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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翠 任中平:近年来我国政治生态建设问题研究综述

更新时间:2020-02-04 00:16:02
作者: 王翠   任中平 (进入专栏)  
想方设法以各种手段诱惑甚至‘围猎’领导干部,寻求权力的保护和利益输送,一些领导干部放松警惕就可能落入陷阱。”[23]张晓林指出:“为什么说‘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对于‘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至关重要,原因就在于商品交换原则的侵蚀不是一般的侵蚀,而是剧毒侵蚀、源头侵蚀,是恶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一个污染源。”[24]

   2.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发生动摇。王长海指出:“从主观认识看,对于人生观、世界观的认识及改造过于放松和忽视,背弃理想信念,思想蜕化变质,是一部分人堕落成腐败分子的重要原因。”[25]蒋来用认为:“不正之风之所以盛行,消极腐败之所以蔓延,干部出这出那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缺钙,世界观、人生观这个‘总开关’锈损,拒腐防变能力蜕化或丧失。”[26]

   (二)制度机制失灵

   1.权力结构不合理,权力运行不透明。刘京希认为腐败现象的产生直接而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国传统的行政干部制度。“我国现行的行政干部制度,在干部任用上,主要采用的是由上而下的层层任命的方式。根据权力关系生态图式,这就难免出现权力只为所有者——干部任用权的掌控者——存在和运行,权力行使者主要甚至仅只为干部任用权的掌控者负责和服务的状况。”[27]因此,他认为要根治腐败,就要从传统的行政干部制度改革入手。任中平认为:“基层‘微腐败’之所以难以根治,原因就在于权力过于集中,且运行过程不透明。权力集中和权力运行不透明带来的结果就是权力行使的任性,而任性的权力是腐败最好的催化剂。”[28]

   2.显规则虚置,潜规则盛行。戴长征认为:“政治制度和规范体系从正面肯定倡导人们的合法合规行为,从反面排斥惩戒违法违规行为,以此为政治行为提供尺度、边界和底线。如果政治制度和规范体系丧失这样的功能,失去这样的作用,则意味着制度悬置和规范失效,在此情形下,社会政治生活必然失序,出现混乱和冲突局面。”[29]燕继荣认为:“政治生态不良的根本问题是显规则虚置,而潜规则盛行。考察人类生活的各种组织行为,从家庭到社会组织再到国家,任何组织都有其制度和规则。倘若这些制度和规则能够得到有效实施和遵守,其组织行为都会保持正常状态,系统运行的生态环境也不会产生太大的问题。当这些制度和规则徒有形式,不被人们所遵守或采纳,现实中所通行的却是另外一套游戏规则的时候,该组织和系统就会因为‘制度失灵’而陷入困境。”[2]

   3.权力监督软弱无力。魏岳认为“没有设置独立的监督机构对领导干部的道德失范问题进行管理,缺少对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的监督保障,权力运行流程监管往往仅限于走形式甚至严重‘缺位’。同时相应惩处机制不全、不细、不实、可操作性不强,难以对领导干部道德失范进而引起其他违法乱纪行为产生足够的震慑。”[30]夏远永也认为:“目前,纪委、监察、审判机关等反腐败机构职能过于分散、重复,难以形成反腐合力。”[31]

   4.民主表达渠道不畅。王天楠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未完善,民营经济有待发展,直接导致了公民社会的不完善,民间力量弱小,人民群众主动政治参与意愿不强烈,表达与沟通能力弱。在表达渠道方面,由于长期受到计划经济影响,利益表达过分倚重官方系统,缺乏广泛的利益输入通道,形成利益表达方面的单一。”[32]李辉山认为:“受现实生活中传统的权力配置机制和体制的制约,如果社会各个阶层民众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实现自身诉求,传统的政治生态系统便无法解决广大民众政治参与需求与现实实践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民众对现有的政治生态系统产生失望情绪,从而增加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33]

   (三)传统腐朽文化浸染

   1.“官本位”特权思想根深蒂固。王孙旺指出:“由于长期专制主义的影响和当前民主制度的不健全,官本位的思想在一些官员头脑中根深蒂固。一些官员以追求权力最大化为从政的最终目标,在日常生活中以享受权力为最大荣耀,以炫耀权力为最大快乐。在这样的价值观指引下,官员的行为必定滋生不正之风,败坏社会风气,污染政治生态空气。”[34]乔丹认为:“‘官本位’这种消极的封建糟粕文化是我国政治生态出现问题的一个深层次原因,一些党内领导干部工作中的思想意识形态深受其害,头脑里深藏着‘有权有钱、升官发财’的封建陋习,这种政治行为及作风与党内政治生态发展观点背道而驰。”[35]

   2.圈子文化和码头文化源远流长。柴宝勇认为:“传统社会的码头文化由来已久,历朝历代都不乏‘结党营私’之群、‘朋党帮派’之斗、‘玩权弄党’之祸、信奉码头文化的人以利益相交,极力维护少数人的利益。”[36]陈朋认为:“当前,破坏、污染政治生态的因素纷繁复杂;而圈子腐败是污染性最强、影响最直接的因素。从十八大以来查处的一些典型案件来看,一些官员落马大多同编织、运作各种圈子进而利用圈子大肆滥权有关。对于个人,圈子腐败是终结其政治生命的重要因素;对于党和人民,圈子腐败是破坏政治生态的一大毒瘤。”[37]

