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汉娜·阿伦特:为什么我要写《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更新时间:2020-01-27 08:13:58
作者: 汉娜·阿伦特  

   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美籍德国犹太哲学家,曾师从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先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她还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为当代政治哲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上令人瞩目的人物。

  

  

   人们会认为,我们不经意提出的所有一般性问题——只要谈到这些事,比如“为什么恰好是德国人?为什么恰好是犹太人?Total权统治的本质是什么?”等等——在重要性上,都超过了法庭正在审理的罪行(该罪行必须依据被告性格、由法律来定性)的性质问题,甚至还超过了下面这个问题: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屡屡遭遇这种特殊性质的罪行,我们当前的法律体系在多大范围内、在哪些条件下可以胜任“公正”二字?人们会想,这里关乎的不再是一个坐在被告席上、有着独一无二体貌特征的具体的人,而是德意志民族,或者所有形形色色的反犹主义,或者整个近代历史,或者人之本性和原罪,乃至最终,整个人类都在无形中一同坐上了审判席。

   所有这一切常被拿出来说事,尤其被那些非要找到“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艾希曼”才肯罢休的人。如果人们把这个被告当成一个标志,把这场审判当作一个借口,目的是要谈论看似比一个人是有罪还是无辜的问题更为有趣的事情,那么,人们必须得出结论并且承认,艾希曼和他的辩护律师的说法是正确的:他不得不忍受,因为人们需要一头替罪羊,不单是为了联邦德国,而且还为了整个事件,为了这件事促成的结果,为了反犹主义和Total权统治机器,为了人类和原罪。要我同意这些看法,那么根本无须赘言,除非我从没来过耶路撒冷。我过去以及现在都认为,这场审判必须且只能为了伸张正义而存在;我还觉得,法官们在判决理由中强调“以色列国己然建立并且作为犹太人的国家得到承认”,因此这个国家对于他人对犹太民族所犯的罪行有刑事审判权时,他们完全有权援引格劳秀斯——此君曾引用过更加古老的作者来说明,受到伤害之人的尊严和荣誉要求犯罪行为不能逍遥法外。

   毫无疑问,人、案情事实以及庭审本身都抛出了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超出了耶路撒冷要解决的问题。其中的某些问题,我尝试在本书的结语(不再是一份简单的庭审报告)中作出深入探讨。这样做当然还远远不够,我绝对可以想象得到,在洞悉事实后定会展开一场对其普遍意义的讨论;而讨论越是原封不动地就事论事,可能就越有意义。照此看来,本书的副标题也可能引发一场真正的争论;因为就这部报道本身而言,恶可能具有的平庸性只能基于事实、作为无法忽略的现象被提上纸面。艾希曼既不是伊问古也不是麦克白,更远远不具备理查三世那种“成为恶棍”的决心。除了不遗余力地追求升迁发迹,他根本就没有别的动机;就连这种不遗余力本身也没什么罪,他肯定不会杀害他的上司而取代其位置。用大白话说,他只是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同样由于缺乏想象力,他才能够一连数月坐在一位出生于德国的犹太警察对面接受审问,对人家倾吐衷肠,一次又一次解释为什么他在党卫军只干到了中校,说没能继续晋升并不怪他。他对过去发生的事情心知肚明,在对法庭的最后陈辞中,他还说到了“国家对价值的颠覆重估”,他并不愚蠢。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不思考注定他成为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罪犯的。

   而“不思考”跟愚蠢完全是两回事。如果这种事叫“平庸”甚至奇怪,因为你卯足了劲也无法从这个人身上发现魔鬼的深度,那么这也早已不算稀松平常。根本不应如此频繁地出现下面的状况:一个人在面对死亡、甚至站在绞刑架下的时候,除了他在这辈子参加过的葬礼上听到的那些话,他什么也想不起来;而凌驾于这些“溢美之词”之上,他轻易就忘了自己即将赴死的现实。如此的远离现实、停止思考,对一个人造成的灾难可能要比这个人自身具有的所有罪恶动机加在一起还要严重。实际上这是人们在耶路撒冷学的一课。然而这一课既没有对现象作出解释,也没有为之提供理论。

