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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

更新时间:2006-12-04 16:11:37
作者: 李煜  

  

   本文尝试提出一个代际教育不平等传递的理论分析框架,强调教育不平等产生机制、具体制度设计和社会状况背景三者间的联系。研究发现,恢复高考后,家庭教育背景成为改革初期教育不平等的主要原因;1992年以后社会分化加剧,教育体制受市场化的冲击,家庭阶层背景的效用显现,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转变为资源转化与文化再生产双重模式并存。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管理阶层的资源优势正逐步转化成其下一代的教育机会。如果这一进程得以顺利延续和扩展,那么社会分层结构很可能将因此而日益趋向固定化。

   关键词:教育获得;制度变迁;教育不平等

   作者李煜,1969年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200020).

   *感谢我的导师边燕杰教授提供了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资料。本人从边教授的精心指导中受益匪浅。另外,本文的一些观点直接得益于与刘精明教授的多次讨论,李路路教授对初稿的评阅对本文帮助甚大。感谢匿名评审人的宝贵意见和指正。当然,所有文责应由作者承担。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由国家教委"211工程"和香港特区政府大学研究资助局"重点研究项目"(CA03/04.HSS01)资助,特此致谢。

  

   教育获得是代际流动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其核心问题是,家庭背景对子女的教育获得具有怎样的作用,其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而这个过程又是如何随社会历史变化而变迁的?布劳和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①「Peter Blau,and O.D.Duncan ,The A merican OccupationalS t ructure.New York :Wiley,1967.」是这一研究传统的第一个里程碑,它确立了以微观视角的家庭资源秉赋理论为主流的解释逻辑,即以家庭所拥有资源的多寡来解释其子女的教育成就。它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社会的特定制度条件和社会结构因素对代际不平等传递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故而对教育获得的研究,需要将其放在一个更宏观的社会历史过程中,以社会变迁的视角才能完整把握社会分层的真实过程及其演变的历史轨迹。

   1949年以来,中国教育制度经历多次变革,从"文革"激进的平均主义到恢复高考,及近十几年来的市场化冲击;与此同时,社会结构也从计划经济下的平均化社会向多元化分层社会转变。这些变迁对教育机会获得有着怎样的影响?家庭背景作用是如何演化的?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程度和机制如何随之而变化?未来发展的态势又会怎样?本文在对已有文献回顾和总结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个代际教育不平等传递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据这一研究框架,描述和分析中国各历史时期教育不平等状况和成因,并以200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对其进行验证。

  

   一、教育获得中代际继承的模式和机制

  

   代际流动是研究一个社会如何将不平等传递给下一代的,其不仅关注不平等能在多大程度上被传递,而且更关注代际传递是如何实现的。在农业社会,不平等的代际传递以"先赋性"直接继承为特征。两种最主要资源——财富和技能,前者以遗产继承的方式传递,后者则通过口耳亲授而子继父业。在现代社会,教育成为代际继承或流动的中介,成为不平等传递的主要途径。一方面,教育是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渠道;另一方面,社会上层利用其各种资源优势,确保其子女获得较多的教育机会。所以,教育在现代社会的流动中扮演一种双重角色:它既是社会流动的动力来源,也是优势阶层实现地位继承的手段。现代化理论乐观地认为,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机会均等、择优录取的"绩效主义"原则将日益盛行,"先赋性"家庭背景因素在子女教育获得和社会流动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小①。「D.J .Treiman ,Indust rialization and Social St ratification.In E.O.Laumann (ed.),S ocialS t rati f ication:Research and Theory f or the 1970s .Indianapolis:Bobbs2Merrill ,1970,pp.207-234.」

   本文的观点是,若探究"先赋"与"自致"效应的此消彼长,应该将其放在特定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状况中,分析社会继承的具体模式和内在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不平等延续的过程和逻辑。具体而言,家庭背景是如何影响子女的教育机会呢?或者说,基于家庭背景的教育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呢?笔者试图提出三种理想类型,以概括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获得的不同影响模式,并讨论它们发挥作用的特征、机制及其所依赖的制度条件和社会条件。这三种模式分别是文化再生产模式、资源转化模式和政策干预模式。

   (一)文化再生产模式

   文化再生产模式是指拥有较高文化教育背景的父母,其子女在教育机会上享有优势。于是,父辈的文化教育水平能在子代得以继承和延续,从而完成家庭的文化再生产过程。实现文化再生产的机制主要有三个:教育期望、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

   教育期望是指父母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其更重视教育,对子女有较高的教育期望,也愿意为此付出更多的代价。而子女也会潜移默化地接受这一观念,自我的教育期望和学习热情也较高。家庭教育背景作用的机制是来自父母和老师的鼓励、督促和影响。其中,父母的鼓励是孩子保持学习热情和取得较好学习表现的根本原因②。「William H.Sewell ,andRobert M.Hauser,A Review of the Wisconsin Longitudinal Study of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Factors in Aspirations and Achievement s 1963-1992.CD E Working Paper ,no.92-01(1993).」

