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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文浩:洋溢着中国情怀并超越于中国情怀 ——论费孝通的社会思想

更新时间:2020-01-22 22:55:25
作者: 吕文浩 (进入专栏)  
从社会结构分析来展望中国知识分子的前途,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是否还有前途,要看他们是否能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使自然知识,技术知识,规范知识能总合成一体,而把他们所有的知识和技术来服务人民,使知识不成为一个社会阶级的独占品。也就是说打破这知识成为阶级的旧形态。”[20]总体上来看,费孝通关于绅士与知识分子的这三篇文章,主要是从社会结构分析的角度考察传统士大夫的政治地位与政治意识,希望他们能够摆脱传统社会结构的束缚,积极地以其所掌握的新知识服务人民,而不是去维持其特权地位,并与专制皇权分一杯羹。费孝通对于皇权和绅权关系的讨论还有收入《乡土重建》一书中的《基层行政的僵化》《再论双轨政治》两文。从这两篇文章,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理解他对于传统绅权衰落、消亡的惋惜之情,但他认为中国现代政治的出路并不在于恢复已经失落的绅权,而是以现代的民主和宪政来加强“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

   1947年至1948年是一个战火纷飞、四乡不靖的年头,此时深入乡村实地调查有许多困难,费孝通给自己提出的研究课题主要是,串联历史文献和实地调查材料分析“中国社会结构”。他设想中要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应当注意皇权、绅权、帮权和民权这四种不同权力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可惜的是,当时只是对绅权和皇权的关系进行了一些初步的分析,帮权和民权尚未着手。从已发表的片段来看,我们已经看到这项研究的立意之大、冲击力之强。他没有来得及完成的部分,也就只能留待后人接下这根接力棒,继续深入探讨了。

  

通过政治民主达到经济民主的理想

  

   费孝通对于中国农村的经济和社会都有过深入的研究,但他的视野并没有停留在乡土社会本身。他还是20世纪40年代昆明民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因此上过国民政府特务机关的黑名单,不得不在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寻求政治避难。费孝通的政治行动与他的政治理想是密切关联的。

   在1943年至1944年访美的一年里,除了完成写书的任务以外,费孝通还积极关注美国民主政治的现状。在回国后写的《初访美国》一书中,他流露了对于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经济权力支配民主政治的担忧,认为“在经济权力所统治下的社会,每个人是否还有《独立宣言》中所规定的平等和自由的基本权利也就成了个严重的问题了”[21]。同时,他也高兴地看到二战中美国平民的政治意识慢慢开始成长,在194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罗斯福连任成功的背后,没有人能忽视CIO-PAC的贡献。CIO-PAC是工业组合联会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简称,它虽然不是一个政党,但其政治能量不容小觑,它的口号是“每一个工人投一张票”,主要工作为供给一切人民作政治判断时所需的真实材料,以及派人挨家挨户指导和引起他们对于政治的兴趣。这样就使一般人民能够减少对于财阀支配的公共舆论工具(如报纸、广播等)的依赖程度,而且能够实际去行使自己的投票权。从这里,他预见到平民政治意识成熟必然带来平民政治的曙光。由平民参与民主政治的运作,他看到了由政治民主达到经济民主的可能。对于已经实施多年并将继续实施下去的罗斯福新政,他感到欢欣鼓舞。

   1945年7月,民主政治意识非常成熟的英国人,在丘吉尔领导二战胜利在望、声望达到顶峰的时刻冷静地将票投给工党候选人,使工党再次获得执政的机会,更是令费孝通欢呼,他说:“若是在7月26日朝上还有人向我说他不太明白这次世界大战在人类历史上有什么意义,我可以原谅他。可是到这天午后,英国大选揭晓之后,若还有人这样糊涂我是不能再原谅他了,我想在人类历史上没有比最近的一页写得更清楚的了。页顶的标题是《平民世纪的长成》。”[22]他认为工党的胜利是平民的胜利,平民在苏联、美国、英国相继获得政权,在他看来是平民世纪展开的标志。这种平民世纪的特征,他概括为:“依我的看法,政治民主,每个公民都能用选举票去影响政治,必然可以确立为大多数人民谋幸福的政府,这个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也必然会限制私人财富的无限累积,必然会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程度,于是也必然会走上以社会福利为目的的经济道路,以达到经济民主。”[23]