   比这个迄今为止尚不明确的罪犯类型的定性更加令人头疼的,是对犯罪行为的定性。纵然全世界终于达成一致意见,承认奥斯维辛乃史无前例,可是这种独一无二性在政治和法律层面制造了诸多新的范畴,一直都没有得到明确界定。因为这里新近引人的种族屠杀概念尽管一定程度上还算贴切,却不够充分;但种族屠杀并非史无前例,它在古代就是家常便饭,在殖民时代和帝国主义时期得逞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脱胎于英国帝国主义的词汇“行政性屠杀”(英国人有意拒绝用这个表述来维持自己在印度的统治)应该更适用于此案,而且它还有一个优点,可以消除“此类暴行只可能发生在外邦民族或者异端种族身上”这类偏见。

   暂且不说希特勒通过对“患有不治之症者”实施“安乐死”开始公开进行大规模屠杀,日的是用“患有先天疾病的德国人”(心脏病人和肺病患者)来结束这场杀戮;更加昭然若揭的事实是,执行屠杀的原则十分随性,只依照历史数据而定。不难想象,在未来可见的自动化经济时代,人们会禁不住诱惑,对智商在一定水平之下的所有人斩尽杀绝。

   这个问题在耶路撒冷尚未得到充分讨论,因为它在法律上其实很难定义。我们听到辩护词里说,艾希曼只是“最终解决”这台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而以色列检控官却认为,他们能够从艾希曼身上发现那个根植在其体内的马达。对于这些理论,我本人同耶路撒冷初审法院的意见是一致的,认为它们没多大用处;因为整个齿轮理论在法律层面毫无意义,所以任凭你把艾希曼看成多大尺寸的“小齿轮”,根本就无关宏旨。法庭在宣判时自然承认,这样一桩罪行只能由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以国家手段来实施;不过,只要它是一桩罪行——这也是法庭审判的先决条件——那么在对簿公堂之时,这台机器上的所有大小齿轮就自动蜕变成凶犯,变回了人。当被告请求原谅,说自己当时不是作为个人,而纯粹是作为国家公务人员在行动,说任何一个身在其位者都会如法炮制,那么,就好像一个罪犯在引用犯罪数据说明每天每地发生了许多罪行,而他只是按照数据的要求去做事——因为即便你不做,终归是有人要去做的。

   把个人变成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从而对其去人格化,是Total权统治机器的本质,大概也是每一套官僚制度的天性。这对于政治和社会科学意义重大。关于无人化统治,即官僚制度下国家的真实形态,人们尽可以展开漫长而收效颇丰的讨论。只是人们必须清楚明白一点,只有当这些元素构成犯罪事实的条件时,才会影响到法律裁决——就像在对待盗窃案件时,必须考虑窃贼的经济条件,同时又不因此为罪犯开脱或对其处以极刑。的确,借助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尤其是现代官僚制,我们已经普遍习惯把罪犯为其行为应付的责任像变戏法一样变没了,取而代之的是这样或那样的决定论。至于这些貌似对人类行为所作的更加深刻的阐释究竟是否合法合理,仍旧充满争议。然而有一点却不容争辩:这些阐释不可能为任何法庭审判提供依据,若以此作出裁决,那么也是一套极其过时的,甚至可以说陈旧的做法。希特勒说过,有一天,在德国做法官会被视为“耻辱”;他所说的那一天,具体就是官僚制度终得圆满实现的那一天。

   据我的眼力所及,要在法律科学的层面探讨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只有两个范畴可以派上用场。依我之见,二者在这种情况下都存在短板。它们分别是“不受法律制约的最高行动”和“依照上级命令”行事。无论如何,这类事件中的大部分,也只有在这两个范畴内能够被提上辩护议程。

   最高行动理论的基础是,一个主权国家不能对另一个主权国家提起诉讼,因为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而这条论据在纽伦堡就已被证明毫无效力,因为照此理论看来,就连希特勒这个唯一绝对有罪之人也不能被法庭起诉了,而这又违背了人类最基本的正义感。在实践层面毫无希望的事情,从理论上还没有寿终正寝,而人们习以为常的借口(说德国刚好在第三帝国时期被一群犯罪团伙所统治,不能保证他们也有自主和平等权)也没帮上多大的忙。因为一方面每个人都清楚,拿犯罪团伙来类比只在很有限的程度上符合事实,实际上并没有切中要害;另一方面要避免的是,这些犯罪行为是在一个“合法”的秩序下实施的,而这才是这些罪行的真正特点所在。