   3.人情关系和面子文化推波助澜。江省身指出:“由于各种人情关系,导致公职人员背负极重的人情负担。三亲六故的繁杂琐事不仅挤占了公职人员的工作时间,而且不断蚕食与腐化公职人员的信念,最终被人情网络绑架,关系圈中核心人的心态也从无能为力转变为推波助澜。”[38]郑文靖认为:“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党政部门和党政干部要保持独立性是比较困难的,人们办事的依据很大程度上掺杂着人与人关系远近亲疏的感情因素。”[39]

  

   四、关于政治生态建设的路径研究

   (一)党内政治制度维度

   1.确定政治生态评价标准。郭伟认为良好政治生态的集中表现是“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40]王合清指出生态系统是否健康至少要达到三条标准:“一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权巩固,组织架构稳定可持续。二是党员干部干事有激励、有保障,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三是在这个系统中,通过大家的协同配合、各尽其职,整体战斗力不断增强,能够保持其先进性和纯洁性。”[41]王习贤认为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态应包括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党内高度团结统一、大批优秀的党员队伍。[42]

   2.加强制度建设,破除潜规则。刘云山认为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必须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首要的是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重要的是严格遵守党章、还必须严格执纪。切实维护纪律规矩的权威性和严肃性,通过强化纪律的刚性约束,推动政治生态不断改善。”[43]邓志宏从公权异化的角度指出:“在公权力隐形异化阶段,制度治腐至关重要。首先,在触犯了现有纪律、规矩、公法的情况下,必然要受到惩治和制裁。其次,应尽可能周全和穷尽地治理各种异化情况。再次,制度需要跟进反腐形势动态更新和完备,要分清楚发生异化的主体责任轻重,甚至应界定清楚主动腐败和被动腐败的情况和量刑。最后,制度治腐还要建立配套的支撑体制,要在制度上体现出腐比不腐更加受损,不腐比腐更有价值。”[44]

   3.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孙立樵认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为此,要尊崇党章,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45]刘先春指出:“党内政治生态的恶化通常和娱乐化、随意化、庸俗化的党内政治生活联系在一起,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过好组织生活,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推动党内政治生活规范化、制度化,才能真正发挥党内政治生活的作用,增强党内政治生态的自我净化功能。”[46]

   (二)政治文化维度

   1.加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鲁彩荣认为:“要铸牢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信念,一是抓实理论武装工作、二是抓实党性教育、三是抓实党员的日常教育、四健全党内各项学习制度,确保党内各种学习、教育的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47]王雪梅指出:“坚定共产党员理想信念,还需要发展积极健康的政治文化,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48]

   2.加强建设、培育和弘扬主流文化。禹辉映认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旗帜鲜明讲政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就是要求全体党员必须始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树立正确的大局观,做到自觉认识大局、服从大局、维护大局;必须坚决维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必须向党中央、党的领袖、党的决策看齐,自觉做到不偏不离。”[49]刘先春、敖小茂认为:“一是加强党内主流文化建设,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要根据时代进步不断实现党内主流文化的与时俱进,增强党内主流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论说服力和实效性,弘扬主流价值观,使党内充满正能量。二是培育党内道德文化,在党内坚持以优良家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社会主义先进道德教育全体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增强党员干部的道德自觉性和道德责任感。三是弘扬民主和法治理念,培育党员干部的民主精神和法治精神。”[50]

   3.大力加强公民意识教育。靳志强认为:“在现代法治条件下,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有助于培养人们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的规范或规则的心理认同和理性自觉,有助于增强维护自己与他人正当诉求的意识,提升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51]熊光清认为“党和政府应对公民的民主意识进行积极引导。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民主意识在推进政治改革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进行正确的民主意识宣传与教育,使公民树立正确的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另一方面,培养民主意识既要吸收国外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和有益的政治文明成果,又要立足中国国情,培育适应中国政治发展和民主政治要求的民主意识。”[52]

   (三)政治生活维度

   1.坚持选人用人正确导向。牛君认为正确选人用人是改善政治生态的风向标。“当前,遏制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违规提拔等选人用人问题上的不正之风,关键在于严格执行‘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选任标准,严格按照‘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干部选任导向。”[53]刘静认为要正确选人用人,就要“严格执行党章规定的干部条件和好干部标准、严格按照程序选任干部以及严格实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54]

   2.以反腐败为契机净化政治生态。王恩江主张:“以反腐败工作推动政治生态建设的首要之义在于建构政治系统的秩序观和价值系统。其次,打通系统内部各个部分正常的能量交换渠道,使整个政治系统协调发展。再次,清除腐败文化,建构良好的政治文化。最后,通过推进反腐败工作形成确立制度性长效机制,为政治生态建设提供基础性制度平台。”[55]祝福恩指出:“坚持以零容忍态度、猛药去疴的决心、刮骨疗毒的勇气推进反腐败斗争,使反腐没有特区、没有特例,让政治生态得到有效净化和优化。”[56]

3.畅通公民政治参与渠道。李杨认为:“在现行体制内建立一套规范化、程序化、定量、定期、公开、有效的利益要求表达渠道以及反映这些利益要求的民意表达机制,允许不同的利益要求和意志通过合法渠道进行表达同时健全利益整合机制,构建和谐社会利益分配系统;否则,一部分利益群体成员就可能从体制外寻找利益表达的途径和渠道,这不仅会威胁到整个政党体制的稳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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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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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9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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