   就在费孝通为平民世纪的前景倍感乐观的时候,接连发生了一些使他不太高兴的事情。罗斯福去世以后,新政有关的人员差不多都退出了政府,而且“新政”戴上了红帽子;不久,罗斯福的反对党在国会占据多数,反劳工政策跃跃欲试。美国民主政治的这些变动使费孝通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不再有信心,认为它不过是一种掩盖“以财富获取权力”的烟幕;如果民主政治威胁到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特权阶级,他们就会如德、意一样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他甚至觉得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免不了暴力争斗,“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必然的”[24]。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费孝通重访英伦,他着重观察英国工党开始的社会主义试验,工党政府恢复战后生产、保障人民教育及健康权利的种种举措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这一切使费孝通再次捡回了对平民政治的信心,他说:“我又可以相信,如果人肯努力的话,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可以从政治民主的道路上达到的。英国是一个摆在眼前的例子。”[25]回国后出版的《重访英伦》一书记录了当时费孝通对于工党社会主义试验的观察。不仅如此,他还翻译了英国记者霍尔的《工党一年》一书(王康(笔名史靖)帮助他译了最后几章),写了一篇很长的“译序”。不过,这次费孝通吸取了上次对美国平民政治的过分乐观预计的教训,特别注意到英国社会主义政策可能受到美国意识形态战略制约的现实。他明知平民世纪的前途未必光明,但还是不肯放弃这份努力追求的情怀。他充满感情地写道:“历史是曲折的,在短距里是难于预测的。但是一个软心肠的人,不愿意世界不断遭受战争的惨痛、甚至可能毁灭的人,眼睛总是向着光明看,即使这光明只有一线。向光明看的人,还是记得罗斯福在美国所做的一切,所允许给世界的一切,以及他所铺下的道路,我在初访美国时所见到的那一条不必流血而可以达到的自由和平等并驾齐驱的道路。就是这副眼睛,这副心肠,又在世界的另一角里看见了同一方向的努力,同一道路上的伙伴,我这样写下了这本《重访英伦》的小册子。但是我似乎已丧失了两年前的天真,我已隐隐约约看到了这道路上的绊脚石。真如拉斯基教授所说的:暴力革命是可能发生的,但是我们为了文化,总得向避免暴力的方向前进。”[26]

   在介绍英国工党社会主义试验的种种举措时,费孝通采取的是“多取人之长,少说人之短”的策略,因为,“我的心目中无疑的是在我们自己国家的成长”[27]。也正是这种对于民主政治的期待,促使他写下了以故事形式讲述民主国家政治生活一般原则的《民主•宪法•人权——作之民》(1946年生活书店出版),促使他积极参与调解国共内争的民主运动。如上文所述,《基层行政的僵化》《再论双轨政治》与《地主阶层面临考验》等文都是希望以不流血的方式实现民主政治的呼吁。

   战后的几年间,费孝通还利用国外友人寄来的材料,以自己的角度叙述、分析国际政治,写下了大量时评,以至于美国《纽约时报》说他是“中国最杰出的政治分析家”,《时代》周刊称他为“社会学教授和中国最深刻的政治评论家之一”[28]。关于这些时评与他的民主政治理想的关系,是非常值得仔细分析的,这对于了解他的政治思想以及全面把握他的社会思想,都是颇有助益的。

  

结语:洋溢着中国情怀并超越于中国情怀

  

   1937年初春,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校和毕业的同学们,在他们主办的天津《益世报·社会研究》上展开了一场关于社会学研究目的的讨论。究竟应该是“为研究而研究”“为兴趣而研究”还是“为实用而研究”?远在英伦求学的费孝通也写了一篇通信参与讨论。