   假如人们很清楚,在“国家行为”的概念背后其实是国家利益理论,那么可能距离事实真相会更近一步。按照这个学说,既然国家要对一个国家的存在以及保障其存在的法律负责,那么,国家行为也就不必遵循与公民同样的准则。就好比暴力的尺度。法律恰恰是用来消解暴力的绝对统治的,可是为了保证法律的存在,一定尺度的暴力又不可或缺;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存在,一定会被迫做出通常被视为犯罪的行为,而且既不是在战争状态也不是在国际关系当中。即便在文明国家的历史上,类似的犯罪行为也屡有发生。比如拿破仑谋杀昂吉安公爵,或者很可能由墨索里尼本人执行的对社会党领袖马泰奥蒂的谋杀事件。无论是否公正合法,国家利益理论都诉诸紧急情况;而以此名义实施的国家罪行,就算在其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法律体系下属于犯罪性质,却仍被视作紧急措施、受现实政治利益所迫,被视作为维持权力从而保障现存法律制度整体而作出的退让。

   可是,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和法律秩序下,犯罪一直以规则外的例外情形示人,一直“逍遥法外”——因为国家的存在本身就发发可危,而没有哪个国家能反对另一个国家的存在,或规定其如何持存——那么,就像我们刚刚从第三帝国的犹太人政策中学到的那样,原则上具有犯罪性质的国家组织,反过来把非犯罪行为(比如1944年夏希姆莱命令停止遣送犹太人)看成了迫于失败近在咫尺的现实作出的应急方案。此处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样一个组织如何行使自主权?它难道不是靠自己一手遮天破坏了以公民法律为前提条件的平等性吗?平等者之间,的确只是说说罢了?还是相反,要以本质上的公平或平等为基础?或者换一种说法:一边是视犯罪为合法和常规的国家秩序,另一边是把犯罪和暴力视作例外和极端事件的国家机器,这二者能适用于同一个准则吗?

   在所有这些审判处理的鲜活的犯罪事实面前,法律概念究竟有多么捉襟见肘,也许从“依照上级命令行事”看会更加昭然若揭。耶路撒冷法庭详细引用文明国家的刑法和军事法典,来应对辩方提出的论点。

首先被引用的是德国的法律。在希特勒时代,相关条款并没有失效;这些法律全部认定,不得执行公然具有犯罪性质的命令。此外法庭还引用几年前在以色列发生的一起案件。当时的被告是一些士兵。西奈战争爆发前夕,他们残杀了一个阿拉伯村庄的村民。这个村庄位于边境地带,其村民在军方实行出行禁令期间、在对禁令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迈出了自己的家门。遗憾的是,进一步观察便会发现,法庭以这个例子进行驳论,哪只脚都站不住。目前仍须看到,例外和规则的关系本来对于命令接收者辨识命令的犯罪性质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在艾希曼一案中,事情以某种方式被颠倒了:人们恰恰可以用这条论据辩称,艾希曼对希姆菜的命令并没有执行或者执行得不够果断;可是判决书在另外一个语境下却认为,被告因为这一点反倒罪加一等。如果审判引用的以色列军事法庭的论据要求,“一个明显违法命令的标志……应该像一面黑旗飘扬在(命令)上空,充当警示作用,上面写着‘禁止’”,那么先决条件显然是,为了让士兵看出“明显违法”,命令要通过其异常性而冲破一贯遵循的法律框架。在这类事务上,以色列的司法判决同其他国家完全一致。在编篡这些条款的时候,以下情形无疑会浮现在立法者脑海里:一位军官突然头脑发昏,命令下属去杀害另一位军官。每一起正常的法庭审判在面对这种事的时候,都应立即说明,人们期望这个士兵具备的认知不应诉诸良知的声音以及“正义感”——它“深深扎根于每个人心中,只要他还是个人,即便他不熟悉法律典籍”——而是相反,要指望每个人都有能力在规则和偶然发生的例外之间作出区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9925.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