   第二个机制是文化资本。布尔迪厄认为③,「Pierre Bourdieu ,The School as a ConservativeForce :Scholastic and Cultural Inequalities.In J .Eggleston (ed.),ContemporaryResearch in the S ociology of Education ,London :Methuen,1974.」受教育过程是一个接受和传承文化资本的过程,学校本质上是一个承担着教化和传递文化资本职责的社会机构。在这个意义上,较高教育程度家庭后代在获得教育成功的机会上具有先天优势。新近经验研究发现④,「Alice Sullivan,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S ociology.vol.35,no.4(2001)pp.893-912.Nan Dirk De Graaf,Paul M.De Graaf,and Gerbert Kraaykamp,Parental 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in the Netherlands.S ociolog y of Education,vol.73,no.2(Apr.2000),pp.92-111.」文化资本的作用机制主要在于,家庭教育背景好的子女因受家庭文化氛围的影响,会更多进行一些有助于学习成绩的知识学习(如课外阅读等),进而提高学习表现。

   第三个机制是人力资本。教育程度较高的家长有能力对其孩子的学习进行辅导、答疑,并改进其学习方法和技巧①。「J ames A.Coleman ,Social Capital and the Creationof Human Capital.A merican J ournal of S ociology,vol.94(1988Supplement ),S95-S120.」这些无疑都有助于子女的学习表现。

   上述三种作用机制共性在于,家庭文化优势首先转化成子女个人的学习动力、学习表现,进而转化为教育机会。从学习表现到教育机会的转化,需要教育体制遵循绩效原则,确保教育机会分配依据学习表现择优录取。只有如此,这一转化才能顺利实现。否则,文化再生产模式的代际传递之链会就此中断,家庭教育背景的效能也将大大降低。所以,教育选拔是否遵循绩效原则是文化再生产模式得以实现的制度前提。具体而言,入学和择校的筛选过程越是遵循择优录取的绩效主义原则,家庭教育背景对子女升学的作用就越大,文化再生产模式也就越成为教育不平等的主要成因。显然,在该模式下,教育不平等主要体现在不同教育背景的家庭之间。

   父母教育程度越高的子女,其教育机会也就越多。

   (二)资源转化模式

   第二种模式是资源转化模式,它是相对于文化再生产而言的另一种理想类型。在该模式下,家庭将其社会经济资源转化为子女教育机会的优势,从而实现不平等的代际传递。长期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后代教育获得起着重要作用,这一点在广泛的国际比较研究中得到了验证②。「Donald J .Treiman,and Kam2bor Yip,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Attainment in 21Count ries.In Melvin L.Kohn(ed.),Cross2N ational Researchin S ociology ,Beverly Hills,Calif .:Sage ,1989,pp.373-394.」家庭社会经济资源主要指父辈的经济能力、权力特权和社会网络资源等。与家庭教育背景相比,它们是外在的、易变的,更容易受到社会制度和社会状况的影响。

   在现实中,家庭的教育背景与其社会地位、经济能力是密切相关的。但在理论上,后两者对子女教育机会影响的机制完全不同。家庭社会经济资源的作用机制在于高阶层家庭利用占有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势,在升学和择校的过程中减少竞争烈度,将部分竞争者排斥在竞赛之外,甚至垄断教育机会。这一点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直接"排斥和"隐性"排斥。

"直接"排斥主要有两种机制:特权排斥和经济排斥。特权排斥是指在教育制度设计中特别为某特定阶层——通常是权贵阶层——预留了位置。典型例子是特纳所描述的英国庇护流动模式③,「Ralph Turner,Sponsored and Contest Mobility and the School System.A merican S ociological Review,vol.25,no.6(Dec.1960),pp.855-867.」即贵族和精英阶层的子弟从小就进入专门的学校,然后保送到一流大学,从而确保其子女日后的精英地位。经济排斥是现代社会最常见排斥的方式。富裕家庭送孩子进入收费高、质量好的私校,或是居住在"高尚"社区的人们享有品质好的学校④。「Peter Cookson ,andC.Persell,Preparing f or Power :A mericaps El i te B oarding Schools .NewYork:Basic Books ,1985,pp.13-30.」另外,当前升学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一所学校有高、低两个录取线,仅仅通过低录取线的学生需要以"捐助"或"择校费"等形式付出一定经济代价后才会被录取,这在本质上是以经济资源换取教育机会。对于社会下层而言,当接受教育的直接成本已经构成经济负担,就会出现"考得取、上不起"的现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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