联网的存在消除了个体意识上升为集体行动的制约条件,从而催化了相似个体情绪在网络上的群体爆发(49)。

   3.政治文化重点领域的研究。就重点领域而言,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可以细分为政治信任、政治效能感、政治价值观、政治态度、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等多方面的研究。其中,有关政治信任的研究,学者们主要探讨了政治信任的概念及结构形态、政治信任的群体特征、政治信任的决定因素和政治信任的实际影响。有关政治信任的结构形态,学者们认为,当前我国存在“央强地弱”的差序信任格局(50)。有关政治信任的群体特征,学者们对比了不同地区的政治信任结构,这其中既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也有城乡比较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的比较研究。有关政治信任的决定因素,有学者指出,政府透明度与政治信任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51)。对于不同的权力机关,民众有不同的信任度,这与其选举、上访、利益表达等政治行为存在一定关联。也有学者在分析县级政府的政治信任状况后发现,在诸多影响政治信任的因素中,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大于经济增长和民生福利,客观治理绩效起着决定性作用(52)。政治效能感研究同样包含群体特征、决定因素、影响和后果等内容,重点研究了城市居民、农民与农民工的政治效能感,以及城乡政治效能感之间存在的差距,分析了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等。

   (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文化研究的特点与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有着明确的价值目标。政治文化研究因其明确的价值预设和强烈的价值指向而在政治学研究,特别是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中占有特殊地位。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与80年代中期关于“大文化”的讨论以及关于政治问题的反思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使得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一开始就主动承担了站在本国立场来使用政治文化的概念(53),推动中国政治发展,为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宏大任务。简言之,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不仅要探讨“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而且要寻找“怎么办”的答案。

   同时,在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三大领域中,都可以看到学者们对中国政治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关注。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也由于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非常注重从国家的角度审视并推动文化的发展。中国政治文化研究者不仅思考国家层面整体性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建设,也关注各个领域的政策。他们致力于分析各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并提出探索性的解决方案,推动了国家政治文化结构的发展与完善。

   检视40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既要看到它不变的坚持,也应该看到它的发展与变化。其一,从整体理论研究转向关注历史节点。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文化研究,无论是整体研究思路还是对具体问题的判断都比较清晰、明确,呈现出相对一致的态度和倾向。90年代之后,学者们发现,在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有多种因素在同时起作用,因此政治文化的建设既不可能迅速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也不可能全盘照搬西方的模式。这使得研究者对于直接给出总体的判断日益谨慎。由此,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逐渐从整体理论建构走向具体节点研究。研究者们开始尝试理清一些关键问题,以增加政治文化的经验知识,加深对政治文化的理论认识。

   其二,从中西两分走向全球认知。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学界对于西方和自身政治文化的总体认知出现过比较大的转变。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治学学科重建之时,西方政治学是中国学者主要的参照系和借鉴对象,因此中国学界总体上对西方的政治文化持平和的态度。9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解体、颜色革命等一系列国际政治事件的发生,政治文化研究者对待西方的态度也随之出现分歧,一部分学者认为过度重视西方政治文化会导致我国政治文化发展失去自主性。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关于开放与保守的争论逐渐平息,学界对全球化的理解开始从警惕、抵制逐渐趋于理性。研究者在认知上不再将中国视为区别于西方的另一个“世界”,而是将自身看作全球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三,从道路探讨转向议题分析。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始于中国政治学学科的重建,一开始就以为改革开放服务为主要目标,因此也就顺理成章地聚焦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讨。20世纪80年代,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路径存在三种主张:一种是“新儒家”学说,主张重新肯定和弘扬传统儒家文化的价值;一种是“引进”说,主张大量引进西方民主文化;一种是“启蒙”说,强调知识精英的宣传启蒙(54)。这三种倾向被万斌概括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四种思潮(55),也被马庆钰归纳为文化民族主义的传统派、文化激进主义的西化派和文化保守主义的中间派(56)。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逐渐意识到,中国政治文化建设现实情况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既有理论的概括能力。一方面,政治文化并不总是呈现出单向的发展路径,它可能在多种要素共同作用下,呈现为多种方向或趋势的同步进行;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各种政治亚文化本身存在巨大差异,在经济、社会、政治转型过程中,这种差别还在不断变化。于是研究者开始对政治文化建设中的一些核心议题进行精细化分析。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政治文化建设的日益重视,关于价值观、发展道路等问题也有了共识。简言之,中国学者从学习西方的理论假设逐渐走向了学习西方的操作方法以研究中国的政治文化议题,从学习西方的文化模式逐渐走向了借鉴西方的发展模式以推动中国政治文化的更新与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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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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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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