   此时深受人类学功能学派影响的费孝通认为,文化现象有它的功能,我们自己的研究工作作为文化现象的一种,当然也有其功能;“为研究而研究”不合于功能学派的基本理论,而且这种强调兴趣的研究活动一旦兴趣不驱动了,就可以“为不研究而不研究”了。以“实地研究方法”来分析自己的研究活动,他认为人类学者的责任就是要发现那些一般人并不自觉的文化功能,并以此为实用工具来控制社会变迁。他说:“以我自己说,我是没有兴趣的,也许兴趣是在耕田,但是我明白我的责任,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有功能的,我们自己的大社区中需要着我们这种工作。这种工作直接间接地有关人家的福利。我自己幸而或不幸而受到这训练,我就得担负这责任,有趣味很好,没有趣味也得干,这是纪律,这是成败。若有一个士兵走到一半,忽然没有兴趣去打仗,他可不能随意解甲归田。”[29]他进一步明确地说,人类学者控制社会变迁的根据不是“主义”,而是对于事实的认识。

   对于费孝通来说,社会学或人类学是经由搜集社会事实并加以分析来为认识中国社会、改造中国社会提供根据的一门科学。他一生孜孜矻矻,深入田野,振笔著述,其目的都在于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并积极参与中国社会变革的洪流。这种情怀,和他的老师马林诺斯基教授是很不相同的。马林诺斯基曾在《江村经济》的“序言”里表白“人类学,至少对我来说,是对我们过分标准化的文化的一种罗曼蒂克式的逃避”,这种自嘲在一定程度上也道出这位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报国无门时内心的无奈。这种情怀,和他的同学艾德蒙·利奇也很不相同。利奇曾说:“社会人类学并不是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也不应以此为目的。如果要说它是什么,其实不过是艺术的一种形式。”对于衣食无忧、生活稳定的英国人来说,这种消遣性的智力操练或游戏也无可厚非。[30]可是,费孝通生活在人口众多、生活贫困、社会动荡的中国,他不可能产生马林诺斯基的“罗曼蒂克式的逃避”,也不可能有利奇视人类学为“艺术的一种形式”的悠然心情。“亟拯斯民于水火”的心情,促使他研究农村经济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结构、研究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途径。他对于中国社会的这些研究是有系统的、有步骤的,将其思想脉络梳理出来是我们这些思想史研究者的责任。

   最后,我想就费孝通侧重于社会生活层面的文化研究,从思想史的角度提出它的价值和意义,来作为本文的结束。

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以及中西文化的讨论,在近代思想史上的文献里可以说是连篇累牍,举不胜举。检视这些文献,我们发现它们大都是从文献典籍或思想原则出发进行讨论,这种讨论不能说没有意义,但缺乏对表现在社会生活层面中的中西文化的系统梳理和分析,总不免让人感觉有些“隔”。费孝通的学术训练使他对文化之“洒扫应对”的一面更加敏感,同时又没有忽视政治、经济等势力对于文化生活的深刻影响,因此特色比较鲜明,基础比较扎实,思路也比较开阔。他的《初访美国》以及《美国人的性格》两书对于美国文化所进行的分析,就是对于这种表现于社会生活层面的美国文化的研究。他自觉地认识到,中西文化的讨论应该先做的一步基本的、必须要做的工作就是,“详细地、有系统地介绍西洋文化”;他认为,没有根据事实来了解“全盘西方文化”,就贸然提出“全盘西化”的说法是欠妥当的。[31]同时,他自己对美国文化的初步分析工作,其目的并不完全在介绍“西洋景”,而是希望以此引起读者对于文化和社会生活分析的兴趣,进而能用同样方法去分析中国文化。1945年8月,抗战快要结束时,他写道:“我们对于自己文化的传统,处境和发展方向是必须要有一个全盘清理。[32]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可以说只是在迎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用科学方法把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这生活方式中所养成的观念,一一从我们的历史和处境中加以说明。有了这笔清清楚楚的账才能使我们走下一步时不致再像目前这样的艰难而浪费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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